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化現代性的哲學解讀

論文關鍵詞：先進文化　工具理性　價值理性　儒學　共同價值
　　論文摘要：文化現代性就是指要以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為主導，以民族文化為本位，保持中國儒學文化所蘊涵的穩定性、延續性和包容性，學習西方的理性精神，把握真、善、美的理性認知方式，直面全球背景下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反思現代人的實踐行為和思維方式，拯救現代人心中的困惑、彷徨與焦慮，使東西方文化從差異逐漸走向融合，這也正是筆者所要探討的問題——對文化現代性哲學解讀之意義所在。
　　馬克思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靈魂，是我們黨的根本指導思想，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最本質的體現，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先進文化，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是認識和指導社會發展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決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性質和方向。之所以把先進文化稱之為和諧文化，表現在其價值取向是有利于全人類和諧與可持續發展，使人們在心靈自由、身體健康、財富均衡分配等方面獲得最大滿足，最終實現多民族、多文化相互尊重、和諧并存而共榮。要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人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轉化為人民的文化自覺。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只有用一元化指導思想整合和引導多樣化的社會思潮和文化建設，才能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和諧文化是全球經濟、政治發展的基礎和支撐，可以說，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就是文化現代性的一根“紅線”。
　　一、問題的提出
　　19世紀，曾經有所謂“世紀末的悲哀?籠罩著現代人的心靈，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批判對人性的異化，把探尋人類共同的精神出路作為主旨，建構真、善、美之統一的人類精神境界，實現人類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馬克思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正是對人的“單面性”的超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現代性的主體，就是強調人的尊嚴與自由，肯定人的主體地位，讓人以主體姿態面對整個世界，在現實生活中，通過創造、享受、內化人類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公眾話語”，來真正得以實現。人就是通過生活世界，自覺選擇實踐環節來實現人的需要和滿足，從而成為全面而自由發展的人。
　　隨著實證科學的泛化與技術統治的深入，人們的追求集中在對物的占有與消費上，“物”成為衡量人的唯一標準，人越來越被程序化了。因此，人的期望以及某種意識被深深地解構了，人所扮演的角色，在一種“物是人非”的境遇中，人就變得“無能為力”和“力所不及”了。道德淪喪、文化藝術商品化、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功利化等現象比比皆是，因此導致人們表現出對處境的擔憂、對前途的彷徨，特別是對喪失未來可能性的顧慮、焦灼。所以，只有上升到文化的層面，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
　　二、探尋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淵源
　　縱觀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區別，還要追溯到人類的發展形成時期。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的形成主要是源于東西方自然環境及地形地貌的差異所決定的。翻開地圖可以清楚地看到東方的河流基本都是東西走向的，在河邊及附近居住的原始人類，不能隨動物的遷徙而奔走，一年要面對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為了生存，為了繁衍后代，開創了鉆木取火，以及神農氏的谷物等植物的種植技術，從而出現了以農耕文化為主的生活模式。由此靠感覺和經驗來判斷的方式，自然就成為了東方人賴以生存的思維方式，為此出現了東方古代科學的盛行與發展，奠定了東方文化的感性基礎。而西方的地貌大多是南北走向的河流，在一條河流上會同時跨越一年四季的氣候與溫度。古人類可以在不遠離河流的地方進行狩獵，以滿足對食物的需求，而且動物的遷徙也不會遠離河流，所以，古人類就會隨著動物的遷徙而發展成為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如何精準地捕獲獵物成了他們思考與創造的契機。因此，嚴謹的科學觀念和理性思維自然就發展成為西方文化發展的根脈，成為西方文化發展的淵源。最終決定了西方的理性基礎。隨著人類科技水平的不斷更新與發展，使得東西方的交流越來越頻繁，而在生存問題得以解決之后，東西方的差異也自然在縮小，東西方文化的發展也越來越走向融合。
　　三、從“儒學”來解讀文化現代性
　　談文化現代性，就要探討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探尋人類的精神出路，追究人生的動力與意義的來源。而中國的儒學文化的穩定性、延續性以及包合性，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從中國百年思想史來看
