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民族文化之魂--大眾傳媒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任務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把“構建和諧社會”作為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建構和諧社會的理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自然延伸，是適應當前時代發展趨勢和我國國情重要的思路調整，順應民心，撥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心中最敏感的弦，當然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共鳴。作為與社會有著緊密聯系、作為黨和政府一個重要橋梁的大眾傳媒與傳播研究，要主動介入，深入理解和詮釋“和諧社會”內涵，明確自己在建構和諧社會中的位置和中心任務。
　　當前已有部分的理論文章和媒體實踐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探討了媒體與建構和諧社會的關系。但大部分是從媒體的功能或者具論的角度出發討論媒體的角色和任務。有論者從美國傳統傳播學派提出的媒體的四個功能出發，認為建構和諧社會媒體的角色應該是——守望者、協調者、引導者和減壓器。也有從操作層面討論了媒體的責任和歷史使命，如有人就從以人為本，建設公共領域；正面宣傳，加強團結；關注弱勢，化解矛盾；危機管理，維護安定四個方面闡釋了媒體責任，也有少量文章就某一個方面進行了探討，比如有人提出《把建設意識鍛造為媒體的核心價值觀》，③比較深人，很有啟發性。總的來看，當前關于和諧社會與媒體的討論中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比較淺。因為“和諧社會”的提出時間不長，話題又特別熱，大部分論者沒有進行深入的思考，基本都停留在表面現象上。其次是散。媒介功能介紹、輿論導向、弱勢群體問題、助農、公共領域、團結等等凡是能夠與和諧社會掛上鉤的都拿來說一說，導致層次不清，重點不明，缺乏中心。第三是狹，視野不夠開闊，大部分停留在工具論階段，強調媒體的巨大作用，很少討論大眾傳媒建構和諧社會中本身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及其可能的威害。最后是缺乏現實性。多理論的抽象演繹，少中國媒體現實狀況特別是存在問題的分析。我們不但應該知道媒體能夠做什么，有什么好處，同時更加應該深入到當前媒體的現實情境中，發現媒體缺陷和不足的地方。
　　一、媒體的中心任務
　　媒體的中心任務由三個方面得因素決定，第一，是媒體自身的掙l生。媒體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社會結構性機構最重要的特性就是生產意義，傳承和建構文化，形成民族文化認同，建立良好的社會整體秩序。這是媒體的社會地位使然，也是社會對媒體的要求，是媒體實現其社會化形式的關鍵，也是媒體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的核心。第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確立了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人這樣總結：“所謂‘和諧社會’應當有這樣四個重要指標，就是政治文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而所有這四個方面處于基本和諧的狀態，并且最終落實到一點上，就是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幸福美滿。”里談論的都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一種文化和諧狀態。還有人認為“文化認同是和諧社會的靈魂”。語義學意義上說，和諧意味著協調、統一、平衡。而文化本身就是注重物質與精神的平衡、協調和整體感。因此和諧社會關鍵就在于文化和諧，經濟發展是一貫被強調的方面，但是如果一味強調經濟和物質的東西，就會帶來某種社會文化狀態的畸形：到處一片物質繁榮，沒有民主的政治文明與和諧的民族精神文化作為支撐，就好像一個強壯的巨人缺少了靈魂。國家及時提出和諧社會的建設目標，無疑就是要彌補單向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弊端，補上文化這一課，真正實現我國全面、和諧和健康的發展。