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腐敗產生原因的結構化理論介析

論文關健詞:腐敗　結構化理論　社會體制
　　論文摘要:腐致是個人與社會互動的產物。腐敗產生的原因既有現存體制為腐敗行為提供了機會，即具有結構的使動性，同時也是在行政體系中占據一定職位、擁有一定權力的官員將腐敗作為記憶痕跡內化并在行政實踐中的具體體現。現存的腐敗體系既是個人腐致行為的產物，也是個人腐致行為產生的條件和中介。
　　腐敗在宏觀層次上指作為社會現象之一的腐敗現象，在微觀層次上指腐敗行為。正如亞歷山大(J " Alexander)在《行動及其環境》一文中指出的，微觀與宏觀的界限是相對的，在某一層次上是宏觀的現象，在另一層次上可能是微觀的。
    腐敗是個人與社會互動的產物。腐敗產生的原因既有現存體制為腐敗行為提供了機會，即具有結構的使動性，也是在行政體系中占據一定職位、擁有一定權力的官員將腐敗作為記憶痕跡內化并在行政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一、杜會體制對腐敗的使動性和制約性
    我國是政府主導的后發展國家，政府在引導市場經濟建立的過程中影響很大，作為“看得見的手”配置資源。在這個過程，部分資源并不是在公正、合理、競爭的基礎上進行配置，而是向接近權力中心的人靠近、聚積。 研究生論文發表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的腐敗的形式與社會體制變遷有密切聯系，可以說中國社會轉型過程蘊含了一系列或說系統性的腐敗機會。中國改革初期，曾對諸如煤炭之類的許多基本原材料實行“價格雙軌制”，一些控制物質供給的官員就開始為收取賄賂或其他好處而同買主進行腐敗交易，出現“官倒”現象。雖然個別官員可能會受到懲罰，但只要“價格雙軌制”繼續存在，“官倒”就會繼續存在。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中國存在“土地價格雙軌制”模式，一部分有機會靠近權力中心的人(即有機會獲取行政劃撥的土地和低價出讓的土地的人)從土地價格的巨大差價中牟取暴利，以“圈地運動”的形式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
    正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官員握有分配稀缺資源的權力，權力才有市場化的可能，腐敗才得以滋生。而官員分配稀缺資源的權力正是行政體系賦予的，是其在行政體系中占據的一定的職位使其擁有一定的權力。
    在一些政府壟斷的領域，包括銀行信貸、稅收減免、政府補貼，以及執照和許可證發放之類的商業活動管制領域，更是腐敗高發地帶。這些領域都是控制人、財、物的權力集中的部門，制度設計缺乏對權力的制約，擁有這些權力的官員有很大的自由處理權，有很大自由活動空間為個人謀取利益。社會體制、制度在客觀上為腐敗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機會。
    我國行政體制對腐敗制約力度不夠，個人腐敗行為的腐敗風險很小。在我國，政府部門辦事程序不夠規范，不具有相互滲透性。人們很難了解某一特定部門是如何工作的。我國政府部門主要靠建立科層式的機構來相互監督。但由于中國行政部門官員、黨組織內部人員和司法系統內部人員是相互流動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黨組織和司法系統抑制行政腐敗作用不明顯，甚至出現司法系統腐敗。這說明“內部人制約內部人”是根本不可行的。但在現行體制下，“局外人”是沒有辦法弄清腐敗內幕的。由民眾個人和小群體揭發腐敗行為，成本、代價太大。 教師論文發表 
    與此同時，行政體制缺乏廉政利益機制建設。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政府官員在從事政治活動時，同樣會考慮其私人利益，其中包括從當前職位上所得的各種有形的經濟利益和無形的精神滿足，也包括因廉政而晉級加薪、提升職務的預期。如果現行體制使廉潔的官員與腐敗的官員在晉級、加薪上沒有區別，甚至處于劣勢，那么勢必是“劣幣驅逐良幣”，廉潔的官員也不再廉潔，形成嘲笑廉潔的官員是“傻瓜、頑固不化者”的輿論趨向。
    二、腐敗是官員將腐敗作為記憶痕跡內化并在行政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官本位”的民族，是一個講求社會關系建構的民族。在中國人情文化影響下，中國政府官員很難或根本沒有意識到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之間存在什么明顯界限。賄賂常在人情的幌子下進行，很難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警惕，甚至視為理所當然。正如有學者研究中國國民性指出的中國人的“自己人”概念，中國人的“自己人”概念是一個視情景而定、使用范圍可大可小的概念。中國人不太講抽象的原則，他們的原則判定視自己和與自己有關系的人的關系而定。在考慮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時，易于以相對的眼光來看待。唯一絕對的是，視關系的遠近親疏來處理責任問題。中國的組織通常是在人際關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每個人在行為中都會意識到自己在一張關系分明、責任明確的關系網中。如果公共責任與私人關系發生沖突，也盡可能屈就人際關系。當了官、有了權，更是有許多與之有關系的人指望他幫忙，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從歷史上看，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官僚階層處于政治經濟的壟斷地位，其他階層的社會地位都低于官僚階層，只能向官僚階層尋求政治和經濟保護和蔭蔽。官僚與其他社會階層之間都是權威一一依附關系、賄賂-一一保護關系，從不曾有過權力—監督關系。這也是中國“官本位”思想深深烙印在每個中國人心中的原因。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政府官員也同樣受“官本位”思想的影響。隨著中國經濟領域出現的富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富有，政府官員逐漸喪失經濟上的壟斷地位，他們心理失衡，不滿足已有的經濟待遇，貪欲膨脹，不擇手段撈取經濟好處。
    歷史以文化的形式活在當代，以文化的形式滲透到每個中國人的行為中。中國的“貪讀文化”同樣滲透在政府官員的行為中，成為官員的記憶痕跡，也成為中國人的記憶痕跡，國家和社會對腐敗行為的容忍已經深深植根于政府官員的日常生活中。腐敗(這里主要指“白色”腐敗)成為不合法但合理的行為。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如果有10%的利潤(這里指腐敗收益與腐敗成本的比率)，它就保證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挺而走險;有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腐敗行為是政府官員理性計算腐敗收益與腐敗成本的比率的結果。與此同時，社會對腐敗行為的默許和容忍度極高，采取腐敗行為的政府官員的道德風險很小。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部分政府官員握有可分配的資源數量大、價值高、需求大，腐敗的收益很大，驅動力極大。
    當然，作為微觀層次上的腐敗行為并不只是一次腐敗行為，也不是一個人的腐敗行為。正是有了第一次腐敗得手而沒有得到任何懲罰或極小的懲罰，才會有又一次的腐敗行為。正是因為有了同事的腐敗得手作參照、作榜樣，才會有政府部門中其他人的腐敗行為。這樣一個個腐敗行為在行政體系中構成一個局部的腐敗體系。這樣一個腐敗體系又反過來為有機會腐敗的個人的腐敗行為提供條件，甚至成為腐敗行為的“保護傘”。腐敗體系逐漸滲透、生長在行政體系中，成為行政體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