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薛福成護僑思想對晚清僑務政策的影響

論文關鍵字：薛福成 僑務政策 早期維新思想家 晚清 中國近代史 洋務活動 風俗人情 文化教育 中國實際 進步意義 時代特色 外交家 政治 保護 主張 四國 海禁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號庸閹，江蘇無錫人，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早期維新思想家和外交家。在長期從事洋務活動和奉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期間，潛心研究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風俗人情，冷靜地考察歐洲社會的得失利弊，并力圖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效法西方，革新政治，振興工商，保護華僑，富強祖國的一系列主張。其中，豁除海禁，保護僑民的思想就是他一系列主張中最具有時代特色和進步意義的一部份。
       　　　　　　　　　　　　　　　   一
　　薛福成的護僑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這個過程同他參與洋務活動和對外交涉的社會實踐密切相關。
　　薛福成出生于晚清道光中葉，成名于同治年間，主要的社會活動是在光緒朝的前期，即19世紀80—9o年代，這個時期是中國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最初階段，天朝上國盡善盡美的神話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中華帝國長期閉關自守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列強通過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攫取了在華通商、傳教、居住、游歷等特權，朝野上下有識之士均視為“古今一大變局”。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空前尖銳，人民的反抗活動不絕如縷。薛福成有感于時局變化劇烈，從小就“慨然欲為經世實學”，遍覽群籍，以期練就經邦濟世之才，“以備國家一日之用”。…他不再走“迪迫場屋，槁項黧馘，以老死牖下”』的科舉之路，而對洋務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上承林魏“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張“奪其所長而乘其所短”。J1865年，他向曾國藩上萬言書，提出“養人才，廣墾田，興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籌海防”等政治主張，極得曾的賞識，被延攬入幕，與黎庶昌、張裕釗、吳汝淪并稱“曾門四子”。七年的幕府生活，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朝廷機要，熟悉兵事吏事，并親身參與了曾氏舉辦的“洋務”事業，拓寬了他對西學認識的視野。1874年，帝死后，清廷決定“博采讜言，用資治理”，諭令“內外大小臣工，竭誠抒捆，共濟時艱”。j薛福成應詔陳言，向朝廷提出了“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議十條”，引起很大反響，使他由“微官末秩”一躍而成為朝野知名人士。丁寶楨說他“學堪致用，識略閎深”，郭嵩燾譽其“博學多通，精習西洋地勢制度”，舉薦他“可勝公使之任”。薛福成過人的才識更為洋務首腦李鴻章所注目，應詔陳言不久，李即招他人幕，奉為上佐，依為股肱。薛福成自此開始了與洋人面對面的交往，對世界的認識已非一般士大夫可比。在北洋幕府的十年中，他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多所贊襄策劃，參與了許多中外交涉，列強竭力維護其僑民利益給薛福成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二
