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封建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管轄的三個階段

　　【論文摘要】元、明、清三朝封建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管轄歷經漫長的歷史階段,自元朝統一中國,將西藏地區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內,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封建中央政府在沿用前朝對西藏地區的管轄策略同時,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強化直接治理力度,最終實現了從間接管轄到直接管轄的施政策略的轉變。
　　【關鍵詞】封建中央政府 西藏地區 管轄 三個階段
　　
　　自元朝開始,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內。元、明、清朝三個封建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管轄經歷了從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國師,命薩迦一派在西藏設立地方政府,實行間接管轄;明朝實施“多封眾建,尚用僧徒”的政策,依據宗教勢力,冊封“三法王”進行間接管轄;清朝最終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強化駐藏大臣的權利,確定直接管轄三個階段,最終實現了封建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集中管轄的絕對隸屬關系。
　　
　　一、初步建立階段(1271-1368):薩迦一派下間接管轄
　　
　　從公元12世紀末葉開始,蒙古成吉思汗的軍事力量興起,用武力征服了中國北方的許多地區。成吉思汗去世后,其第三子窩闊臺繼承汗位,繼續分派諸王子向各方開拓疆土之時,安多和康區等地一些寺院和高僧派人前去,向自己附近的蒙古軍奉獻禮品,表示愿遵從蒙古汗王指令,以求和平。后吐蕃地方逐漸由涼州王子闊端掌管(詳見《絳曲堅贊自傳》),公元1244年,薩迦班智達應闊端之邀前往涼州。1246年,六十五歲高齡的薩迦班智達到達涼州,不久,薩迦班智達向西藏各地方寫了一封公開長信,對當時政治形勢做了深刻分析,為求西藏地區的統一,指出了道路選擇的取舍。公元1260年,忽必烈封薩迦派八思巴為國師。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國號為元,烏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區)、朵甘等地成為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國的一部分。元朝統一中國后,忽必烈在國師八思巴的建議下,根據西藏地區的實際情況,采取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施政措施,實現了對西藏地區的間接管轄:一是根據《元史》記載,當年元朝新設立了一個稱為總制院(1288年改稱宣政院)的機構,其職責是管理全國的佛教僧人和整個吐蕃地區。這個總制院是當時元朝政府設立的掌管整個藏族地區事務的中央王朝的機構,八思巴以皇帝上師的身份管理這一機構,宣政院使(主管官員)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八思巴舉薦的僧人擔任;二是劃分西藏地方行政區域。元朝中央在藏族地區設了三個不相統屬的宣慰使司,均直屬宣政院管理,這就是藏文史書中所說的“三區喀”。《元史》中記載,元朝皇帝封八思巴為全國佛教領袖,并授予他管理藏族地區三個區喀事務的權利。同時,在藏族地區劃出土地和民戶獻給薩迦巴作為領地和屬民,其中最重要的是烏斯藏13萬戶。元代的這一劃置,成為此后西藏行政區劃沿革的基礎;三是設立薩迦地方政府。1265年,上師八思巴按照皇帝的旨意,返回西藏。他結合對西藏情況的詳細考察,以極大的心力重新設置薩迦各種職官。八思巴本人為西藏地方的政教各方的首領,而各種具體事務則是由薩迦的本欽按照上師的心愿區執行。在八思巴設置的各種地方政府職官中,卻沒有法官、軍官一類的官員,這清楚地表明當時烏思藏、朵甘等地行政機構之設裁及官員的任免、升降、賞罰,皆聽命于中央。同時,也清楚地說明了薩迦巴只是在元朝皇帝的統一管護下的西藏地方首領。
　　元朝在西藏地區的這種一派之下的間接管轄,引來了各種弊端和問題。因為當時,西藏其他各教派的還有深厚的基礎,出現了“止貢寺廟之亂”等歷史事件,為此元朝不得不在西藏地區進行戶口清查三次,設立十三萬戶行政機構,分均各教派利益。薩迦派在西藏統治一百多年,最后分崩離析,但元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這種“薩迦式”的一派之下的管轄策略卻沒有太大的改變,到帕木竹巴統治西藏時期也是如此。
　　
　　二、和平過渡階段(1368-1644):冊封“三法王”下的間接管轄
　　
　　公元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即派人赴藏聯絡,對西藏各地僧俗首領加以安撫,采用收繳元朝舊敕舊印,換發明朝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過渡,繼承了對西藏地方的國家主權。明朝初期,明朝管理西藏地方事務的辦法與元朝的基本政策并沒有太大的差別。明朝還對當時西藏地方最主要的掌握政權者—歷任帕木竹巴的第悉賜給詔書、官爵和名號,予以重視,授權他管理西藏地方的行政事務。到明朝第三個皇帝明成祖時,以西藏佛教和政治和為一體,大小派各踞一方,有利于治理,先后冊封三大法王和五個王。三大法王即封噶瑪噶舉派首領為大寶法王、薩迦派首領為大乘法王和格魯派高僧釋迦也失為大慈法王,其中大寶法王地位最高。三大法王和五大王封授明朝基本上承襲了元朝在藏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但不采用元朝單一扶持某個教派(薩迦派)的做法,而是,多封眾建以分其勢,對有影響的佛教各派首領均加封號。
