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的傳媒現實期待——新聞精品建構論

關鍵詞： 社會建構理論 傳媒現實建構 新聞精品 理想類型

[摘要]：中國“入世”帶來了傳媒格局的喜人變化。與此同 時，傳媒低俗之風“愈演愈烈”的嚴峻現實也對理論界提出了挑戰。本文借鑒西方的社會建構理論，提出了以“新聞精品”為訴求點建構新的傳媒現實，從而取代傳 媒低俗化生存狀態的假想；繼而以概念界說和理論解釋進行新聞精品理論的建構。研究顯示，發軔于1990年代“‘五個一’精品工程”背景下的“新聞精品”， 本質上源于新聞人對于新聞和精品的一種“新的認識”和基于新聞報道文法的一種“理想類型”建構。其認識和建構存在三個維度，即事實顯度、思想深度和人文高 度。

Abstract: China joining WTO has brought its media good changes. Meanwhile media vulgarization (MV) has got up, which makes a theoretical challenge to Journalism. Based on the western theor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his paper tries to set a hypothesis that the MV status would be deleted in a way of constructing a new media reality oriented by the elite news. And through the concept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 the elite news theory has got determined. M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lite news which rose in a “Five-One’s Elite Project” in 1990’s essentially originates from “a new view” over the news and the elite. It also comes as an “Ideal Type” composed of all the news structures and reporting norms. There’re 3 dimensions in understand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elite news, which are the factual clearness, the thoughtful depth and humanistic-concern highness.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a reality, the elite news and “Ideal Type”

問題之緣起：如何應對傳媒低俗之風的現實挑戰

中國“入世”后，“傳媒格局出現了喜人的變化”。[1]與此同時，傳媒低俗之風亦呈上升趨勢：據人民日報2004年末的一則報道稱，“明星取代了模 范，美女擠走了學者，緋聞頂替了事實，娛樂覆蓋了文化，低俗替代了莊重。前些時候，在社會各界的呼吁和有關方面的努力下，低俗之風曾一度有所收斂，但近日 不僅再度抬頭，而且還有揭去面紗，愈演愈烈之勢……。”以國家級權威媒體對國內同業做措辭如此尖銳的討伐，這在以往并不多見。從它所列舉的形形色色的不良 行徑中，足見傳媒低俗之風已經上升為一個全局性的、久治不愈的頑癥。而問題的嚴重性遠不止于此——“媒體‘不人道’、‘無關懷’的姿態，早已引起公憤，但 媒體從業人員似乎并不自覺之。”[2]

此論甫出，即引起“社會各界和有關方面”的強烈回應。而反應最強烈者，應首推傳媒業界。粗略瀏覽2005年度各地傳媒的相關訊息，已見對傳媒低俗之 風的新一輪討伐正在興起。[3]學界也不甘落后，除了散見的“探源”、“思考”、“對策”類文章外，以在當年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指南“新聞學與傳播學” 分項中赫然出現“傳媒低俗化問題研究”為佐證，足見如何從根本上為傳媒業界探索新的出路，已經構成了現實對理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

理論回應：重構傳媒現實之假想

理論之探索，歷來有“破”有“立”。本文試圖以“立”代“破”，即依據“能量守恒和轉換定律”所給定的關于一定時空內相互聯系的事物“此漲彼消”的 基本邏輯的力量，[4]通過建構某種新的傳媒現實，從報道量上逐步地抵消、覆蓋、直至從報道理念上取代當下傳媒業中的低俗化生存狀態。斯蒂文•小約翰在上 世紀90年代曾經指出，現實的社會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是我們這個世紀一個重要的知識領域。它已成為社會科學中 受人尊敬而又得到廣泛接受的一種思想。社會性建構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人們進行傳播是為了解釋事件并與他人交流這些解釋，于是通過傳播現實得到社會的建 構。[5]這意味著，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現實世界，是我們參與其中的一種基于現實而超越現實的建構運動的產物。它存在“事件”、“解釋”和“傳播”三個基 本的維度。其中，“事件”是現實建構的基礎和先決條件，對事件的“解釋”構成社會建構的內容，而“傳播”則既屬社會建構的動力，亦屬其運行的過程。在這樣 一個人們看似渾然不覺而實則廣泛參與的運動中，社會現實不再是人們自以為“是”的可以用無數事件串連起來的現實。原因在于，“事件”并非“現實”的唯一元 素，而且不是最重要的元素；社會現實主要地并非出自客觀存在的“事件”的堆砌，而是來自于人們對于現實的主觀的“解釋”；社會現實之得以“建構”，主要基 于人們的傳播“交流”。而人們交流的動機，主要地并非為了告知對方“發生了什么‘事件’”，而是通過“說事”，彼此交換對于事件的看法。可能正是基于對這 一過程的審視，羅賓•彭曼（Robyn Penman，1992）在一個凸顯意義極致的層面上直截了當地指出，“傳播是有創造性的：傳播本身創立了我們的社會世界。”[6]

