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受活》的政治憂患意識與道家思想滲透

　　論文關鍵詞：《受活》　憂患意識　無為思想
　　論文摘要:“小國寡民”式的受活人因為外面“回全人”的粗基統治而將“烏托邦”的夢想擊碎，閣連科在看似荒誕的小說《受活》中，寄予了滿腔深情的憂患意識和無可奈何的道家“無為忍想”的選擇。
　　閻連科在完成了一系列類似自傳的鄉土小說之后，開始轉向形式和內容的突破和創新，很顯然受西方小說手法(如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開辟了全新的文體樣式，如《年月日》、《耙褸天歌》、《日光流年》、《堅硬如水》等一系列作品，它們無一例外地以荒誕的外衣包裹真實的內核。許多非現實的幻想并沒有削弱文本的真實感，撥開層層隱喻的迷霧，我們看到作家清晰的優患意識，對人性和人的命運的深情關注，《受活》也不例外。此外，厘清《受活》的深層意蘊，我們不難在文本中發現中國傳統思想，如道家思想的滲透。
    透過《受活》荒誕的表相，我們看到是歷史事實的影子。從文本提供的社會背景來看，和《堅硬如水》一樣，同樣具有荒誕色彩的“文革”這一史實無疑是文本書寫的中心布景。然而與直接批判和控訴這一政治災難的其他作品不同，作者顯然運用了現代的寫作手法，以“文革”這一特殊政治形式，隱喻式地將作者的政治優患意識和道家的“無為”思想滲透其中。小說“體味在特殊時代強勢政治文化擠壓下，卑微、屏弱、渺小的生命如何生活的”。與《堅硬如水》充斥著大量的文革話語的黑色幽默不同的是，《受活》是以看似荒謬的故事來圖解作者深層的政治優患意識。
    和以往閻連科小說中觀照的只有貧癮和苦難的農村不同，地處耙摟山脈深溝偏僻的受活村，先前卻是別具一格的“天堂地”。(“受活”在北方方言里本身就是活的意思)雖然一村幾乎全都是殘疾人，可這里“土肥水足，旱有水澆之平田，澇有排洪之坡地，人們無論何樣殘缺，只要在自家田地上勤耕勤作，每年東不豐收西豐收，每年都有吃不完的糧食一農忙農閑，莊人都在田里，一邊勞作播種，一邊悠閑收成，日子過的散淡而殷實”，“其特點就是自由、散淡、殷實、無爭而悠閑”。(《受活》)與世隔絕的受活村宛如桃花源一般，人們雖然殘疾，但是卻豐衣足食，怡然自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受活村人生活在這種貼近自然的理想狀態，因為地處偏僻，“連一絲風都吹不到”，“外面世上殘疾的走進來，里面世上的圓全人又都走出去，幾百年來就這么過去了，卻還沒有哪個郡、哪個縣愿意收留過受活莊，沒有哪個縣愿意把受活規劃進他們的地界里”，“受活是這世界以外的一個村落呢”。’(《受活》)正因為這樣，受活人生存在政治統治之外，沒有兵炙之災，沒有重賦的壓榨，沒有暴庚的侵占，過著比外面“圓全人”(小說中對健康的人稱謂)更太平、安寧的日子。(竺花嫂坡也是理想社會的意象)。
    在老子描繪的理想社會里，人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子》八十章)民風淳樸自然、真質恬淡，遠離喧囂的塵世，“擊壤之風”猶存舊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老子小國寡民思想就是“無為而治”才能達到的社會理想，是針對春秋戰國時期統治者戰事頻仍、對老百姓橫征暴斂而提出的。“‘小國寡民’是老子出于對現實不滿而在當時散落在農村生活的基礎上所構幻出來的桃花源式的烏托邦這種社會理想是完全復歸到文明開化以前的狀況。所以盡管“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帶有農業社會的封閉性和消極性，是老子對社會弊病、道德墮落和道德危機的憤激之詞，可是老莊的“無為而治”卻不失為針貶政治的良方。“無為而治”是道家政治倫理理論的核心思想《道德經》中多次出現“無為’一詞，·無為”和“無不為”是老子眾多辯證法概念里的一對，“無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恰恰相反，而指“無不為鉀，”為無為，則無不洽，(第三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第三十七章)。“無為，，按陳鼓應的說法“一是指順任事物之自然，一是指排除不必要的作為或反對強作妄為。個無為，的為是指“妄為”，“無為”就是順應自然、社會的規律去做，從而達到“無不治”的效果。判斷有為還是無為的標準不是為或不為，而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去為。王安石在《老子注》中說:有為無所為，無為無不為從效果上來說，那種違背事物發展規律的“有為”，是不會有什么好結果的，而順應事物發展規律、毫不費力的“無為而為仲，則無事而不成。