對于修辭性：敘事批評的旨歸——修辭論轉向下的文學批評范式研究

論文摘要：通過梳理敘事批評的兩次轉向，可以發現，敘事學研究是敘事批評傳統中的一個“典型”，而修辭性是敘事批評的旨歸。當代敘事修辭批評以文本的修辭特性研究為基點，注重批評視野的擴展和方法上的綜合，極大地豐富了敘事批評，但從另一方面看，它也帶來了難以解決的難題。
　　論文關鍵詞：修辭性；敘事批評；敘事學 學術論文發表
　　一、敘事批評的轉向
　　小說的敘事學研究是近些年文學批評的基本范式。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法國的結構主義敘事學因不滿于傳統小說批評的主題學和社會學研究，著力對作品的系統和結構進行科學性研究；但因其只注重作品的靜態結構和共性特點研究，忽略它的復雜性和差異性，而遭到了評論家的批評，因此進入90年代后，敘事批評再次發生轉向，并引起了敘事學研究的新革命，西方有學者稱之為“敘事學的小規模復興”。北京大學申丹教授在《語境敘事學與形式敘事學緣何相互依存》中曾就此問題作過探討，認為有關敘事學的發展學者們一般都持進化說的態度：
　　“要么從結構主義敘事學進化到后結構主義敘事學，要么從經典敘事學到后經典敘事學，要么從結構主義敘事學到文化與歷史敘事學，要么從‘嚴格的形式主義詩學’到‘語境主義敘事學’，要么從形式研究到注重實效的、以性別為導向的、意識形態的‘超越形式’的研究，要么從傳統敘事學到后現代敘事理論。”但“敘事學”這一術語雖然作為對興起于法國的敘事學研究的描述確實有一定的針對性，而使敘事批評發生“偏離”的“主義”或“理論”本身如果也被引入敘事學研究的討論之中，不僅容易引起誤解，而且是比較可怕的。申丹教授曾在論及解構主義與敘事學的關系時這樣寫道：“把解構主義本身視為敘事學的新發展則忽略了二者之問的根本差異：敘事學有賴于敘事規約并在后者的范圍內運作，而解構主義則旨在推翻敘事規約。”因此，厘清敘事學與受各種“主義”和“思潮”影響的敘事批評轉向之間的關系很有意義。
　　眾所周知，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研究對象是敘事語法、敘事結構、敘事視角、敘事時間等等。從學理上說，敘事學主要是通過總結文學敘事的規律，從千變萬化的敘事文學作品中抽象出某種敘事規則，如普羅普對俄國民問故事的結構形態的研究、熱奈特的《敘事話語》對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中敘事時間、敘事頻率和敘事語式的探討，格雷馬斯的矩形語義方陣和列維·施特勞斯的神話研究。這些理論家以語言學研究為前提，以藝術形式為對象，確立了意義穩定的二元對立關系，并進而尋找文學形式構造的內在規律性，或者說，是從眾多個性文本中尋求共性敘事規則。在他們看來，文學的“文學性”就在于形式，無關乎社會、歷史和意識形態等因素。 學術論文發表
　　在尋求對文本進行科學性分析的同時，結構主義敘事學將注意力由文本的外部轉向了文本的內部，或者說拒絕了傳統敘事批評對作品內容的細讀，而開始了對作品形式的研究。同樣，也正是對結構主義敘事學所“拒絕的”拒絕，后結構主義敘事學重新將研究視野轉向了意識形態以及文本外的社會歷史語境。他們拆解了結構主義者提出的建構穩定意義的二元對立關系，強調作品意義的創造性及多元性，認為如果多種主題寄寓于文本的同一敘事模式之中，就表明一種敘事模式不可能只對應于一個主題。進一步看，如果一種模式能衍化出多種主題，那么這種敘事模式并不具有終極性地位，且這種終極性的敘事模式不過是一種純粹的先驗預設。任何一種敘事模式，在不同的文化政治歷史語境中，完全有可能表現出多樣化的意義內涵。