　　薛福成的護僑思想內容豐富，主要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一)華僑是炎黃子孫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對祖國有很強的向心力。吸收僑資可以幫助國內興辦實業，辦理僑務是“收權利而銷外侮”的大事。薛福成認為，一個主權國家應該有義務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海外子民，否則會喪失海外僑民對祖國的信賴。因此，他每到一地，總是親自或派人實地考察，及時將僑情上奏清政府，“總期捷聲息而通隔閡，收權利而銷外侮。”他指出：“中國出洋之民數百萬，粵人以傭工為較多，閩人多富商巨賈。”充分肯定華僑擁有不可忽視的經濟實力。他說“余嘗考越南、暹羅、柬埔寨等國，雖往往多受西人約束，而貿易開礦諸利權，華人操之者六、七，西人操之者二、三。”暹羅曼谷“為通商巨埠”，“閹境華民約有十三萬，商務樞紐大半歸之”，“至若呂宋，葛羅巴，婆羅洲，蘇門答臘，澳洲等處，商礦種植之利，華人約占其大半。”緬甸仰光“華商不下五、六萬人”，印度加爾各答“尤多殷實華商”，』基于此，他主張引進僑資振興工商業，指出：“夫英、荷諸國招致華民，開荒島為巨埠，是彼能借資于我也。華民擅于才，操利柄，不思聯為指臂，又從而擯絕之，是我不能借資于彼也。”薛福成實際上批評了朝廷歧視和限制僑民的錯誤政策。為了提醒政府認識華僑的經濟實力及在中外商務中的作用，薛福成作了深入調查，“每歲中國之銀流入外洋者，約一、二千萬兩。又考數年前美國舊金山銀行匯票總賬，每歲華民匯人中國之銀約合八百萬兩內外，雖該處工資較豐．而人數尚非最多。則推之古巴、秘魯可知，推之南洋各島又可知。夫中國貿易與各國相衡虧短甚巨，然尚有周轉者，以華民出洋所獲之利足資補道也。”l19J可見，華僑的資金對中國是多么重要。不僅如此，薛福成還特別關注華僑的政治態度，肯定華僑的愛國愛家之心，指出他們“雖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華風，婚姻葬祭，亦沿舊俗。近年來各省籌賑籌防，多捐巨款，競邀封銜翎頂為志榮幸。¨馴可見華僑是炎黃子孫的一部分，關心僑民是政府應盡的責任，華僑的經濟力量是中國同列強進行商戰所不可忽視的。 
　　(二)通過對海外華人社會的多年考察，他認為海禁是束縛僑民的最大枷鎖。因此，他要求改變傳統的僑務政策，主張華民來去自由，要求政府與各立約國詳訂章程，維護僑民利權。清朝繼承了明朝對海外華人的歧視政策，因而在滿洲貴族入主中原之后，為了鎮壓沿海一帶的抗清斗爭，曾實行了十分嚴厲的“海禁”措施。1656年，朝廷頒令：“……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但奏聞處斬，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其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緝，皆革職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舉首，皆處死。”康熙皇帝于1712年詔令：“……所去之人，留在外國，將知情者同往枷號三月。該督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斬。沿海文武官員，隱匿不報者，從重治罪。”【j由此可見，清朝中前期的法令是嚴禁出洋謀生的。1840年以后，盡管朝廷沒有變更這一律例，然事實上由于列強的介入。華人(主要以苦力形式)的出海謀生已成了不容爭辯的事實。薛福成使歐不久，正值巴西、墨西哥等國急需華工前往。薛福成極力贊同華工出洋，他在《許巴西墨西哥立約招工說》一文中指出：“方今美洲初辟，地廣人稀，招徠遠民，不遺余力，”朝廷應“乘此時與彼兩國詳議約章，許其招納華民，或傭工，或貿易，或藝植，或開礦。”由于政府以前對在洋華民不予重視，僑民利權受到很大損傷，致使“美國有驅逐華民之政；秘魯國及荷蘭、西班牙所屬各島，或迫之人籍，或拘之為奴；而澳大利亞一洲，亦有薄待華民之意”；_2j鑒于華工在外處境悲慘，屢受蹂躪壓榨，薛主張與相關國家“議立專章，添設領事”，以期“操縱由我”。他呼吁朝廷應多為華工設想，在與外國立約時應明文規定“始終優待”華工，務使華民有自主之權，往返自如，出入無禁，以“杜其驅逐之漸。”