老子更多地將這種思想植根于社會政治領域，“無為”的行動者多指治政者。“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第五十七章)“道常無名，樸雖小，夭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夭地相合，以將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斤，(第三十二章)·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第三十七章)政治上，老子主張統治者以“好靜”、.無事”、“無欲”來統治百姓。“治大國，若烹小鮮仲。(第六十章)王弼注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治理國家就好比煎小魚，不能多攪動，否則魚就會爛。而莊子的“在”、“宵”也指順應自然。這種統治方法是統治者因任自然，對百姓不要橫加干涉、滋事攪擾，不要強作妄為、肆意伸張自己意欲，聽任百姓自我化育、自我富裕、自我發展.就會形成老百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風俗淳樸真質的理想之國。
　　小說一開頭，作者就虛構了這樣一個荒謬的場景;在這個偏遠的、住著全是殘疾人的小村落，六月天下起了大雪，令人想起了竇峨死前的語。這預示著本來樣和的村莊將受到的災難。那么這個神話般的理想社會模式如何變得破碎不堪，這種致命卻似乎是不經意的傷害來自受活村以外的世界。文本揭示的正是這外來的力量，即統治者逆規律的“有為葉，無情地撕破了這些殘缺人的美夢，給這個封閉然而寧靜和諧的村莊注人苦難的毒液，扼殺了受活人平靜而自足的生活狀態。受活村的“天堂”日子的橙滅，宜告了“小國寡民”式的社會理想破滅的必然性。閻連科在文本中剖析其深刻的根源，正是老子所告誡統治者不要對百姓“妄為”.這種“有為’成為罪惡的淵蔽。
　　《受活》選擇深具荒誕色彩的文革作背景，反思這場給中國人民帶來無以估量的災難的政治浩劫，老子所說的當權者對民眾的蠻橫的“有為’，不正是這場悲劇重要原因嗎，我們且來看看《受活》中.當權者是如何“有為”的。
　　其一，“人杜”。為了讓受活村與外界溝通，不被外界遺忘，曾經參加過革命的的受活村領袖茅枝婆吃盡千辛苦使受活村“人社”(加人人民公社)。可是“人社”使受活人受盡了“黑災”、“紅難”、“黑罪”、“紅罪氣茅枝婆自己被當作地主受虐待。人民公社不根據實際情況，強迫都是殘疾人的受活人修梯田，不僅死了不少人，而且對生產毫無益處。更慘無人道的是，在天下一片大饑災的歲月，豐收了的受活村被外部的圓全人以革命的名義洗劫一空，受活村因此餓死了許多人。茅枝終于醒悟過來:.我不革命了，我茅枝只要還活著，我咋樣讓咱受活人了社，我就死也要讓受活還咋樣退了社。”(《受活》)不過，退社同樣不是件容易的事。經歷了漫長的退社史，最后茅枝婆以同意組織第二批受活殘疾絕術團為交換條件(而柳縣長組團是茅枝婆一直反對的)，換來縣里下發的文件宣布受活村不再受任何縣管轄。文件的內容同樣耐人尋味:“受活莊全體莊民的戶口和身份證予以收繳和注銷”“受活莊無對其他鄉縣有任何社會義務可以履行，“縣行政區域地圖中再無耙樓山脈中的受活莊……《受活》)，文件承認受活作為獨立個體而存在，完全退回到原來那種不受管束的“小國寡民”的自由狀態。當退社愿望得以實現時，茅枝婆終于滿意而死。
　　如果說茅枝婆帶領受活人人社給人們帶來苦難，是當權者的妄為，至少她的動機是為了受活人的利益，最后也清醒地認識錯誤，并在柳縣長組團時對之一再阻撓。而受活人在人社后經歷的苦難，更多地來自受活以外的強權。大躍進時期的鐵災，國家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整個社會處于一種狂熱之中，鬧劇式的革命不僅僅讓受活村人吃盡苦頭，全國上下更是一片混亂。這種人災究其主要根源，正是由于統治者的不按自然和社會規律的蠻干，正是由于統治者瘋狂的好大喜功。
　　其二，“組團”。把受活村有絕技的殘疾人組織起來，成立絕術團到外面的世界去演出掙錢。柳縣長的這一“政績’如果單純地建立在為老百姓脫貧致富的初衷上，不管失敗與否，他都是為人稱道的父母官。可事實上，這只是實現他野心的一部分，背后真正的目的是籌錢去俄羅斯購買列寧遺體實現他被萬人崇拜的夢想。可事與愿違，受活村殘疾人掙的錢被詐光，購買列寧遺體計劃也因上級不同意而落空.柳縣長因此也丟了烏紗帽。