　　從某種程度上講，敘事批評的“外一內一外”轉向從歷時性角度看是一種發展，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講，這種對轉向標準的“內”和“外”選取過分武斷。作品的形式并非如傳統敘事批評所認為的外在于作品，而恰恰是它的內部作品的內容卻時常把意義指向作品的外部。或者可以說，作品的內部與外部之爭，向內或者向外的轉向，只是理論上的口舌之爭，二者之間的對立是從來都不可分的。正是基于此種考慮，筆者認為，敘事學相對于傳統的敘事批評和當代敘事批評是一種“典型的”敘事批評，它在突兀“形式”研究的同時，其他的因素相對淡化了。如果把敘事學影響下的文學批評放置于整個文學批評史，可以看出，傳統的敘事批評在關注文本內外的同時，強調了外部，而敘事學批評則只關注文本的形式，完全忽略了文本的外部(社會語境)；當代敘事批評在意識到并積極更正結構主義敘事學批評中存在的問題的同時，把視野重新聚焦于文本的內外之間的關系。戴衛·赫爾曼曾指出，當前的敘事研究“最根本的轉換是從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移到形式與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視故事的文本，也重視故事的語境。籠統地說，敘事理論家們的重點越來越集中在這一點上，即：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并不由其形式決定，而是由敘事形式與敘事闡釋語境之問復雜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因此，核心問題是故事的策劃方式及其所引導的故事處理策略之間的相互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結構主義敘事學是對文本形式的單向度強調，而當代的敘事批評并不完全排斥它關注的敘事模式在文本中的呈現，而是在繼承結構主義敘事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更關心敘事模式在具體的文本語境中的特性。它不僅全面轉向敘事語境和闡釋語境，更將敘事研究與其他相關新興學科結合起來加以考察，使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多元時代，從而大大拓展了敘事批評的生存空間。因此可以說，敘事學研究只是敘事批評傳統中的一個“典型”，而兩次的批評轉向是敘事批評發展的必然。
　　二、修辭性：敘事批評轉向的旨歸 學術論文發表
　　在敘事批評的“外一內一外”的轉向過程中，敘事的修辭性是一個相當有價值的論題。尤其是自上世紀中葉以來，敘事批評的修辭性研究幾乎成了文學評論界的一門顯學，如韋恩·布思的《小說修辭學》、西摩·查特曼的《敘事術語評論：小說和電影的敘事修辭學》、米歇爾·卡恩斯的《修辭性敘事學》及詹姆斯·費倫的《作為修辭的敘事》等都提出過這種修辭性敘事觀，他們在堅守“敘事學”基本觀點的同時，積極地把修辭學引入敘事批評，采納從女權主義到精神分析學、從巴赫金的語言學到文化研究等其他理論流派的典型觀點，并整體形成了“敘事修辭學”研究的大語境。
　　但追根溯源，“在某種意義上說，修辭批評可以融人文學批評，文學批評也可融入修辭批評，而二者都可以融人某種形式的文化批評”。這里，因為文化轉向對文學批評的影響不是本文重點，因此不再展開。但文學批評和修辭批評之間的關系卻是比較久遠的。或者說，文學批評的最早形式是修辭學，而且從古代社會到19世紀一直是批評分析的主要形式，它主要考察人們為了達到某種效果而建構話語的方式。伊格爾頓在《文學理論導論》中也曾就此問題進行過探討，認為對于許多評論家來說，為了反對文學批評的形式主義，敘事批評需要一種新的修辭批評，即把整個社會的話語實踐作為人類相互作用的一種形式，視之為歷史和文化的構成、倫理和哲學思想的體現，且“作為活動的形式與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較為廣泛的社會關系是分不開的”。詹姆斯·費倫更是直接提出，“修辭是作者代理、文本現象和讀者反應之間的協同作用”。具體提出敘事修辭批評概念的是瓦特·菲希爾，他認為敘事修辭批評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個解讀和評估人類文化交流的方法，是人們能夠評判、斷定某種具體的話語是否給人們在現實世界中提供了一種可靠的、值得信賴的、實用的思想與行動指南”。回顧敘事的修辭特性在文學批評中的作用，可以知道，修辭性其實直是評論家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