在一個漫無邊際的社會世界內，傳媒業是人們賴以傳播亦即進行社會現實建構的最得力的工具。對于傳媒業界而言，它參與人們的社會建構，并在此過程中實 現著自身的建構——傳媒現實的建構。這意味著，面對持續不斷地發生于社會現實層面中的“事件”，它所肩負的使命不再僅僅是傳統的新聞理論所界定的“客觀、 公正、全面”的“報道”而已，而且還在于“解釋事件并與他人（社會公眾）交流這些解釋”。這也就意味著，新聞傳媒本身既是一個“消息總匯”，又是一個“輿 論機關”——“解釋”就是某種觀點的嵌入，就是某種輿論的宣導。在這里，“事件”仍然是重要的，“傳播”仍然是重要的。不過，鑒于傳播的最終目的在于建構 公眾所期待的某種社會現實，而社會建構的核心內容又是人們對于現實的看法，因此，相比之下，選擇何種立場或姿態對現實中的事件做出“解釋”顯得更加重要。 事實上，人們對于傳媒低俗化的抨擊，并非由于它報道了明星、美女、緋聞之類的事件——在一個崇尚“秀”的時代，這類事件的發生是無法（沒有法律依 據、也沒有辦法）避免的；也并非因為它在事件報道中表現出的娛樂化傾向——娛樂作為人的一種天性是不能被扼殺的。人們所詬病的，是它對此類事件的“解 釋”：它的所謂“解釋”，要么是對事件中的某些使人敏感的細節的“不人道、無關懷”的渲染，要么干脆是一味地迎合并“放大”人性原始本能中殘留的“低 俗”。

因此，面對公眾的詬病，當下中國傳媒業界所能選擇的，是以一種新的思想進行思考，以一種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對當下中國的社會現實做出一種有別于以往唯 事實論的、尤其是以令人不齒的低俗方式的解釋，以便在新的基礎上建構新的傳媒現實，并以此肩負起建構中國社會的新的現實的使命。

新聞精品：傳媒現實建構之“現實”路徑

新的傳媒現實的建構，有許多可供選擇的路徑。然而，就應對低俗之風而言，尤其是就當下傳媒運行所奠定的“現實”基礎而言，以“新聞精品”為訴求點建構中國新的傳媒現實應被視為最佳的路徑。

“新聞精品”可以被顧名思義地理解為“新聞報道中的精致作品”。其作為一個新合成的術語，最早見于上世紀90年代中國傳媒業界個別人士的業務探討文 字中。它的出現，從時空關系上看，跟傳媒低俗之風的“抬頭”是共時的，可以被看作是對后者的一種“本能”的反彈；從事物的演進關系來看，則可以被詮釋為對 傳統的報道形態、尤其是報道理念的一種深化和升華。在傳統新聞學的視野中，新聞作品以其時效性和動態性強、結構形態以“碎片”狀居多而被視為“易碎品”。 久而久之，這幾乎成了中外新聞界的一種思維定勢。而新華社記者程予則試圖打破這一認識上的藩籬，將自己畢生為之奮斗的事業歸結為對“新聞精品”的執著追 求。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1993）奉獻給同人的文字中，不僅認定新聞報道可以出精品，而且堅稱“新聞精品必須能帶動一般作品，成為一般作品的范例和榜 樣。”[7]程予所代表的，顯然是一個新時代應有的職業氣質。這個氣質，在改革開放后延宕十年（1979－1989）之久的“全國好新聞”評選活動中已得 到相當程度的培育。因此，當中宣部于90年代向思想文化戰線發出創建“‘五個一’精品工程”的號召后，人民日報社以創建“96’精品年”活動登高一呼，很 快在全國新聞界掀起了“多出精品，快出人才”的浪潮。

