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落后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分析與展望

論文關鍵詞：經濟發展　戰略　強政權　經濟發展　階段轉型
　　論文摘要：本文探討了后進國家如何在不利的條件下尋求發展的道路，以及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和困難，從發展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發展成致的原因，總結了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得失，并對新時代的發展問題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落后國家面臨的起飛前條件
    落后國家相對于先進國家來說有先天的不足，特別是二戰后新獨立的國家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距更大，長期的殖民統治，已經形成了它的依附性結構，加上國際、國內形勢都已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使他們不能再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可以經歷幾個世紀的漸進的發展，因此，落后國家要趕超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必須另辟捷徑。首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普遍比較低，工業基礎薄弱，積累率非常低，而且，他們的民族資本弱小，無力承擔起發展民族經濟的重任，在與國外大工業的競爭中處于劣勢。同時，普遍的輕重工業比例失調，國內市場的畸形發展，使發展中國家經濟缺乏自我持續高速增長的條件和能力。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對外殖民擴張和掠奪獲取大量的資本積累，這些條件發展中國家不具備;西方資本主義擴張時面臨著廣大的未開拓市場，這些條件發展中國家也不具備。其次國際貿易條件也發生了變化，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資本向外擴張在客觀上導致了殖民地一定程度的開發，發生回波效應。但到資本主義進人帝國主義之后，資本主義已牢固地控制了殖民地，在二者之間已經形成了穩固的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形成了中心與外圍的依附關系。由于經濟結構水平單一低下，貿易條件惡化，財富不斷地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而危機則不斷地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回波效應減弱，馬太效應加強，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面臨著一個十分嚴峻的外部環境。
    二、落后國家經濟發展戰略選擇
    如何在這種不利的條件下迅速地集中資源并進行優化配置呢?市場本身有其局限性，何況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極不完善，分割嚴重，高度扭曲，依靠它不可能使資源達到有效的配置，而且還可能造成浪費，同時，弱小的民族資本家無力擔負起發展民族工業的重任，幼小的民族工業也不可能與強大的跨國財團相抗衡。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強大的國家政權才能夠有力量為國家的工業化莫定基礎。因此，落后國家在發展的初期一般來說權力相對集中，相對于市場而言，計劃更受到親睞，相對于自由貿易而言，關稅保護更常見;在工業發展戰略中，重工業相對于輕工業更優先得到發展。這在早期超越成功的國家中得到了自發的運用，如統一后的德國，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強有力的政府指導和產業政策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并保證了工業的發展穩定的秩序。相對于英法等先行完成了工業革命的國家而言，德日這些后起國家采取了超常規的發展，國家積極扶植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這可以從德日兩國強大的軍事工業體現出來)，同時對外實行關稅保護。政府的調控不僅最有效地集中了資源，而且保持了經濟的穩定和長期發展，因此，德日兩國能后來居上。
    如果說德日的發展戰略是一種自發的話，那么蘇聯二、三十年代的工業化則是一種自覺的選擇。列寧逝世后，蘇聯國內就經濟發展戰略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以布哈寧為首的一派強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相互協調的均衡發展;而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另一派則強調以工農業剪刀差的形式來促進國內資本的迅速積累，優先發展重工業，使國家迅速重工業化起來的非均衡發展戰略。當時，布哈寧的理論被接受，并在“新經濟政策”中體現。而托洛茨基的理論則受到批判。但從以后斯大林工業化的路線來看，很明顯托洛茨基的理論得到了貫徹。無論后來我們怎樣看待蘇聯的瓦解，但蘇聯迅速地從一個還殘留著農奴制的歐洲病夫變成世界第二經濟強國，這一切才僅僅十九年的時間，是在一個極其嚴峻的國內國際環境中取得的，其間還夾雜著斯大林個人的一些嚴重錯誤，我們就不能不驚嘆蘇聯的奇跡，那么怎樣評價蘇聯的起飛呢?
    如果蘇聯按照布哈林的路線走，憑借蘇聯廣闊的國土，巨大的人力資源和豐富的破產，蘇聯最終將成為一個強國，但速度將十分緩慢，并不斷受到經濟波動的困擾。當然，蘇聯可能不會在1991年瓦解，但很有可能在1941年就已完蛋。布哈林的理論并不錯，但提出它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它應是第二階段的指導綱領。從托洛茨基的非均衡理論來看，雖然并不理想，是過去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受批判的對象，但他很適合當時的蘇聯的狀況，正是通過這條路線，蘇聯不但建立了強大的重工業，奠定了強國的基石，更重要的是，重工業建設引致投資高積累，拉長了投人、產出自我循環鏈條，加大產業關連度，供需失衡只有在超長期后才會顯露出來，從而避免了經濟波動的于擾，保證了經濟超高速持續發展。
   二戰后韓國奇跡也是后進國家發展的典范。韓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沒有政府的參與，就沒有韓國的奇跡!在起飛的整個過程中，政府開支占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1/5-1/4，公共投資占全國總投資的大約40 %，同時，公共儲蓄占到總儲蓄的1/5-1/3。在印年代初期，政府就控制了五家主要的商業銀行。再加上朝鮮銀行和國營經濟部門的活動，國家便控制了總投資的。在此之上，政府還利用政治庇護，區別性稅收，信貸和價格政策，獎章和獎金，命令以及各部門和商界之間的月會等手段，決定了整個經濟發展的進程。到七十年代中期，在政府的推動下，韓國推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重工業化，鑒于韓國資源缺乏，資本、技術靠進口，國內市場狹小，出口依賴性強，韓國在怎樣進行重工業化方面存在某些失誤。但若沒有這些重工業，韓國就不可能持續六、七十年代的輝煌!
