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述評

1鄧小平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揭示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出發，著重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層面上闡述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現象。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則在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從對外直接投資不斷發展的實際出發，對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諸多科學的闡釋。這些對外直接投資的思想，對進一步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重要的指導、借鑒和參考意義。
    鄧小平認為，中國對外開放決不是一個單向線性運動過程，而是一個雙向非線性演進過程。也就是說，在改革開放初期，面對著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管理經驗不足的情況，中國在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中應主要作為“接受者”進行吸收和借鑒。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物質基礎的日益雄厚，中國在吸引外資的同時也應積極對外投資建廠，逐步發展和壯大中國的跨國企業。
    鄧小平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24]“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25]
    “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26]此外，鄧小平還論述了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的關系，“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搞建設，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還需要對外開放，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27]外國的技術只有和中國生產力的水平結合起來，才能轉化為中國現實的生產力，才能不斷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我們既應該不斷地擴大對外開放的力度，更應該不斷地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大膽開拓，走出國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鄧小平在大力推進對外開放的進程中，還清醒地認識到“發達國家欺侮落后國家的政策沒有變。”[28]因此堅持對外開放這一基本國策，利用外資，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
    只有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我們的國際利益才能得到有效地維護；反之，則會處處受制于人，國家利益不僅得不到有效的維護，甚至可能會受到沖擊和侵害。
2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工程師論文發表
   在中國的研究在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方面，中國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了理論抽象，闡述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決定因素和行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吳彬、黃韜（1997）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二階段理論[29]，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過程會經過“經驗獲得階段”和“利潤攫取階段”。如果母國企業的總體營銷能力高于東道國企業的一般水平，即處于優勢狀態，在此狀態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只需熟悉東道國市場運作的方式，故第一階段會相對較短，而后可以通過追加投資充分發揮優勢，在競爭中獲得超額利潤。如果母國企業處于劣勢狀態，企業的總體營銷能力低于東道國企業的一般水平（若運用傳統的FDI理論，這類企業是不會對外投資的），處于該種狀態的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時，不僅需要熟悉東道國的市場運作方式，更重要的是學習與積累經驗，提高自己的總體營銷能力。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一般需要先向發達國家進行獲得經驗的對外投資，即經歷第一階段，占有了足夠的經驗之后才能轉向第二階段。程惠芳（1998）比較優勢理論[30]，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是指一國投資者在跨國投資活動中，在生產要素配置能力、產品生產與銷售的效率與效益、投資產業和區位選擇、國際市場進入與退出能力，以及從本國政府及宏觀經濟環境中所能獲得支持等方面與國內外其他投資者進行綜合比較所反映出來的相對優勢。
    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與人們所熟悉的一般意義上的比較優勢有所不同，它具有層次性、相對性、潛在性和動態性等特點。比較優勢只有在競爭過程中轉化為國際競爭力或競爭優勢才能有效實現比較利益。利用比較優勢參與競爭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順比較優勢競爭方式；另一種是逆比較優勢競爭方式。前者有利于提高一國產業或企業國際競爭力，加快經濟發展；后者是指在經濟發展中背離比較優勢原則，其產業或企業國際競爭力提高則顯得步履艱難。
    3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評價法學論文發表 
    鄧小平同志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過程中，認識到對外開放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與創新，也為我們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問題提供了合理的理論內核。因此，鄧小平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實際上仍然沿用了西方FDI主流理論的傳統思路，只是通過尋找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國際市場或國際分工領域的個別的、有限的壟斷優勢，來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擴張提供一個理論方面的解釋。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發達國家的特征，這些理論對于指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并非相宜。隨著鄧小平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雛形的出現，許多中國學者立足于中國實際，試圖突破西方理論的傳統分析框架，在建立適合于中國FDI理論方面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取得了許多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如吳彬、黃韜（1997）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二階段理論；程惠芳（1998）比較優勢理論、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理論；馮雁秋（2000）提出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五階段周期理論”[31]；毛蘊詩（2001）綜合論[32]；楚建波、胡罡（2003）門檻論[33]；歐陽峣（2006）大國綜合優勢理論[3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