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若干問題研究

關鍵詞: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司法適用 司法建議 立法完善

內容提要: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自設立以來，圍繞其犯罪構成以及與其他信用卡犯罪的區分一直存在較多爭議，實踐中也遇到不少法律適 用方面的疑難問題。偽造的信用卡不僅僅是指外觀上的偽造，更側重指信用卡信息的偽造。不應把僅僅提供虛假資信等身份證明以外資料的行為，也認定為妨害信用 卡管理的行為。為避免司法實踐中的爭議和混亂，應在刑法中增加單位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主體為宜，對單位實施的犯罪行為僅僅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 直接責任人員，而不追究單位本身的責任，不符合罪責自負原則。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詐騙、撿拾的信用卡是否構成犯罪，法律并未規定，但從法益保護角度分 析這些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并不亞于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偽造的信用卡或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理應加以懲處。行為人“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 卡”由于持卡人是不真實的，對這種騙領的信用卡加以使用，遭受財產損失的是銀行，危害的是金融秩序和銀行資金安全，應當以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而不應以盜竊罪論處。
 
 
     2005 年8 月5 日，馬來西亞人王某在浦東國際機場入境時，被查獲隨身攜帶毒品及30 張偽造的國際信用卡，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其分別構成走私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處王某有期徒刑1 年6 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21000 元，驅逐出境。該案在移送審查起訴時只認定涉嫌走私毒品一個罪名，但檢察機關審查認為，王某隨身攜帶的30 張國際信用卡均系可使用的偽造信用卡，其行為符合《刑法修正案(五)》新增設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犯罪構成，遂追加認定其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最終被法院采 納。
    2005 年2 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刑法修正案(五)》，將信用卡詐騙、偽造信用卡的一些預備、幫助行為的可罰性提前，統一規定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作為刑法第177 條之一，從而在立法上實現了結果犯向行為犯轉變。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信用卡管理的制度。從法益分類上看，本罪所侵犯的法益為一種超個人法 益，并不是某一特定的財產法益，不要求給他人造成財產上的損失，只要實施了法律規定的特定行為即可。眾所周知，無論實施何種信用卡犯罪的行為，行為人最終 目的都是利用信用卡來騙取錢財，也只有這一騙取行為，才會對社會造成客觀實在的危害，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的行為，都是一種尚未實施利用信用 卡騙取錢財前的預備、幫助行為。從刑法理論上講，既然規定了信用卡詐騙罪和包括偽造信用卡行為的票證詐騙罪，此類預備、幫助行為的處理也應當能夠受到懲 治。但是，信用卡詐騙、偽造信用卡犯罪的認定必須證實利用信用卡實施騙取錢財的結果，給司法證明帶來困難，不利于法對此類犯罪行為的打擊。《刑法修正案 (五)》的補充規定，正是彌補了這一缺陷，解決了司法實踐中的一些具體問題，但同時也帶來一些認識上的困惑，如這一罪名與其他信用卡類犯罪如何區分？應當 如何理解和適用這一新罪名及其規定的幾種情形？對此理論和實踐中都存有爭議。
    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客觀方面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持有、運輸數量較大的偽造的信用卡、偽造的空白信用卡，或者非法持有數量較大的他人信用卡，或者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或者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行為。
    （一）對“偽造的信用卡”的理解與把握
    偽造的信用卡不僅僅是指外觀上的偽造，更側重指信用卡信息的偽造。“偽造的信用卡”，其本質在于該偽造的信用卡被使用時，發卡機構按照一般的謹慎和注意， 通過一般的工作流程，能夠做出與真卡相同的識別。信用卡是特定信息與一定物質載體相結合的事物，因此在對信用卡的偽造方面，與傳統的偽造貨幣、偽造有價證 券等價值與物質載體不可分離的犯罪對象有所不同。因此，僅從外觀上偽造信用卡，即使再逼真，也不足以使該假信用卡具有使用價值。信用卡信息，是指合法持卡 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以電子數據的形式記錄在信用卡磁條 上的用戶資料和持卡人自設密碼。信用卡信息除合法持卡人掌握之外，同時由發卡機構保存，只有持卡人的個人信息資料與發卡機構保存的信息資料相吻合，該信用 卡才具有其功能。因此，通過特定的手段將完全虛構的信息寫入偽造的信用卡，并且使該卡能夠與真卡一樣為發卡機構認可使用，是典型的偽造的信用卡；將通過非 法手段獲取的他人的真實的信息資料寫入仿照真卡進行偽制的信用卡，從而使發卡機構做出與真卡一致的識別，也是偽造的信用卡；將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他人的真 實的信息資料寫入與真卡不一致的偽造卡，但可以通過自動取款機進行使用的，也應當屬于偽造的信用卡。實踐中還遇到一種情況，即將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的他人的 真實的信息資料寫入變造的信用卡后，該卡是否屬于偽造信用卡？筆者認為，由于信用卡特定信息與一定物質載體相結合的屬性，對特定信息的虛構是偽造，對特定 物質載體的仿制是偽造，將特定信息與一定載體相結合的過程也是偽造。理由在于：偽造的本質特征在于無權制作和非法偽制，非發卡機構無權對信用卡上的信息進 行修改，所以即使對非偽造的信用卡上的信息進行修改也是一種偽造行為，由此產生的信用卡也屬于“偽造的信用卡”。