在社會建構論的視野中，這勢必引發一場關于新的傳媒現實的建構運動。然而，中國傳媒業界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并未按社會建構理論設定的路徑來推進自己的 精品工程。也許惟其如此，我們才會發現，盡管它對“事件”的設計是精心的，在“傳播”上是頗具氣勢和規模的，例如，每年都有一次全國性的精品頒獎，迄今已 經持續了十幾屆。但是它的推進并不盡如人意。據來自廣播電視系統的一位管理者“爆料”：在一年一度的新聞評獎中，地方臺（站）所選送的“新聞精品”屢有摻 假現象，即參評作品中有好多并非實際“播出帶”，而是利用播出后和參評前這個“時間差”組織“精兵強將”進行了“精雕細刻”的深加工之作——“這已經成為 公開的‘秘密’”。[8]究其根源，現實的因由不言而喻。而理性地分析，就其普遍性而言，則顯系新聞人缺乏創造一種新的傳媒現實的自覺意識，因此不可能對 這一建構過程中的核心“事件”——新聞精品及其內涵——做出學理意義的“解釋”。傳媒現實的建構對新聞理論界提出了要求，新聞精品之理論建構在所難免。

理論由概念和解釋兩大要素組成。[9]概念之確立，除了需要固定的詞語符號外，定義必不可少。1999年，劉海貴教授在《論新聞精品戰略》一文中率 先對“新聞精品”概念進行界說：“所謂新聞精品，意即高質量、高水準的新聞作品，也就是俗稱的好新聞，包括好消息、好通訊、好言論、好版面、好欄目、好專 題等。”[10]盡管這個定義還有進一步推敲的余地，但毫無疑問，它為新聞精品之理論建構拉開了序幕。2004年，我以劉教授的定義為起點對概念的涵義作 出了新的表述，“新聞精品，亦作精品新聞，指內容精確、體式精練，有精神張力的新聞作品，包括作品、版面和欄目等。”[11]鑒于兩年后的今天未見新的定 義出現，似乎可以宣稱，新聞精品之理論建構已經有了一個概念化的結果而轉入理論解釋的階段。

“解釋不僅僅是命名和確定變量；它要在變量之間的關系中找出規律來。解 釋通過介紹事件內部發生的情況或是該事件與另一事件之間發生的變化對該事件做出說明。”[12]新聞精品誠然發軔于政府宣傳主管部門大力推行“‘五個一’ 精品工程”的大背景下，通常是以人們熟悉的獲獎“好消息”、“好欄目”等形態進入人們的現實生活的。然而，在一個認識論的視野中，它主要地應當源于被馬科 斯•韋伯稱為“藝術才能”的新聞人的一種認識能力。韋伯指出，“真正 的藝術才能，總是表現在知道如何通過將人所熟悉的事實與人所熟悉的觀點關聯起來而后產生新的認識。”[13]對于新聞人來說，這一“新的認識”，在基本的 意義上，可以歸納為：新聞精品來自于人所熟悉的新聞和精品，其品格和價值則高于新聞和精品——簡而言之：新聞之體，精品之魂。于是，人們對它的認識便會遠 遠超越其作為作品的具象或器物的層面，而將其升華為一種意識的指向，一種營造傳媒現實的文化的內核——價值觀。

就新聞精品所在的范疇以及該理論所體現的變量關系而言，它仍然隸屬于新聞報道這個大的范疇，就某一件具體的新聞精品（作品）來看，它適用于任何新聞 文體和報道方法，即新聞精品普遍存在于新聞報道所囊括的所有文法之中。但它又不屬于其中的任何一種，而是一種被韋伯稱為“理想類型”的東西。按照韋伯的觀 點，理想類型是人們基于現有事物的一種新的建構。它借助“單方面地突出一個或更多方面，通過綜合許多彌漫的、無聯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偶爾又不存在具體的 個別的現象而成的，這些現象則根據那些被單方面強調的觀點而被整理于一個統一的分析的結構中。”[14]

傳媒現實之運行：新聞精品建構的三個維度

在新聞精品的分析結構中，亦即在新聞精品的“理想類型”模式建構中，存在著三個基本的維度。

一、事實顯度

顯度即顯現度。其概念來源，一是取自劉建明教授對新聞媒介功能的概括。他認為，新聞媒介的顯度功能是指“新聞媒體產生的積極影響是直接的、明顯的， 人的感官可以很快觀察到”。[15]二是取自徐亮的一個美學觀點：顯現。徐亮提出，如果把藝術理解為一種活動，而不是在活動之外的僵硬的存在物，那么藝術 所顯現者就取決于它的顯現。顯現便是藝術活動的基本性質。因此，可以把顯現看作是藝術活動的本體形態。顯現就是去現。它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可以是由整體 的朦朧到整體的明朗，也可以由個別的顯現到整體的顯現。無論哪一種過程，都是生長性的，都是產生新東西的過程。所以，藝術有自己的生命。藝術家和觀眾的藝 術活動就是孕育和完成新生命的活動。這活動是創造性的。就是說，如果沒有去顯現這樣一種活動，作品的要素是無法憑空設計出來的，作品也不可能成為有機整 體。[16]

