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結構與中央和地方的關系

內容簡介：大國是中央集權政治的產物，而中央集權政治又是中國帝王精神意志的產物。中央集權政治避免了諸侯紛爭，減少了地方間的戰爭，但集權政治不僅集中地方的權力，也集中地方的資源，一旦建立起這種機制，這個國家便具有了“虹吸管”效應，地方的資源便要向上集中。只有這種制度才可能支持一個大國的統一和存在。目前的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發展非常不平衡。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給予地方過多的權力，將不利于資源在全國間調整，因此還需要借助中央集權的力量來進行地區間的資源配置。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沒有中央力量的參與，各地區間會發展得更加不平衡。但目前我國需要糾正的主要問題似乎是中央權力過于強大，中央資源過多。這種改革的結果出人意料。因此，當前真正要解決的是中央占有資源過多的問題。中國改革的目標雖然是強大的統一大國，但不一定是龐大的中央政府。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關系中國政治體制的大問題，如何規定兩者的關系，須根據我國時代的變化制定出正確的法律框架來進行約束，同時又要考慮到歷史的傳統因素來進行切實可行的變革。任何盲目的照搬和模仿都可能帶來不必要的紊亂，因此，在研究這一問題時，首先要對我國的歷史形成進行深入的認識。只有對這一國家和民族特性有了全面的了解，才能有效地指導今天的變革。
       
        一、 為什么中國統一，歐洲分裂？中國中央集權政治的強大根源是什么？
       
        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大國，文化傳統悠久而深厚，任何一個這樣的國家在現代進行制度上的變革，都要面對著強大的習慣和傳統。特別是要清醒地認識各個國家之間的不同。譬如同樣是面積和版圖差不多的中國和歐洲，為什么歐洲在歷史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國，而中國卻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國？國家的統一如何影響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國中央集權政治的強大根源是什么？只有搞清楚了這些問題，才會對東西方國家的異同有所了解，才會對中國今天中央地方的關系有清醒的認識。
       
        1，東西方帝王的不同精神意志，
       
        許天田先生曾經因為寫出了《古代中國與早期現代歐洲的戰爭與國家形成》一書而獲得美國政治學會年度最佳圖書獎。他在書中指出：中國的統一和歐洲的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和命里注定的，而是偶然的和人為的，中國的統一和歐洲分裂都與地理無關，歐洲境內并沒有大的自然障礙，而中國境內多有高山大河和天塹屏障。然而，中國還是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國，而歐洲始終處在小國割據的狀態。
       
        許先生看到了人是主要因素，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許先生的分析可能還不夠深入。我認為，國家不同的形成和模式，應當從東西方不同的人類精神層面上去找原因。國家形態最能體現東西方不同的人文精神，統一的大國與割據的分封小國，最終體現的是東西方兩種不同的精神意志和帝王追求。
       
        中國的統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東方君主的帝王情懷和霸主野心，取決于東西方帝王不同的精神意志。不同的人類活動，產生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和不同的權力安排。另外，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長達5000年的古老民族，有著三皇五帝的悠久歷史，起源于一個先祖和共同的祖先，這種同宗同族文化產生了心理上的認同，對國家的統一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特別是夏商周三朝和堯舜禹文化奠定了中國統一的基礎，自此以后，即便是有再多民族的參與，也不能改變統一國家和統一民族的格局。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中國古代帝王移山添海般的征服精神。秦國吞滅關東六國，不是逞一時之勇，而是靠七代君王，花了135年時間，打了57場戰爭，才得以完成的。光是秦楚戰爭，整整打了一年多。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秦國通往楚國的道路上，運送軍需的大小車輛不絕于途，這種堅韌的意志和鋼鐵般的征服精神，世界罕見。
       
        2，東方的精神意志來源于圣君文明，西方的神權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王權的擴張，
       
        那么中國這種帝王精神又來自何處？追根溯源來自于人治文明，來自于圣君崇拜和崇圣文化。由于中國在歷史上誕生過堯舜禹三代圣明君主，后來便成了崇尚圣王政治的國家，崇圣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學的核心。崇圣政治崇尚的是統治者的個人道德魅力和治國能力，堯舜禹時代都是在部落里選拔優秀人才，政治權力更替不是父子世襲，而是“禪讓”給有德者。因此，從上古時期，中國尚賢的崇賢文化便出現了。
       
        看看孔子在《論語》中對堯舜禹三代帝王的贊嘆：“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在這里，孔子歌頌堯帝效法于天地自然法則，制訂禮樂典章，施恩德于民，取得了豐功偉績，使人民對他無比贊美。這一時代的帝王都是大公無私的領導人，孔子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意思是舜禹掌握國家大權卻絲毫不為自己。
       