    （二）對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的理解與把握
     持有、運輸數量較大的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的一種客觀行為方式。但何謂“虛假的身份證明”？《刑法修正案（五）》的規定 中未予明確，給司法認定帶來困難。有觀點認為，“身份證明”并非僅僅指表明特定主體身份的證件或材料，而是泛指一切具有證明信用卡申請人真實身份并具有相 應資信情況的相關證件和材料1。筆者不贊同這一觀點。刑法修正案既然明確規定的是“虛假的身份證明”，而非“提供虛假信息”，對此就不應該作進一步的擴大 解釋。因為就一般情況而言，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申領的信用卡，一旦發生惡意透支，發卡行很難找到信用卡申領人，無法追回損失。如果行為人僅僅提供虛假資信 狀況從而獲取信用卡的，發卡機構仍可以通過真實身份登記找到該申領人，采取措施挽回損失。而且，發卡機構有義務對持卡人的申請材料進行審查，對其資信情況 進行調查及監管，行為人提供虛假資信狀況申請信用卡的社會危害性要小于提供虛假身份證明。因此，不應把僅僅提供虛假資信等身份證明以外資料的行為，也認定 為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為。
    二、對單位組織實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處理
    刑法第177 條之一并沒有規定單位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犯罪主體，那么對于單位組織實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為如何處理？有觀點認為，對為單位利益實施的犯罪行為，法律 未規定為單位犯罪，對單位不能以犯罪論處，但只要符合該罪構成要件，就可以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該罪論處。因為從法益侵害角度 講，客觀上對于信用卡管理制度和公私財產所有權的侵害并不取決于主體是單位還是個人2。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單位不能構成犯罪，就不能追究單位中的直接責任 人員和主管人員的責任，他們的責任以單位構成犯罪為前提3。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即使單位不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也可以對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 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2002 年7 月8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對單位有關人員組織實施盜竊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規定:“單位有關人員為謀取單位利益組織實施盜竊行為情節嚴重的，應依 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以盜竊罪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這一規定除了對單位盜竊犯罪如何處理作出規定以外，更重要的是明確了單位實施刑法未規定 為單位犯罪的行為的處罰精神，對相類似犯罪行為的處罰也應參照執行。
    筆者建議，為避免司法實踐中的爭議和混亂，在刑法中增加單位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主體為宜，對單位實施的犯罪行為僅僅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 任人員，而不追究單位本身的責任，不符合罪責自負原則。但也有觀點認為，單位不能成為本罪的犯罪主體，理由是：一般單位不必冒此風險去出售、運輸如此小數 額的財物，而且單位的信用卡也要具體持卡人去實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為，實際上就是持卡人自己實施的行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單位持卡人按照單位意志實施 妨害信用卡管理行為，應當作為單位犯罪處理，理由如下。
    第一，按照信用卡的發行對象，可以分為單位卡和個人卡。單位是具有其特殊的意識和意志的，單位既然可以作為合法持卡人和使用人，從事能夠利用信用卡作為結算的正常經濟行 為，當然能夠實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的犯罪。雖然單位卡是由被指定的具體持卡人來持有、運輸、出售，但持卡人是按照單位意圖實施行為的，該行為是單位意志下的 行為而不是持卡人個人意志下的行為。從實際效果看，規定單位可以成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主體，可以較好地發揮刑法為市場經濟保駕護航的作用，威懾和懲處單 位實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為。
    第二，單位實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客觀存在，具有實質的社會危害性。“單位信用卡犯罪具有隱蔽性、易得逞等特點，危害性卻在一般情況下較之自然人信用卡犯罪的危害性更大”。如果單位實施了出售、運輸偽造的信用卡或偽造的空白信用卡的行為，不僅為信用卡詐騙提供了條件，而且其造成的社會危害后果會相當嚴重。這種情況對單位不追究刑事責任，立法上顯然存在漏洞。
