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公民社會與社會道德教育載體的變遷

論文關鍵詞：公民社會　道德教育　第三部門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后中國所實行的一系列經濟和政治改革直接促進了公民社會的發育和完善，而伴隨著國家與社會的分離與互動，中國的“單位社會”趨于解體，因此原來的依靠單位倫理實體進行社會道德教化的載體必然要隨之發生變化。中國蓬勃發展的“第三部門”因其具有的非營利性、志愿性及其彈性組織形式的民主性、平等性等特性能夠培育人們的公民意識、互助合作精神和社會公益精神，因而是當前社會道德教育建設的一個新的載體。
    關于公民社會，各國學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定義，他們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建立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基礎上，公民社會在此指獨立于國家但又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生活領域及與之相關聯的一系列社會價值或原則;另一類定義則建立在國家一經濟一公民社會的三分法基礎之上，公民社會在此指介于國家和家庭或個人之間的一個社會相互作用領域及與之相關的價值或原則。戈登·懷特(GordonWtite )的定義頗具代表性，“當代使用這個術語的大多數人所公認的公民社會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由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形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本文采用的是俞可平的對公民社會的定義:公民社會是國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間組織或民間關系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是各種非國家或非政府所屬的公民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公民的志愿性社團、協會、社區組織、利益團體和公民自發組織起來的運動等，他們又被稱為介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
    一、公民社會在中國的興起與完善
    在中國歷史上，公民社會一直被政治國家所湮沒，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的產生是近代中國的產物。雖然在商業和運輸業領域很早就有自主的行會組織，但在20世紀以前，這些組織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間組織，而是傳統的幫會組織。進人20世紀后，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相對獨立于國家的民間組織才開始活躍起來。有文獻記載，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民間組織大約有1001多個，另一項研究估計有80001多個。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后，在經濟上推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在政治上實行以黨的一元化領導為核心內容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1949年以前產生的所有民間組織如廟會、宗親會、祠堂、鄉賢會、民團等幾乎完全消失，只有少數特殊的團體，如“民主同盟會”、“九二學社”等幫助過中國共產黨的團體作為民主黨派保留下來，由共產黨自己創辦的工會、青年團和婦聯則作為群眾組織發展起來，但其數量和種類也十分有限。50年代初，全國性社團只有44個，1965年不到100個，地方性社團也只有6000個左右1 978年改革開放后，使公民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經濟、政治、法律和文化環境發生了根本變遷，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地催生了民間組織。
    80年代后中國的民間組織得以蓬勃發展，這與中國開始實行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分不開的。首先，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是企業必須成為擁有自主經營權的獨立法人，政府和企業必須分開，企業應當對自己的盈虧負完全的責任。這樣，企業的自主權和風險程度極大地增加，這種風險機制勢必滋生出企業的自我保護意識，使某些行業組織和同業組織有可能成為在相當程度上成為獨立于政府的民間組織。其次，中國的所有制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開始出現。國有和非國有企業為了尋求一個公正的競爭環境，需要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同行組織。特別是非國有的私營企業主及個體老板，為了增強市場競爭力必須在行業中實行合作和互助，建立各種互助性的自愿組織。再次，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效益，為各種民間組織的確立和活動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條件。最后，中國公民的生活水平在20年間得到了迅速的提高。生產率的提高減少了公民的勞動時間，越來越多的公民既有時間、又有財力去從事自己感興趣的業余活動，特別是文藝、體育、旅游等活動。 論文發表網
    另外，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其中的許多變革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公民社會的發展。如政府日益重視法制和法治，公民的結社自由開始具有實質性意義。政府大幅度放權，20年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從國家與社會的高度一體化到逐漸分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主體就是政府向社會放權，首先是政企分開，其次是中央政府大幅度將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最后政府對公民的管理逐漸放松，公民活動的空間增大。另外，政府開始轉變職能，弱化了其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而強化了其行政管理職能。
    上述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使得80年代后中國的民間社會開始迅速增長，到1989年，全國性社團增至1600個，地方性社團達到20多萬個。"1992年全國性的社團為1200個，地方性社團約18萬個，到1997年，全國縣級以上的社團組織即達到18萬多個，其中省級社團組織21404個，全國性社團組織1848個。而縣以下的各類民間組織保守估計至少在300萬個以上”。叫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引人，不僅直接導致了民間組織在數量和種類上的激增，更重要的是這些新產生的民間組織在性質上大不同于改革開放前的“社會團體”，這些民間組織的自主性和合法性都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學術論文發表

    二、單位倫理實體的社會道德教育功能的弱化
    現代國家法律賦予國民以公民的資格，并不意味著每一個公民都已具有公民的意識，因此強化公民意識，提高公民的素質水平，往往需要借助于道德手段，通過公民道德建設來培養公民意識。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進程中，伴隨著國家與社會的分離與互動，中國的“單位社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革。“單位社會”是中國在走向現代過程中建立的不同于西方的“理想城堡”，它是一個溫馨的地方，是一個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風避雨，互相依靠。這樣一個美好的“單位社會”共同體在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中曾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保證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的穩固以及飽受苦難的中國人對新社會的向往，同時也通過統一管制凝聚了人心，提升了社會道德水準。不管是在自然經濟的傳統中國社會，還是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社會”，人們都是生活在情境中心的，是需要在共同體的環境中界定自己的德行的。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相當一段時期，我國的單位在道德監督和制裁方面曾發揮極大的規約功能。人們生活在一個到處都是熟人監督的氛圍中。“如果說家族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倫理實體，并且是中國古代倫理的基本范型和本位之所在的話，那么單位則是我國建國后計劃經濟時期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倫理實體。由于計劃經濟實際上是以個體、單位和國家間行政隸屬意義上的倫理關系的存在為社會資源配置前提的經濟，是一種倫理經濟，這種經濟會要求倫理和道德的至上性，所以調節個人、單位、國家之間倫理關系的基本原則便是集體主義道德原則和平等原則。單位制度作為計劃經濟時期單位倫理的社會化機制，也使得集體主義道德這一最初由執政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