        至于大禹，孔子更是崇拜地五體投地，這段話最能表現大禹的偉大和崇高：“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譯文：對于禹帝，我真是沒什么可說的了。他吃的飯食非常簡單，但祭祀祖先和神明卻十分豐盛。他平時穿的衣服很破舊，但祭祀時穿著卻極為講究。他住在低矮的宮室里，整天在外面盡力修治溝渠水道。大禹啊，我們真的無法再形容他了。）
       
        圣王文化和人治文化使后來的中國帝王建立起無可比擬的赫赫文治武功。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和努爾哈赤都是建功立業的功勛顯赫的君主。在這里，東方的人文精神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從秦始皇的統一，到漢唐宋明清的大一統中央集權，以后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建立在這種人文精神和思想之上。
       
        而此時的西方，卻把偉大和圣明交給了上帝和耶穌，交給了自然界的主----law。由于基督教的誕生和傳播，使西方社會在政治權威之外，又產生了一個信仰世界的精神權威。從此西方世界成為上帝的世界和尚法的社會，而東方社會卻把偉大和權威留給了帝王和個人。有神論和無神論文化影響了東西方國家的形態 ----東方是統一的大國，西方是分散的小國。這也是西方分權思想的淵源。西方政治的分權思想和分權制，根源來自于神權與王權的抗衡。
       
        羅馬帝國時代，歐洲出現過凱撒大帝式的帝王人物，整個中世紀再也沒有一個象樣的君主問世。直到近代法國大革命才出了一個拿破侖，也是曇花一現。之所以西方國家難以誕生偉大的君主，主要缺乏象東方這樣的可以極大地調動個人積極性的圣君文化基礎。
       
        歐洲應當說是有統一的機會的，如15世紀到17世紀的哈布斯堡王朝，但在這一時期，不論是法國還是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是走自強的道路，而是在自我消弱。這不能說不與教會勢力的強大有關。神權與王權的權力爭奪，大大遲滯了歐洲大國的出現。而中國由于沒有神權的制約，帝王可以一心一意地從事自己的擴張事業。
       
        法國直到大革命后的拿破侖時代才達到了古代中國的水平，才像古代中國一樣實行了征兵制，有了職業軍官，拿破侖差一點統一歐洲，拿破侖也像秦國一樣，實行連橫戰略，但為什么秦國也有過多次大的失敗最后卻成功了，而拿破侖在兵敗俄國之后卻一敗不起？主要原因是秦國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打仗，拿破侖是靠歐洲各國的錢和歐洲各國的兵來打仗，一場大敗之后就不可收拾。即使法國當時征服了歐洲，時間也不會長久，并且也僅僅是一種文化上和軍事上的征服，而不是政治上征服。
       
        說到底，東西方人治文化和神治文化的差異，最終不僅影響了國家的大小，也影響了國家權力的結構和政治制度。
       
        二、單一制集權政治和聯邦制分權政治的出現
       
        1，中國早已不是封建國家----中央集權制度形成。
       
        東方文化在政治制度上表現的最大差異是中央集權制和多州聯邦制。中國的集權制最早出現在秦朝統一六國。為了保證中央政府的王權，統一后的秦朝廢除分封制，實施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后來漢朝的漢武帝又加強了這種中央集權，削弱了地方諸王的權力，收繳諸王的權力，皇帝的兄弟們可以到各地任地方長官刺史，但不再擁有封地。
       
        可以說自秦漢以后，中國就不再是封建國家了。皇室的父子兄弟血緣關系和諸侯關系變成了君臣關系。皇子對父親自稱“兒臣”，這說明秦漢以后，分封的諸侯政治已經徹底結束。地方與中央的關系是下級與上級的關系，服從與領導的關系。一切權力來自中央。
       
        到了唐代，中國的中央集權政治徹底而牢固地形成，以后歷朝歷代也難以改變這種事實。當然，隨著集權制的穩固，中國的王權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大，皇權專制達到極至。任何一次皇權的衰落，都會有新的皇權再度產生。從宋以后，中國再也沒出現過魏晉南北朝和唐末五代十國那樣的小國割據。《三國演義》中所說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現象實際上自宋以后已經不復存在。這是因為中國的統一性已經牢牢形成，中央集權的習慣傳統已達到一個相當的高度，任何一個地方的封建割據都難以存在。臺灣今天的情況僅僅是暫時的，這種分裂是不會長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