_2晚清時期，大部分華工是被“掮客”、“拐匪”、“洋人”誘賣至國外，政府長期沒有相關的護僑措施，致使漂泊異鄉的子民飽嘗人間辛酸，淪為變相奴隸，大部分華工由于毫無人身保障死于非命，秘魯、古巴、美國、加拿大的華工悲慘命運就是很典型事例。由此可見，薛福成將華僑問題上升到國家政策的高度來思考是多么重要。為此，他奏請豁除舊禁招徠華民，保護歸國僑胞。鑒于奸胥劣紳依恃舊禁訛索、迫害回籍華僑，薛福成痛感舊律條的危害，指出“時勢互殊，例意已變。”t24]政策應因時而變，因勢而定，“此等舊例，在今日原同隔歲之舊歷，積年之廢券，存之毫無所用，而一經鏟除，可以禁喝訛索，招徠羈旅，收拾既散之人心，挽回積壞之大局。所裨實非淺鮮。”他奏請“申明新章，豁除舊禁，以護商而廣招徠。”嗣后，清廷出于客觀形勢的需要，接受了薛福成的奏議，“敕下刑部將私出境之例，酌擬刪改，并由沿海督撫出示曉諭：凡良善商民無論在洋久暫，婚娶生息，一概準由出使大臣或領事官給與護照，任其回國治生置業，與內地人民一律看待。”“并聽其隨時經商出洋，毋得仍前借端訛索，違者按律懲治。”_27_這一政策的實施盡管有客觀的必然，但與薛福成的主觀努力是分不開的。

(三)薛福成認為要維護僑胞的合法利權，必須在海外有華人處設置領事，他希望朝廷以國家的名義運用外交途徑保護僑胞。薛福成認為，在華僑聚居之地設立領事機構，對解決日益增多的外交交涉事件和有效地保護海外僑胞具有重要意義。他指出，“外洋諸國莫不以商務為富強之本，凡在他國通商之口，必設領事以保護商人，遇有苛例隨時駁阻，所以旅居樂業，商務日旺，即游歷之員，工藝之人，亦皆所至如歸。”又說，“領事一官關系緊要，”“蓋枝葉繁則根本固，耳目廣則聲息靈，民氣樂則國勢張。”l】‘‘領事一官，在彼外洋雖無官轄華民之權，實有保護華民之責。縱令妥訂條約章程，必得領事隨所見所聞與彼地方官商辦，則洋官亦得借以稽查，而土人不敢任意苛虐。即駐洋使臣欲與外部辯論，亦必以領事一官所報為憑，方能使洋官有所顧忌，此領事一官所以不能不設之由。”I293他向朝廷上了《通籌南洋各島添設領事保護華民疏》，主張在南洋各島荷屬蘇門答臘的日里埠、葛羅巴、三寶隆，西屬的小呂宋，英屬的香港、新金山、仰光、法屬的北圻、西貢等埠設置領事，在英屬檳榔嶼設副領事，“慰情于絕遠，不啟華人觖望之端；收權力于無形，不開外人訕笑之漸。所獲裨益，較之所費奚啻十倍。”l30j薛福成的這一提議雖未被朝廷采納，卻體現了他設領護僑的進步思想。為了在英屬各地添設領事。他殫精竭慮與英方周旋，并成功地在新加坡增設了總領事。這使他大受鼓舞，高興地說：“惟念南洋準添領事。則法、西、荷各國屬地，皆可以次仿行，徐商添設，于海外商民。大有裨益。”[]為了突出領事在對外交涉和保護華僑中的重要作用，薛福成將其與保家衛國的將相相提并論，指出“戰資乎將。守資乎相，和資乎使，殆有交相為用而不可闕者。且相臣主內政。使臣主外務，綏外則內方可治，外與內相表里也。”這就將設置領事這一問題上升到定國安邦的高度，認識是很深刻的。
　　(四)薛福成認為政府不僅應當保護華僑利益，而且應當導民出洋生財致富。康熙以來，“戶口蕃衍，實中國數千年未有，然生計之艱，物力之竭。亦由于此。”[33j薛福成清楚地看到當時人滿為患的現狀，再加上天災人禍頻頻，已造成“昔供一人之食，而今供二十人，”“昔居一人之廬舍，而今居二十人”，針對這種情況，他觀察了西方國家的海外殖民活動，指出西方人“善尋新地，天涯海角。無阻不通。無荒不墾。其民遠適異域視為樂土者，無歲無之。”因而發出感嘆：“噫!彼以此法治民。雖人滿，何嘗不富也!而況能使其不滿也。”他認為當時中國人多地少，農業生產已無發展余地，“謂中國地有遺利軟!則已山之坡，水之滸暨海中沙田、江中洲址，均已墾辟無余。抑謂人有遺力軟?則中國人數眾多，人工之廉，減于泰西諸國十倍，竭一人終歲勤動之力，往往不能仰事府畜。”他主張中國應當效法西方國家實行大規模的海外移民，認為這“不啻于中國之外，又辟一二中國之地，以居吾民以養吾民也。于以張國勢、厚民生、紓內憂、阜財用、廣聲氣，一舉而五養備焉。救世之要。莫切于此。”_j薛福成的人口理論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他提出這樣振聾發聵的主張，在當時確實是驚世駭俗的。
　　　　　　　　　　　　　　　　　　　　三