新聞精品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我們可以將其當作新聞中的藝術品去看待。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活動就是一種顯現活動，沒有去顯現這個環節，新聞的要素、 乃至新聞本身是無法憑空制作的。因此，新聞人的最高使命莫過于去充分地顯現那些已經存在的、正在發生的新聞。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現場短新聞、視覺新 聞以及60年代作為一個議題延宕下來、到90年代依然存在爭議但卻不乏鮮活的散文式新聞，就是一種突出的新聞“顯現”——中國新聞人旨在提高新聞顯現度的 一次大演練。以現場短新聞最為典型，在此作集中闡述。

可以說，現場短新聞是踏著時代的步點準時向20世紀90年代“報到”來的。1990年6月，首都21家新聞單位舉行了首屆現場短新聞評選活動，由此，“我國新聞界興起了現場短新聞熱”。彭朝丞在總結其歷史背景時介紹說，1989年的金秋，北京的政治風 波平息后，我國新聞界在反思輿論導向上曾經出現過的偏差，提出了十年新聞改革要不要繼續，如何繼續；傳媒怎樣做到既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又“貼近生活引人 愛讀愛看愛聽”等問題。鑒于這些問題，以及一個時期以來長文章多、會議新聞多而第一線的報道少的狀況，中宣部一位副部長在當年10月的一次首都主要新聞單 位負責人座談會上提議各家報紙多采寫一些現場新聞。中國記協遂于會后牽頭籌辦現場短新聞競賽活動，并成立了評委會。在評委會此后下發的《“現場短新聞”評 獎辦法》中，明確地提出了參賽作品的三個標準：有較高的新聞價值、現場感強、短而精。這三個標準也就相應地構成了現場短新聞的三個必備要素和特 征。[17]在新聞媒體領域，一場有組織的、廣泛動員全國媒體參加的大規模的現場短新聞競賽運動就這樣拉開了序幕。首屆評獎于1990年6月舉行，獲獎作 品50篇。到1991年9月第二屆評獎時，參評單位達到了1500余家，獲獎作品也增加到150篇。

彭朝丞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層面對這次活動及其意義、尤其是它的直接衍生物“現場短新聞”作品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他的直接出發點是試圖將現場短新聞 報道實踐作理論化提升。為此，他以組委會提出的三個標準為線索，進行了理論建構，寫成《現場短新聞寫作概要》一書。盡管他在對標準的具體考量上抓了“短” 而放了“精”，但在新聞價值層面，他還是通過重提在新聞界爭論已久的“新聞美學”話題而將人們的關注點引到了精美的層面。他引用馬克思關于人們是在“按照 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的話來支持自己的觀點，認為審美作為人類的一種精神需要，早就存在于人類的文化活動之中。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的新聞，既在“創造文化” 又是文化的“載體”，這就確定了它固有的審美屬性。而社會與讀者賦予新聞的愿望之一，也在于創造美的精神產品。現代人們對新聞的要求，不僅僅是要獲得某種信息，而且也有獲得知識和美的享受的強烈欲望。他還根據自己的“強烈”感受辯稱說，“讀有文采的現場短新聞，如飲米酒，滿口清香；無文采的現場短新聞恰似一杯煞白煞白的白開水，淡而無味。”

顯然，這不僅僅是一場帶有政治指令和宣傳色彩的媒體組織活動而已。盡管難免帶有政治宣傳的色彩——這在中國現有國情下不僅顯而易見，而且毋庸諱言， 但是從具體的運行層面和所取得的實際效果看，它仍然可以被視為一次貨真價實的新聞顯現運動。盡管從后來的媒體實踐看，現場短新聞作為一個預設議題并未得到 進一步的擴展，但是作為一次有意義的媒體組織活動，它已經收到了應有的效果。而從精品建構的視角看，其更深層次的意義則在于，它使人們認識到了一個基本的 常識：即使在新聞的顯現度層面，新聞仍然可以被制作成精品。

二、思想深度

新聞精品是蘊涵著精神張力的作品。這種張力，部分地來自于它所能夠達到的思想深度。劉建明在闡釋新聞媒介的深度功能時指出：媒體對社會的積極影響是 久遠的、縱深的，能促進社會的深刻變革，人們在短時間內還無法把握。（劉建明/2003/p289）在實際運行層面，人們往往通過深度報道來實現這樣一種 功能。