    第三，在實踐中確實存在單位實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為。如本罪涉及的運輸、出售行為完全可以由單位進行，而且我國刑法中也有類似規定。如刑法第125 條第1 款規定的非法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罪既可以由自然人構成，也可以由單位構成；第 206 條規定的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也可以由單位構成。根據刑法第177 條規定，單位可以成為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的犯罪主體，其中就包括偽造信用卡的行為，單位偽造信用卡后再出售、運輸的是行為的延續。
    第四，刑事立法應具有協調性。我國刑法中的集資詐騙罪、票據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等可由單位構成，為何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不能由單位構成？偽造信用卡的，可 構成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單位可以成為主體，而出售、運輸偽造的信用卡的，單位卻不能構成犯罪主體，在立法上明顯不協調。所以在刑法修訂時，應該在妨害 信用卡管理罪中增設單位犯罪的內容。
三、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既遂與未遂
    有觀點認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四種行為都是行為犯，只要四種行為之一實施完畢即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既遂4。筆者不贊同這一觀點。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屬于“行為金融犯 罪”的一種，行為金融犯罪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形態，歷來有肯定和否定之爭。否定說認為，所謂“行為金融犯罪”指不需要犯罪結果作為構成要件，只要實施一定的 行為即可構成的金融犯罪，不要求結果的產生，不存在既遂、未遂之分。5肯定說認為，金融犯罪的未遂同樣存在于大多數金融犯罪的行為犯中，如偽造型、交易 型、位移型的金融犯罪都是行為犯，但行為犯并不意味著只要行為人一“著手”就成立犯罪的即遂形態，既遂的形成也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有一個行為是否 實行充分的問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所列幾種行為，因其特性的不同，在既遂與未遂形態的區分上也有所區別。
    第一，持有型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包括明知是偽造的信用卡而持有、明知是偽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等行為。一般認為持 有是對特定物品的支配控制，這種支配或控制并不需要有時間上的延續性才構成犯罪，一旦著手實施就屬于犯罪既遂。因此，持有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不存在犯罪 未遂。
    第二，明知是偽造的信用卡而運輸的犯罪既遂以起運為標準。行為人的意圖實現與否不能作為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因為偽造的信用卡一旦起運就已經對信用卡管理秩 序造成實際性侵犯。因此，在運輸過程中被查獲的也屬于既遂。只有當偽造的信用卡處于尚未起運狀態，如已經委托他人運輸但未起運即被查獲的，才屬于犯罪未 遂。如行為人以郵寄方式運輸偽造的信用卡的，只要行為人辦理完郵寄手續，將偽造的信用卡交付承運部門即為犯罪既遂，若在辦理郵寄過程中被查獲的，則為犯罪 未遂。
    第三，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是指行為人在辦理信用卡申領手續時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取銀行信任，獲得信用卡的行為。行為人以虛假的身份證明向銀行 或其它金融機構申領信用卡的行為為犯罪著手行為，如果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被銀行識破而沒有騙領成功，構成犯罪未遂。
    第四，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應以偽造的信用卡，騙領的信用卡的交付、接受為標準。因為現實中的買賣交 易并非都是當場的錢貨兩清交易，出售、購買、提供偽造的信用卡行為的核心是實際交付，如果雙方僅意思表示一致，卻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的，應屬于犯 罪未遂。
    四、司法實踐中存在爭議的妨害信用卡管理行為
    （一）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盜竊、詐騙、撿拾的信用卡的定性