　　在行政區劃與軍政機構設置上,明朝在西藏基本上承襲了元朝的劃置方式。在元代烏思藏宣慰司、朵甘宣慰司故地,明朝設立烏思藏、朵甘兩個衛指揮使司和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后來,又將烏思藏、朵甘兩個衛指揮使司升格為行都指揮使司,其下設指揮使司、宣慰司、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等機構。各級軍政機構的官員,均封委當地的僧俗首領出任。各級官員之任免、升遷,概由明朝中央直接決定,并頒授印誥等。
　　以上所述,明朝中央廢除了獨尊薩迦派的帝師制度,直接實行“多封眾建”、“尚用僧徒”的政策,在沿襲元朝對西藏地區的管轄方式上,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一管理,但依然處在間接管轄中。
　　三、完善成熟階段(1644-1840):駐藏大臣下的直接管轄的確立
　　
　　公元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進而統一中國。清朝循歷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權,只要前朝所封官員進送舊朝印信,即改授新朝印信,其原有地位不變。1652年,藏傳佛教格魯派五世達賴喇嘛應召到北京覲見順治皇帝,次年受到清朝正式冊封;公元1686年,五世班禪又受到康熙皇帝的冊封。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封號和他們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由此被正式確立,此后歷世達賴、班禪須經中央政府冊封遂成定制。對達賴、班禪的冊封是沿用了明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三大法王”冊封的辦法,平衡西藏各地區的實力,起到互相制約的作用,同時,進一步加固了清朝中央政府“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政策,并以此來確定對蒙、藏兩大地區實施治理的基本方針和策略。
　　公元1727年,清政府粉粹了準葛爾部在西藏策動的叛亂,設立駐藏大臣2名,分兵進駐前后藏,代表中央政府協助達賴、班禪管理西藏,加強了對西藏的控制。乾隆十五年,藏王朱爾墨妄圖割據西藏,煽動大農奴主叛亂,清政府迅速平定叛亂,隨即廢除清楚沿用的汗王制度,由達賴總理政務,設置4個噶倫協助達賴掌管政權,達賴成為宗教和政治的首腦。乾隆五十六年,西藏大奴隸主馬爾巴在英國殖民者支持下,勾引果爾喀軍隊侵入西藏,清政府立即發兵入藏,擊退果爾喀軍隊。隨后,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對西藏的政治、軍事等各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明確規定了“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的規定,其地位與達賴、班禪平等;自噶倫以下的官級,均由駐藏大臣管轄;建立西藏地方軍、軍官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選定;創立金瓶制,解決了以往達賴、班禪及各呼圖克圖的靈通轉世,由大農奴主操縱的問題。
　　綜上所述,清初,對西藏的施政管理,是在總結元明兩朝治藏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和碩特汗王制、黃教首領制、藏王制管理西藏地區,但屢次出現的叛亂,隨著間接治理存在的問題日益明顯地、集中地暴露出來,致使清中央政府不得不改變施政策略,對此,根據實際情況和形勢變化作了重大而全面的調整。例如:設置駐藏大臣總攬全藏;調整西藏地方的政教管理體制;賜封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名號,并確定了金瓶掣簽制度;確立西藏地方涉外事務、邊境國防的決定權歸中央等原則;勘定今西藏與青海、四川、云南間的界線;規定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轄區及權限,劃分了駐藏大臣直轄區等。通過以上措施,清朝政府對西藏的直接影響在一點一點地加強,清朝越來越傾向于加強對西藏的直接治理,而藏區內政治力量的分和消長也為實施這種日益直接的治理提供了比較有利的歷史契機。至乾隆十六年,清朝對西藏的直接管轄和治理最終確立起來。清朝末期,特別是鴉片戰爭爆發后,清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就相對松散了下來。
　　總之,從元朝統一中國,西藏地區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之內,經過元、明、清三朝,對西藏地區的管轄逐步完善起來,從先前的獨尊帝師間接管轄的初階段、“多封眾建”間接管轄的承前啟后階段,到最終在涉藏大臣總覽全藏的直接管轄,實現了封建中央政府對西藏直接治理,使西藏地方同封建中央王朝的關系更加密切,封建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更加全面和具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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