按一般的解釋，深度報道是一種闡明事件因果關系、預測事件發展趨勢的報道形式。[18]在報道方式上，要求“以今日的事態核對昨日的背景，從而說出明天的意義來。”這一論述意蘊深刻，準確地描述了深度報道的基本特征和運作要求。它誕生于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報刊界，盡管在其產生的背后有復雜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心理的因素，但是最直接的和最顯而易見的動因，實屬紙質媒體在同新興電子媒 體的抗衡中為挽回日益明顯的頹勢而采取的“情非得已”之舉。隨著這一舉措的不斷完善，它一躍而成為一種既能迎合受眾的新需求，又能凸顯自身優勢的思維和報 道方式，很快在歐美新聞界大行其道。時至今日，它更成了各種媒體解讀社會萬象的一個利器。例如，每逢重大事件，出現于熒屏上的一些人物訪談類節目就是深度 報道的電視版本。

深度報道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中國出現，也是最先興起于報界。但是它的動因主要地并非出于報紙對抗電子媒體的需要。此時的中國廣播電視改革剛剛 起步，在此之前，廣電還是報紙的附屬品，其任務是播好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稿子。1985年的電視雖然已悄悄“長大”，但它還不能同廣播、報紙匹敵，時效趕 不上廣播、報紙，相當一批要聞要在第二天才能播出，信息量差距也較大，《新聞聯播》國內新聞只能播出15條。[19]在我看來，中國的深度報道，其誕生的 土壤和氣候是以改革開放運動為介質的社會轉型。上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生產力和人們的思想得到初步解放的同時，新舊兩種經濟體制發生 碰撞，姓“資”姓“社”的爭論方興未艾，貧富差距導致的社會分層現象已然出現，傳統觀念受到沖擊，道德出現“滑坡”。這樣的局面，成了全社會共同關注的一 個新的宏大命題，也成了新聞媒體與社會公眾互動的議題。在公眾方面，產生了認識上的困惑和行動上的無所適從，其中的大多數人勢必要把探詢的目光轉向他們須 臾不可或缺的新聞界和知識界。事實上，在此之前，就發生過“潘曉”投書報紙尋求人生真諦從而引發了一場全國性大討論的“媒介事件”。在思想政治領域，經過 新思想解放運動之后的長期醞釀，到黨的十三大之前業已形成大為寬松的民主政治氣候。這使得新聞報道領域逐漸產生出前所未有的“新聞宣傳有紀律，新聞報道無 禁區”的認識氛圍。就媒體方面而言，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記者的新聞思維發生了時代性轉變，新聞參與意識開始萌芽，“1987年大興安嶺驟然間燒起的一把大 火則成為新聞參與意識產生的直接契機”。[20]所有這些因素，使得新聞報道思維和手法的轉型成為可能。

1985年12月13日至28日，中青報連續發表了探討人才成長規律的系列報道《大學生成才追蹤記》，使讀者初識深度報道的廬山真面目。它由此喚起 了1986年深度報道的春色滿園。我則寧愿把1987年大興安嶺的那把大火看作是一粒火種，它一經燃起，就形成燎原之勢，把1987年烘托成“名副其實的 ‘深度報道年’”。[21]中青報再次充當了盜取火種的普羅米修斯：火災發生于1987年5月6日，中青報在余燼尚溫的6月24日后的一周內連發《紅色的 警告》、《綠色的悲哀》、《黑色的詠嘆》三篇振聾發聵的分析性報道。“它通過揭示悲劇的原因，讓‘烈火借給了人們眼睛’（引自《紅色的警告》）”。（孔祥 軍/1990）不僅如此，它于年底發表的對中國改革開放后首次以政府名義選派到美國攻讀MBA學生歸國之后的遭遇所作的長篇報道《命運備忘錄——38名工 商管理碩士（MBA）的境遇剖析》引起了人們對高級新型專業人才命運的嚴重關切。此外，人民日報探討重大的、有爭議的改革問題的《魯布革沖擊》、《中國改 革的歷史方位》、《改革陣痛中的覺悟》和經濟日報的《關廣梅現象》等，都是在這一年重點推出的。最終，以《關廣梅現象》和《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在全國好 新聞評獎中拔得頭籌，標志著這種參與改革進程的報道方式達到一個高度，從而也結束了它的第一個輪次。

深度報道潮的第二個輪次發生于1991年。在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后的2年多時間里，深度報道有過一個短暫的休眠期。進入1991年下半年，以經 濟日報一組20多篇的“三角債”追蹤報道為標志，深度報道在中國進入它的復興期。如果說第一輪次的深度報道潮是大起大落型的，甚至有人認為“我們的‘深度 報道’，不是在一種按新聞規律辦事的大環境中順產的，更多的是一種怪胎，是對舊的報道公式、報道內容不滿之后的一種勉為其難的‘反動’。”[22]那么此 后的發展整體上屬于常態型的，如深谷幽蘭一樣“整個90年代芬芳不散”（劉海貴/2002/p119）。值得重視的是，向以嚴謹、持重著稱的新華社和作為 當今中國主流媒體魁首的央視也加盟進深度報道者的陣營。例如，新華社于1992年3月20日發表的《“東北現象”引起各方關注》、1998年12月12日 發表的《改革風云人物沉浮啟示錄》等，均曾“引起各方關注”。這意味著，一個多媒體的深度報道格局在中國新聞界宣告完成。