三，時代的要求。從當前我國實際情況的來看，面臨著兩個問題。一是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引起了精神文化領域震蕩和混亂，舊的平衡已經打破，新的精神還未完全形成，國人大部分處于一種自我認知和定位的茫然狀態；二是當前世界的全球化趨勢的迅速發展，民族的文化認同受到了沖擊：是被別人全球化還是以一種主動而獨立的身份加人全球化的洪流?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困惑。這兩種因素又往往糾纏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經濟發展的一貫主題外，我們還面臨一個文化認同失序的混亂局面。這時就需要建構一個新的、和諧和平衡民族精神文化狀態，來應對時代的變遷，保證民心安定和社會穩步、協調、全面發展。
　　同時，我們也必須認清媒介本身的局限性很多觀點從媒介社會功能出發，討論了媒介對經濟、政治、教育等等方面大談媒介的作用和威力。這造成了一個幻覺，好像其無所不能，能夠決定社會的方方面面。其實不然，就拿經濟來說，媒介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傳播知識、宣傳產品甚至通過自身的經營為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但是卻不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反而是經濟的狀況決定了媒介生存的生態環境。媒介在許多方面起的是輔助作用，僅僅是影響的一個因素。而建構社會文化體系卻是媒介社會影響力的關鍵，在這個方面媒介才是真正的主力軍。因此必須認清媒介的社會局限性，真正把社會文化體系的建構作為媒介的中心作用與任務。
　　綜合媒體的特點、建構和諧社會的要求以及時代的要求，當前媒體建設和諧社會的中心任務應該是重塑民族精神文化的精魂。以一種健康的，充滿活力的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狀態來保證社會全面協調發展，來引導和團結廣大的人民群眾，形成合力，真正實現“和諧社會”的各種目標。
　　二、媒體中心任務與媒體社會功能的關系
　　大部分文章都從媒介功能角度出發對媒體建構和諧社會作用進行了論述，這和我們的提出媒體的中心任務視角不同，但是它們之間存在著重要的聯系，搞清楚兩者之間的關系才能把對媒介中心任務的認識具體化，真正的指導媒體的實踐。
　　建構文化是媒介各種社會功能的重要目標。美國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在《傳播的社會結構與功能》中提出了三種社會功能：監督社會環境；協調社會關系；傳承社會遺產。后來社會學家查爾斯·賴特在《大眾傳播：功能的探討》中又補充了第四功能：提供娛樂或表演。遁實際上在這四個傳播學經典的功能項中，都蘊涵了文化的因素。監督社會環境就是解釋那些會對社會帶來影響的威脅和機遇，這不但是對現存社會文化穩定狀態的維護，而且還會給新文化的出現和建構帶來新的信息。協調社會關系，媒體能夠真正調諧的是社會中存在的觀點和文化的差異，并使社會的不同組成部分相互關聯。傳遞社會遺產，這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存在形式，知識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這樣既保證了社會文化的歷史延續，又為新的創造提供了基礎和養料。提供娛樂，且不說娛樂在當前社會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形態，同時許多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意蘊都是提供娛樂的方式和載體傳播開來的。由此可見，媒體的四大經典功能，都具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和目標方向：傳承與建構文化。還有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問題，也是希望形成某種共同的文化認同趨勢；包括助農和關注弱勢群體，就是使一些在社會中長期處于無聲和無影的一大批人民能夠擺脫無名和沉默的尷尬處境，加入到當前文化的建構實踐中，使當前的文化形態能夠代表絕大多數人，才能保持社會的安定團結和協調發展。可見媒介作用與功能是離不開文化的目標，最終將指向文化的建構。