　　閻連科說:“他(柳縣長)所有的行為都是對革命的莊重性的否定和嘲弄·…我們的政治體制，必然會培育出這樣的人物。我以為這是‘某種革命的必然性’……是異化人和體制相互結合、相互作用的結果。.內當權者的政治行為關系到他權力統轄內的百姓命運，這樣的體制賦予當權者至高無上的權力。柳縣長膨脹的政治領袖欲望牽引著他的政治行為，可以想象，對于這種“異化人，爭做出政治荒唐干涉之舉，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老子認為，貪欲必須滌除“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弛騁敗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第十二章)“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第三章)做人特別是統治者不能利欲熏心，要絕圣棄智，民利百倍一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優”，(第十九章)所謂“圣”、“智”是與自然和純真相悖的。統治者若是去機巧、黔滑，存真樸、誠實，民風才會趨于淳樸，社會才會安定。這是道家的。無為而治內容的一個方面。其內容概括起來包括君道無為，和“治國無為”，所謂君道無為，就是指君主遵循無為而治的原則，清虛自守，卑弱自持，做到去私立公……治國無為即是指國君及整個國家的統治者都能從國與民的血肉聯系出發，自覺地將服務人民、維護人民的生存權益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貴，不擾民，不欺民，制約自己以按人民的要求處理政務。做到君道無為，就要杜絕智巧貪欲。我們以此與《受活》中的一些人物私欲作一個比較，會發現閻連科旨在揭示人性的貪婪也是導致.天堂地毀滅的另一重要原因。無論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極端的權欲和物欲是應該摒棄的，因為它們是人與人關系和諧、社會安定的障礙。閻連科所要表現的與老子思想不謀而合。這種貪欲概括起來主要是人物對權力和金錢的頂豐膜拜。
　　其一，權欲。閻連科在以往小說中，明顯凸現人物的權力欲望，《受活》也不例外。他曾在訪談錄中說:因為自己從小生活在鄉村的最底層，對村干部有一種敬畏感，這可能使我對鄉村的政治結構有一定了解而形成一種崇拜心理，它可能會成為我作品的村落文化非常大的一部分。有人類以來，與之相伴的就是權力的存在，這是文學一個永恒的話題.你從小對權力有一種崇拜，你就不可能不表現這個主題。《受活》中的柳縣長對權力的欲望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這個從小在社校長大的孤兒，在其做社校教師的養父彌留之際，得到養父的饋贈—“敬仰堂”內滿屋子的政治類書籍和一張設計他人生奮斗的圖表。他果不負養父厚望，利用養父曾經建立的社會關系，一步步爬至縣長的位置。如果柳縣長的權欲成為他的人生奮斗動力，也是無可厚非的，可他內心對權力的向往到了頗狂、變態的地步，一些行為甚至讓入匪夷可思:敬仰堂內將自己的像掛于一張張偉人像前;籌積資金打算去蘇聯購買列寧遺體;為了使老百姓如神一樣敬仰他，講話要掌聲，施恩要老百姓下跪;甚至在列寧水晶棺材下面偷偷埋著他為自己準備的水晶棺材并且用金字刻上“柳鷹雀同志永垂不朽”。希望別人對作為領導者的自己的個人的膜頂崇拜，是柳縣長的終級追求。對這樣一個人物，閻連科稱之為“濃墨重彩的漫畫人物”:“說到柳縣長這樣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其實可以處處找到他們的影子。對那些執政掌權的人，你仔細去分析，去研究，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以革命為幌子，而所要達到的目的，卻是絕對個人的私欲的。比如說欲望，他們執政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某種欲望，可他們的言行.卻永遠是以革命的名義和人民的名義。柳縣長這個人物，從表面上看，是夸張、放大、漫畫化。但從深層說，是另外一種逼真，是另外一種真實。嘴“天堂地”受活村的毀滅與柳縣長的欺世盜名、沽名釣譽是不無干系的，對人性的弱點以及將這弱點對理想社會的危害加以揭示，這一點上，可以說閻連科與老子思想是相一致的。
　　其二，物欲。受活村的年輕一代為了掙錢，將道德拋置腦后，外出打工甚至以賣淫或盜竊作為謀生的手段。當茅枝婆竭力要退社時，他們并不支持，因為退社會妨礙他們外出掙錢。殘疾絕術團演出成功所賺的錢被洗劫一空。先被上面的干部又偷又搶，后又遭到開車拉道具的司機的敲詐勒索。他們一伙把受活人反鎖在列寧紀念堂內，不僅詐光所有的錢，還使他們受盡凌辱，讓人看了觸目驚心。’人性的丑陋在金錢面前暴露無疑。金錢使他們喪失了作為人應有的道德準則，為了獲得更多的錢而不擇手段。
　　閻連科的政治憂患意識立足于這小小的受活村，外面的世界帶給這個偏僻村落的是如洪水猛獸般的無盡的災難，所以，他仿佛寧可關上這扇門。這是否是閻連科對人類社會思考的無可奈何的選擇，還是如道家先哲一樣內心充滿憤慈的憤激之辭，閻連科似乎已經給了我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