    刑法第177 條之一第1 款第4 項規定“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將定為“偽造和騙領的信用卡”。那么對于出售、 購買、為他人提供盜竊、詐騙、撿拾來的信用卡如何處理？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可根據《刑法》第196 條第3 款的規定按盜竊罪定罪處罰，但盜竊信用卡后將其出售的，顯然不能按盜竊罪論處，也不符合持有、出售偽造信用卡的妨害信用卡管理行為。出售，購買，為他人提 供詐騙、撿拾的信用卡是否構成犯罪，法律并未規定，但從法益保護角度 分析這些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并不亞于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偽造的信用卡或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理應加以懲處。筆者建議，兩高應及時用司法解釋 明確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盜竊、詐騙、撿拾的信用卡的，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論處。在司法解釋未出臺之前，司法實踐中可以作如下處理：如果行為人明知他人 有利用信用卡詐騙的故意，仍然出售、提供盜竊、詐騙、撿拾信用卡的，或者明知他出售、提供的信用卡系盜竊、詐騙、撿拾而來，仍然購買、接受的則構成共同犯 罪，雙方都應以信用卡詐騙罪論處；如果行為人出售、為他人提供盜竊、詐騙、撿拾的信用卡數量較大，或者行為人明知信用卡系盜竊、詐騙而來仍然購買、接受且 數量較大的，而無證據證明有共謀使用的故意的，對行為人可以適用“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數量較大”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處罰。至于行為人撿拾他人信用卡后未上 交的，不應當以非法持有定性。
    （二）盜竊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定性
    根據刑法第196 條第3 款規定，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按盜竊罪定罪處罰。這一規定是否具有科學性 在學界存有很大爭議。多數學者認為盜竊并使用信用卡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犯罪的性質，應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因為該行為構成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行為人實施的 “使用行為”，單純的盜竊信用卡而未使用的行為并不構成犯罪，只是因為行為人使用才構成犯罪。筆者認為，學者們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法律明確規定以盜竊罪論 處，司法當然應遵照執行。但這一規定能否套用到“盜竊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并予以使用”的行為中？筆者對此持否定意見。盜竊信用卡并使用情況中的 “信用卡”應是指真實的信用卡，而不包括偽造的或已經作廢的信用卡，如果盜竊他人偽造的或已經作廢的信用卡后并加以使用的，對行為人應以信用卡詐騙罪定罪 處罰。這是因為行為人所盜竊的偽造的或已經作廢的信用卡實際上并不屬于信用卡本身，不具有支付憑證的特點，因而行為人盜竊行為不能構成犯罪。這種情況中的 使用行為則完全符合刑法規定的信用卡詐騙罪中的“使用偽造的信用卡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情形，因而構成信用卡詐騙罪。行為人盜竊真實信用卡并加以使用， 遭受財產損失的是合法持卡人而不是銀行，“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雖然是銀行發行的真實有效的信用卡，但由于持卡人是不真實的，對這種騙領的信用卡 加以使用，遭受財產損失的卻是銀行，危害的是金融秩序和銀行資金安全，這一行為符合信用卡詐騙罪的構成，應當以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而不應以盜竊罪論 處。
    （三）使用購買來的他人多余的信用卡(真卡)的行為如何認定
    向他人購買多余的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從刑法規定來看，可以用兩個罪名進行規制。一是適用刑法第177 條之一規定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二是適用刑法第196 條第3 項規定的信用卡詐騙罪。由于行為人收買的是他人多余的信用卡，是銀行發行的真實有效的信用卡，不能適用使用偽造信用卡的條款。如果行為人僅僅是購買了他人 的信用卡并沒有使用的，則符合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的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如果行為人購買的他人信用卡并冒充持卡人的名義進行 使用的，則符合信用卡詐騙罪的“冒用”情形，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冒用”一般包括三種情形：擅自使用為持卡人代為保管的信用卡；利用撿拾到的他人的信用卡 進行取現、消費；接受他人通過盜竊、撿拾、騙取等方式獲得的信用卡并使用的6，筆者認為購買他人多余的信用卡并冒用的，也應屬于冒用的情形之一。 
 
 
 
注釋:
  1肖乾利：《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若干問題之探討》，《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6 年第1期。
  2張明楷：《新刑法與法益侵害說》，《中國刑法學精萃》(2001 年卷)，機械工業出版社2002 年版，第136 頁。
  3王志祥、楊卉青：《信用卡詐騙罪若干問題研究》，載趙秉志主編《新千年刑法熱點問題研究與適用》(下)，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 年版，第1394 頁。
  4王良順：《試論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載《中國刑法學年會文集》(第二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 版，第909 頁。
  5參見屈學武：《金融刑法學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 年版，第108 頁。
  6參見顧肖榮：《信用卡犯罪認定的新思考》，《法學》2005 年第11 期，第1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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