盡管有學者指出，深度報道觀念也存在內在矛盾，即過分關注思想上求“深”，而忽略對“客觀呈現事實”的把握；過分關注宏觀問題，而較少透視生活中的 具體問題；過分強調主體意識而忽略“主體間”意識，即記者與讀者的互動；過分表現精英意識、啟蒙意識，而較少眼睛向下，以生活的名義去揭示普通人的生存狀 態。從某種意義上說，深度報道所遭遇的危機，是“理性過剩”的危機，記者們更多地以理性思辨對抗舊體制下的報道公式和非理性的宣傳信條，為了理性思辨而集 結事實，而不是為了親近生活、關注生活而再現事實，從而不知不覺中背離了新聞傳播的規律。[23]我們姑且不去論及這個觀點本身的偏激之處。它所指出的深 度報道中的過分求“深”、過于宏觀、理性甚至過分追求宏大氣勢的傾向是存在的。用歷史的眼光看，在一個特定的時期，需要這樣驚雷式的宏大氣勢去震撼那些觀 念上的體制上的和行為習慣上的頑固的冰土。春雷過后，需要“隨風潛入夜”的細雨。傳媒人需要在認識論的層面躍上一個新的高度，去布施細雨。

三、人文高度

這個高度，就是新聞報道中的人文關懷度。人文關懷（humanistic concern）也是從國外學界植入的一個概念，它強調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和人格的完整，特別關心貼近人的精神層面的問題。其思想淵源出自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現代人 文關懷脫胎于此，但又有所不同，它包含了現代社會的時代精神與先進理念：不僅要關注自己，還要關注他人；不僅要關注人的人文環境，還要關注人的生態環境； 不僅要關注人類的現在，還要關注人類的未來。[24]人文關懷在傳播與創作理念上體現在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對真實生活的關注，對真實社會心理的關注， 尤其是對廣大普通百姓的關注。可以說，關注“人”、關注“人本身”的人文關懷思想在當代傳播中的出現是歷史早已安排好的。

這種“歷史安排”，由于適逢當下的社會轉型而顯得異常合理與合拍。社會轉型作用于社會結構而引起各行各業的急遽變革，作用于世俗生活而給人們帶來越 來越多的精神壓力，由此便萌生出一系列復雜的社會問題。換言之，社會轉型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最終必然歸結為人的問題，而人類社會的傳播活動又往往表現為一 個“始于人，終于人”的過程，因此，傳媒在基本實現了對信息傳播的物（符號、信號、介質）的資源的整合之后，它要尋找的一個新的傳播支點就是“人”。而在 電腦和全球互聯網系統得以鞏固的今天，傳媒已經初步實現了這種整合，即是說，它應該擁有了轉型的基礎能力，就勢必要把傳播的重心轉向“人文關懷”——媒體 把目光投向“人”，在傳播過程中凸現“人”，把對“人”、尤其是對普通人的尊重與關懷，把對他們的物質需求和精神的情感的需求的重視提升到一種前所未有的 高度去認識，去顯現，在我看來，這就是新聞傳播中的人文關懷。這樣一個“從物到人，從物質到精神”的簡明邏輯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媒體開始發生作用。傳媒人因此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認識上的新高度。

多少有些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個認識上的新高度是由電視人捷足先登的。如前所述，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電視還只是報紙的附屬物，電視人對其傳播特點 的認識充其量處于技術理性的層面，即“通過發射裝置電波（有線或無線）傳送載有信息的圖像、聲音、文字、顏色供觀眾收看”。（楊偉光語）為此，1985年 才涉足電視領域的楊偉光能夠隱約地注意到電視新聞報道的“人文內容”已屬不易。那時，他就提出要充分利用電視在傳播技術上的優勢，注重形象、聲音、文字、 顏色、運動五方面的因素，同時必須突出抓好“三性三感”，即內容的針對性、播出的時效性、表達的形象性以及現場感、對象感、參與感。（楊偉光語）1991 年，楊偉光接任央視“掌門人”之后，才在真正意義上引領了電視新聞改革的潮流：1993年開始，《東方時空》、《焦點訪談》（1994）和《新聞調 查》（1996）相繼開播，并以其定位準確、內容翔實、形式令人喜聞樂見而很快成為央視的走紅欄目。此時，他明確提出電視新聞報道要有對國計民生的新聞關 注和人文關懷，要確立社會正義和公眾利益的位置，認為在《東方時空》的《生活空間》欄目中，“那些‘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真實畫面，構成了電視新聞扣 人心弦、動人心魄、引人思考的真正魅力所在”。“電視傳播必須將老百姓高興不高興、贊成不贊成、答應不答應、擁護不擁護作為安身立命的根本”。[25]這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無疑是新聞觀念上的突破。