　　中國百余年的歷史與當今的“現代性”觀念是不相吻合的。中國試圖以迅捷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為了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歷代仁人志士殫精竭慮、上下求索，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自我完善的折衷方案遭到否定。在文化啟蒙運動中，竭力強調中國的儒學文化不能解決日益具有全球色彩的現代化問題。尤其是科技問題，因為儒學文化最核心的價值體系中，幾乎沒有科技的一席之地，而科技正好是侵略與反抗的“工具”，所以人們對儒家的治國方略抱著一種全盤否定的態度。因此，中國人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放棄了自己一向賴以立身行世的價值標準，事實上并沒有就此獲得成功，反而遭到日本帝國主義國家不同方式的侵略，這也正是主體價值喪失的結果。

(二)從中國現代化的文化進程來看
　　中國儒學文化在20世紀8O年代中期曾一度被批判，中國到底是向傳統文化尋根，還是轉向西方?因為當時很多知識分子認為，中國之所以不能很快進入現代化國家之行列，就是因為中國儒學文化“有問題”，直到李澤厚的《中國近現代史論》一書的出版，讓人們在理性思考中對中華民族的文化有了一個新的認識，而且也直接影響了2O世紀8O年代中國大陸的思想啟蒙運動，
　　(三)從現代人的生存狀況來看
　　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人的獨立性越強，人與人的依賴性也越強，因此決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他人于不顧。人類在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候，接踵而來的便是精神危機，當我們在享受豐富的物質生活的同時，精神上的缺失感反倒日益嚴重。這正是價值理性匱乏的集中表現。所以迫切需要一種文化的支撐，讓人們心靈上得到充實，讓人們時刻感到自己是社會中有價值的一分子，是家庭成員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而學會尊重生命。
　　四．從韋伯的“祛魅”來解讀文化現代性
　　按照被稱為“歐洲近代文化之子”的韋伯的觀點來看，文化現代性就是世界的“祛魅”，是宗教世界觀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產生形成過程。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指出，新教和傳統的宗教是不一樣的，因為傳統的宗教禁錮人的精神，而新教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建立了世俗的生活，恢復了人的本性。所以，只有打破了人類數千年來習以為常的傳統制度和行為，才能夠進入到“現代”的境地，而傳統主義不允許任何創新的嘗試，所以也封殺了進步的可能性。在韋伯看來，人們在思想行動上不僅僅是一種物質利益的計算，他認為只有在西方，尤其是中古時期的歐洲，理念上的因素以“宗教”最具有代表性，它就是一個“底版”，是現代性的根基，并且能夠產生實際的力量。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不能只用經濟的原因來解釋，西方的某種“精神氣質以及人的個性化起了關鍵的作用”。按照韋伯的觀點，現在的“道德觀”是從宗教信仰中發展出來的，它借助于科學經驗，獲得了自主規范性，而其中的根本，是西方獨具的理性精神。從韋伯社會學的角度來審視，所謂的現代性是一個不斷分化的歷史進程。在世俗和宗教事物被加以分化之后，社會的與文化的事物也逐漸分離開來。韋伯表述為經濟、政治、審美、等諸多價值領域的分化。
　　關于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從宏觀意義上講，工具理性是國家現代化的標志；從微觀上講，它是對人性的抹殺和對自由的威脅。而價值理性關注人的總體性，即人的命運與尊嚴。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就象一體兩翼、一車二輪，如果一旦工具理性占據主導地位，人自然就會陷入一種依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應該彼此互為前提地共存于同一事物之中，是同一事物屬性的兩個方面。但是，從啟蒙理性發展到經典理性，二者的距離越來越遠，只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視價值理性。韋伯把他所處的時代定位為“可計算性”，人們把一切關系變成了達到贏利目的的手段，完全喪失了價值理性。理性的片面化帶來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人性的危機”，從根源上說，現代性的本質規定是主體性，可以說，現代性的危機是主體上的危機。主體自身的缺失，即人并未真正成為自身的主體，也可以說，主體性原則出現了缺場，如果達到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的效應，那首先必須建立在“人為人自身立法”的基礎之上。
　　人作為主體，那么支撐人的隱性力量也就是文化的力量。經濟的單方面發展越來越成為了一場精神上的災難，是人類生活質量不斷降低的最直接的表現。因此，文化現代性必須以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為主導，以民族文化為本位，保持中國儒學文化所蘊涵的穩定性、延續性和包容性，學習西方的理性精神，把握真、善、美的理性認知態度和實踐行為方式，直面全球化背景下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反思現代人的實踐行為和思維方式，拯救現代人的困惑、彷徨與焦慮，使東西方文化從差異逐漸走向融合。這也正是對文化現代性的哲學解讀之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