　　薛福成的護僑思想是其維新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商戰”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19世紀下半葉中國時代潮流發展的必然反映，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薛福成出使歐洲時期，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已先后完成了工業革命，各國資本家為追逐最大的商業利益，客觀上使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世界成了一個統一的資本主義市場；列強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侵略日益加劇，列強之間的競爭也愈演愈烈，中國自1840年被英國“堅船利炮”轟開大門以后，國勢江河日下。薛福成審時度勢，冷靜地分析形勢，作出了中國“終不能閉關獨治”的結論。[3sj同時，他對列強弱肉強食的強盜行徑深表憤慨，指出：“數十年來外人欺侮之積弊，言之可為太息者也。”他期盼中國能強大起來，成為一個可與列強相抗衡的國家。為此，他極力主張學習西方，變法維新，革新政治，發展經濟。薛福成心儀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說：“地球萬國內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他主張中國學習西方，實行君民共主制度，認為它“無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為斟酌得中099I4o3他特別青睞西方國家的議會制，“西洋各邦立國規模，以議院為最良!”薛福成詳盡地向國人述說西方政治體制，并且認為西方之所以“學向日淅，工商日旺，”[41J皆緣于其制度的優良。他特別欽佩日本的明治維新。說“講求西法以奪西商之利，環顧亞洲，舍日本其誰屬哉!”薛福成的“商戰”思想為他之所以重視僑民，保護僑胞作了一個很好的注腳。
　　薛福成護僑思想也是19世紀下半葉海外華僑社會形成和發展的客觀反映。這一時期，大量的契約華工出國，海外華僑人數激增，其分布由南洋各島迅速擴展到美、澳、歐、非洲，僑民遍布全世界，基本形成了現代華僑分布的格局。僑民出國的原因或是為生活所逼，或是因政治迫害，或是想發財致富，或其它原因，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吃苦耐勞，勤儉持家，富有智慧，渴望祖國的庇護。他們在資本主義的夾縫中求生存，相同的膚色，共同的文化，一樣的傳統使他們團結起來，形成了較有規模的華僑社會，由于僑民社會向祖國吁求保護的請求以及自身力量的壯大，漸漸引起了清政府朝野內外有識之士的重視。一批批較注重華僑情況的人士開始向朝廷呼吁，主張聯絡華僑，利用僑資振興國家，這就推動了清政府由過去的蔑視華僑向保護僑民的政策轉變。薛福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辦理洋務時就比較注重華僑的重要性。出使外國途中，他于新加坡、檳榔嶼等地親自考察各地華僑情況。他還通過其部屬黃遵憲了解到很多美國、日本等地華僑的真實情況。出使期間，他派姚成棟、黃致光等到英屬孟買、仰光、加爾各答、馬打刺士等地華僑聚居的商埠考察了解僑情。在這一過程中，薛福成繼承了前人的護僑主張，又形成了自己以民族主義思想為指導的護僑思想，認為華僑與內地人民是同呼吸、共患難的；他們同樣是炎黃子孫，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他極力贊揚僑民的艱苦創業精神，非常同情僑胞的悲慘遭遇，認為保護華僑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因此，在出使期間，為維護華僑的合法權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李鴻章當時曾贊揚他說：“薛福成學識深穩，淹通古今，在故大學士曾國藩幕中多年，深被器賞，平日講求經世實學，于洋務利弊尤為洞澈源流。充出使大臣，在外五年，遇事持正力爭，不避繁難，前后絳奏事件如長江教案，及各島添設領事，豁除出海舊例，嚴禁私購軍火各端，皆關系中外大局。”“知遇圖報方殷其趨功之勇，治事之勤實為今日所罕見。”_4jJ考諸實際，并非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