人文關懷落實在節目中，使中央電視臺不僅擺脫了報紙附屬物的被動局面，而且無論在公眾親和力、傳播穿透力還是在節目精品化方面都遙遙領先于其他媒 體，在較短時間內成為無可爭議的中國“第一傳媒”。就公眾親和力而言，以《東方時空》為例，現有的四個欄目板塊中，有兩個欄目便是對人文理念的傾力演繹： 《東方之子》的定位是“濃縮人生精華”，專門訪談“其業績或經歷在當今能引起公眾對其人生歷程、內心世界、發展技 巧的廣泛興趣，其興趣或經歷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會的多樣性、變動性”的人物，而制作者通過表現這樣的人物，為當代觀眾提供多方面的啟示、多色彩的感受 和多層次的興趣，并力圖使節目同樣成為變動的中國社會的縮影，以人的命運和感受展示一段歷史。[26]已經采訪了300多個“東方之子”的白巖松說，他作 訪談處處以人為本，從不離開人去談什么問題。在他的頭腦中，沒有抽象的事件，而只有涉及到人的時候的各種心態。這便是典型的“東方之子”的報道觀念：它所 強調的是人性的發現和回歸，是人生經過轟轟烈烈的成功或者大起大落之后的返樸歸真，而成就、業績反倒是第二位的東西了。在他眼里，不覺得像季羨林、啟功這 樣的大學者的一生給中國最大的貢獻僅僅是學術上的。他覺得他們在人格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經歷過的那些波折，以及最后依然在書齋里“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狀 態，可能對中國人的貢獻更大，甚至超過學術。[27]如果說主持人對“東方之子”的訪談采取的是平視，其在處理的格調上是盡量將精英人物請下“神壇”，那 么《生活空間》在“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時雖然也是采用平視的姿態，但這個“平視”可以更多地理解為“對平凡人的重視”，而在處理格調上是重視進入鏡頭 的每一個普通人物，用電視人特有的語言專心致志地拍攝他們日常生活的細節，以此演繹生活中的真善美，以此表達對每個人的尊重，在內容和表達風格上處處體現 對“人”的關懷。畢竟，節目要“講故事”，沒有故事，連老百姓自己也不會買你的帳的。普通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下班，兩點一線，在他們身上會有 什么樣的故事呢？《生活空間》制片人陳虻總結說：“我們對于自己所 處的社會和身邊的人已經習以為常，但事實上，對那些似乎太熟悉的事物卻有著太多的有所不知。”（李東生、孫玉勝/1999/pp27-28）在我看來，這 些“我們”的“有所不知”中就包含著故事，把“有所不知”的顯現出來，就是生活中原汁原味的故事，其中該包含著多么豐富的生活知識和人文情懷！

綜觀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新聞領域，《東方時空》的成功帶動了一大批報紙向人文關懷的新聞理念靠攏，但其中做的好又真正體現人文高度的卻屬鳳毛麟 角。其中最值得稱道的當數《南方周末》和中青報的《冰點》。這里只從編輯人的視域中對《冰點》欄目作一概覽。有學者指稱，《冰點》確實受到了《生活時空》 的影響，但它并未硬去模仿，相反，它的報道理念相異于“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單波/2001/p269)在《冰點》主編李大同看來，把老百姓的生活 原汁原味地搬上媒介，還不算是新聞。他“反復強調的是要關注人群的命運和生存狀態。這種命運和狀態決不是因為它‘普通’而應當關注，而是因為它在特定時空 中呈現‘不普通’才引起我們的關注。換句話說，只有普通人的不普通之處方能構成新聞，才會引發讀者的閱讀興趣。……缺乏情節懸念的、瑣碎的、不能提供感悟 和共鳴空間的、大體在受眾經驗范圍之內的（看了開頭就知道了什么結尾）過分‘普通’的生活，決不是新聞的‘搖籃’。歸根結底，媒介上的普通人的報道，不管 因其曾經稀缺而引起過什么樣的轟動，一旦成為新聞常規，最終還是不能擺脫新聞規律的 制約：普通人的報道，照樣要在新聞標準面前經受嚴格的考驗。”李大同在分析“冰點人物”受歡迎的原因時進一步指出，“在這些普通人的命運上，折射出了社會 的變遷，（即）他們身上反映出的行為方式、信念和品格，在當今社會的流行趨勢中，成了一種‘稀缺’的品種。但這些‘稀缺’的東西，人們感到并不應該被湮 滅，相反應當有較大的回歸。這是一些不能用財富來衡量、隨財富而增長、用財富可以換到的東西，具有某種‘永恒價值’的味道。這些報道的新聞性，體現在 ‘少’（至少在主流媒體上）；體現在與社會流行觀念及行為方式的反差上（如《北京最后的糞桶》、《不合時宜的人》等）。如果這兩個條件喪失，也就難以構成 新聞了。”[28]