健康的文化為媒介導向。媒介文化建構任務與媒介的社會功能并非同一，某種文化狀態的產生需要不同的功能的協作，比如正義的觀念和社會風氣的形成，既需要媒體的輿論導向，也需要媒體的對社會邪惡現象的監督和預警。同一種功能會產生不同的文化效果和意義，媒介傳播知識、提供信息的功能，對于經濟的發展僅僅是一種輔助作用。如果能夠形成求知的熱情和科學理性的精神，這就產生了文化的效果。更進一步，如果我們充分利用這種功能來為弱勢群體提供豐富的信息，減少弱勢群體的信息匱乏和信息不對稱的情況，為弱勢群體改變弱勢狀況提供幫助，提高其社會地位和社會參與能力，并形成一種助貧扶弱，公平正義的文化氛圍和傳統，促進社會安定和諧，這才是媒體對文化建構的貢獻。媒介作為工具具有兩面性。它一方面可能給社會帶來威害和危機。它可能誤導大眾，蠱惑人心，造成社會恐慌，使社會的危機更加嚴重。另一方面媒介也能夠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穩定。它能保持社會信息流通的及時充分，真實可信，安定民心。“非典”時期，也正是主流媒體敢于面對真相，大力宣傳介紹防治知識，才驅散了謠言，團結全國人們，得以戰勝“非典”。傳播中的“知溝”現象是由社會結構性差異和不平等的權力機制決定的，然而正是媒體自身具有打破“知溝”現象惡性循環的力量。
　　建構良性文化體系是媒介的長遠任務。媒介的一些功能如監督、助貧、協調、溝通，往往像救火員的工作一樣，解決的是一些暫時的和突發性問題，往往疲于奔命。如果僅僅停留在功能具論，無疑是一種短視行為。長遠來看，媒體的各項功能都應有助于建構一個自組織的良性文化運轉體系，這樣不但能夠很好的指導媒介的社會作用的實現，更加有助于社會長治久安、和諧穩定。
　　三、當前媒體存在的問題
　　當前的中國媒體存在著一些問題，不利于媒體中心任務的完成，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構。經濟偏重。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媒體作為市場主體重視經濟效益無可厚非，但是媒體在實踐的過程中明顯偏向經濟和市場一方，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自己作為一個文化傳播機構應有的責任和中心任務。媒體的體制還沒有完全企業化，但是媒體自身已經由經濟決定論控制，一切圍繞收視率和廣告商轉。在觀眾定位中也走向兩個極端，一是瞄準那些具有很強的消費實力的高端觀眾，適應他們的品味，這樣就一定程度上隔離了一般的大眾。還有就是為了吸引最大的觀眾，吸引廣告商，節目偏重娛樂，一味迎合大眾的低級感觀趣味，實際上對觀眾具有麻醉效果。這樣一來，在具有決定意義的公共管理信息接受上，一般大眾并沒有獲得平等的機會，反而被一些垃圾信息填得飽飽的。這樣，廣大觀眾的不滿情緒會成為危害社會穩定潛在因素。
　　認同紊亂。面對全球化鋪天蓋地的潮流，中國媒體好像有點不知所措，失去了自己穩定的身份立場。播報國際訊息時，一副西方化的姿態；回到國內重要消息，馬上換了一副政府的面孔。而某些本土節目，則是方言土語，這種在節目和新聞播報中使用地方方言的熱潮，既不符合全球化的要求，也不符合國家政府要求，這就是認同飄忽。還有媒體的“克隆”、模仿的潮流，缺乏新意，枯燥乏味。充分反映了媒體失去了自己獨特的表現力和話語創造力。媒體自身出現了認同混亂，自然會在轉型期的社會中制造更大的認同混亂，更無從談起建立統一和諧國民文化認同機制，違背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原則。
　　缺乏溝通。多年以來人們盼望的媒體公共領域并沒有建立起來。一方面是媒體一直恪守“喉舌”觀念，卻沒有理解要進行正確的輿論導向也需要有廣大群眾的參與。也沒有領會國家政策的調整，中央提出“建構和諧社會”的觀念，就是想更多地聽取群眾的聲音，吸納群眾的意見，來保證和諧社會真正的和諧。二是，媒體根本沒有學會聽取群眾的聲音，也不愿意聽取群眾的聲音，他們往往是利用群眾的聲音。媒體一貫單向傳播，沒有形成比較完善和暢通的溝通回路。同時由于媒體的經濟倚重，他們往往重視吸引觀眾，無意進行溝通。沒有了形成一個完整的溝通平臺，統一的和諧的社會文化形態就是一個空洞的形式，和諧社會的建構將缺乏任何實質性的內容。
　　因此，面對國家提出的建構和諧社會的目標，媒體應該認定自己的中心任務：重塑中華民族文化之魂，并以此來指導媒體各項功能的順利實現。同時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努力改善和克服這些缺點，這樣才有可能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真正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明確媒體的中心任務和缺失僅僅是第一步，接下來的研究方向就是明確和諧社會的中華民族文化之魂的具體內涵，以及媒體在自己的能力范疇具體怎樣重建民族文化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