從這番話中，我們可以解讀出一舊一新兩個關于新聞（價值）標準的考量：一個是傳統的新聞標準早就規定好了的公式，即“平常人＋不平常事＝新聞”。一 個是具有現代意義的人文層面的新聞標準——有關普通人的“行為方式”、“信念”和“品格”，因為與某些社會流行（時髦）的東西形成反差而被納入了新聞的范 疇，更因為社會變遷的緣故而顯得“稀缺”，而具有某種“永恒價值”的味道。在西方新聞界，屬于這個層面的報道被稱之為“生活方式報道”，是從“新聞是相對 的”這一認識中開發出來的新的報道空間。其對于新聞精品報道而言，這個“味道”、這個相對性，都具有很好的啟發性，需要好好地去咂摸。

結語：新時期的世界觀與新的傳媒現實期待

米歇爾•福柯指出，每一個時期都有不同的世界觀或概念結構，它決定了該時期知識的本質。這使得一個時代的人們不可能用另一個時代的人們的思想思考。[29]

無論是由于時間老人的安排，還是由于中國“入世”帶來的新氣象，人們都會確切地相信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新時期伊始，中國傳媒格局不僅出現了 “喜人的變化”，同時也遭到了公眾的詬病。用一句流行的話語來形容，這既是對傳媒現實的挑戰，更是其機遇所在。這個機遇所能給予我們的，從根本上說，就是 使我們可以從容地面對挑戰，以一種不同于傳統概念的“新聞精品”去改變傳媒現實，以屬于新時期的世界觀去觀察、去思考、去建構新的傳媒現實。這也應當是新 時期對傳媒現實的期待。

注釋：

[1]童兵.加入世貿組織三年中國傳媒格局的嬗變與前瞻[J].復旦學報2005年第1期。

[2]參見央視國際,2004年12月10日 11:39。

[3]僅搜索2005年12月20日的“百度”網頁，顯示“傳媒低俗化”主題的資訊即達34500條之多。剔除其中的“泡沫”，實際資訊應在3000條以上。

[4]關于“能量守恒和轉換規律”.參見《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頁。

[5]參見（美）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320頁。

[6]轉引自（美）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21頁。

[7]引自孔祥軍.《新聞精品：一種理論建構和組織文化的框架》（博士學位論文），未刊。

[8]參見盧宏.《關于精品創作的哲學思考》,創新與創優[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頁。

[9]（美）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10]劉海貴.論新聞精品戰略[J].新聞大學1999年秋季號。

[11]孔祥軍.新聞傳播精品導讀•新聞（消息）卷[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

[12]（美）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頁。

[13]（德）馬科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韓水法、莫茜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頁。

[14]（德）馬科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朱紅文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頁。

[15]劉建明.當代新聞學原理[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頁。

[16]徐亮.顯現與對話[M].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頁。

[17]彭朝丞.現場短新聞寫作概要[M].人民日報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頁。

[18]余家宏等.新聞學簡明詞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頁。

[19]楊偉光.電視新聞學論集[M].書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頁。

[20]孔祥軍.新聞報道的現狀與發展趨勢[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新聞學專輯。

[21]劉海貴.中國現當代新聞業務史導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頁。

[22]張建偉語.轉引自單波.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應用新聞學卷[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頁。

[23]單波.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應用新聞學卷[M].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第253頁。

[24]胡妙德.電視傳播與人文關懷[J].電視研究,2000年第7期。

[25]李亞彬.深化理論研究，推進電視改革——訪楊偉光[C].光明日報,1998年10月6日。

[26]李東生、孫玉勝.東方時空精粹[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0頁。

[27]白巖松.一定和別人不同.轉引自葉子.名記者談采訪[M].長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頁。

[28]李大同.冰點’98——尋回心靈深處的感動[M].中國林業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頁。

[29]參見（美）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