    可見，落后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一般選擇的是相對的中央集權，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資源配置中，計劃手段比市場手段更經常地得到運用。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一般更傾向于選擇關稅保護而非自由貿易。在注意物質資源開發的同時，也注重人力資源的開發。
    三、落后國家經濟起飛的前提條件
    當然，要使發展戰略達到最初的目的，必須具備一些重要的條件。首先，強大的具有權威性和高效能的能夠貫徹國家意志的政府極其重要。因為政府在落后國家起飛階段起著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和調控作用，因此，必須具有一個有高度集權性和剛性的政府，要防止政權的軟化。其次，徹底的社會改革是經濟改革和可持續發展的先導，必須通過社會改革來打破原有社會各階級階層之間的等級剛性，統一各階層的意志，增強國民凝集力，創造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再次，必須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沒有經濟制度的徹底改革就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政府的各項政策就難以貫徹，并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因此，當我們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失敗歸咎于它的戰略時，不如把它歸結于他們條件的不成熟或不具備。很少有政府能達到一個強政權的標準，絕大多數的政府都是殖民地遺留的產物，換湯不換藥，他們缺乏權威性且效率低下，因此，他們缺乏實現國家意志的手段和能力，而且有的政府根本就不代表國家利益，而只是某些階級或集團利益的代表。而無論是斯大林的蘇聯，樸正熙的韓國，還是稗斯麥下的德國，治天皇下的日本，都有一種國家共同的意志，因而都能支持一個強有力的，具有權威性高效率的政府。當然，集權對民主有一些負面影響，但如果民主不能帶來穩定、繁榮與發展，集權有時是必要的。
    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剛從殖民地擺脫出來，國內種族的、宗教的、階級的、階層的，各利益集團的矛盾錯綜復雜，并且彼此間的利益相互沖突，形成巨大內耗。不進行徹底的社會改革，不把各個階級的矛盾化解，不形成統一的意志和目標，各種政策與措施就難以貫徹。而且與政治結構相對應，經濟結構也是殖民化的產物，表現為比例失調，結構畸形，產品單一，對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如果不進行徹底改造，必將對經濟的發展產生阻礙作用。
    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失敗，既有政府的原因，也有社會結構的原因和經濟結構的原因。可以想象，政府參加干預的目的本來是為了減少或避免市場的失靈或不完善，但一個失靈的政府不僅不能挽救市場的缺陷，反而不適當地干擾了市場，一個失靈的政府加上一個失靈的市場，其結果可想而知，而且局部的或表面的政治與經濟結構調整不僅未改善社會與經濟結構，反而更加畸形和不平等，不協調。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失敗，并非計劃之錯，而是由于計劃之外的原因。
    另外，許多國家或是由于國家太小，市場有限，或是由于缺乏資源和資本而不能起飛，這就另當別論。一般認為，這些小國可以結成區域經濟聯盟，進行內部分工以達到規模效益，這樣就可以彌補各自在資本、資源及市場方面的缺陷。
    至于臺灣、香港、新加坡的起飛，則有他們極其不同的特殊性。畢竟，四十多年來.也就只有這幾個小的地區或國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即便有如此的機遇和條件，臺灣地區和新加坡若沒有政府對經濟的強大于預，恐怕也難成龍!
    四、發展的階段性及其實證考察
    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歷三個階段。

    經過政府強力推進的以工業化為目標的計劃初步實現之后，落后國家便經歷了起飛這一階段，經過起飛，國家的經濟實力有所增強，有些產業已具備一定的競爭力，這時，經濟發展便進人第二階段，即進人政治與經濟結構的轉型期，由以集權為主逐漸向分權為主過渡，由以計劃為主逐漸向以市場為主過渡，由高關稅的進口替代向以低關稅為特征的出口導向或自由貿易過渡。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經濟體制的改革必須伴隨著政治體制的同步改革，這一步十分關鍵也非常不易，因為從一個以計劃為主的經濟模式向一個以市場為主的經濟模式，從一個集權式的政治模式向一個以分權為主的政治模式的轉變受各種現存因素的影響，并相互制約。這是一個艱難且長期的過程，如何打破舊的循環鏈條，并形成新的循環鏈條的良性循環這一個過程十分復雜而關鍵，也是發展戰略中的“瓶碩”。經過漸進的過渡之后，經濟發展便進人第三階段:成熟的“混合”市場經濟階段。
中國的經濟起飛階段主要發生在1952-1958年間，后來由于特殊的國際環境與國內原因，中國第二步戰略一直延遲到1978年才開始，這不僅阻礙了中國經濟水平的提高，也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當前，中國正在加快實施第二步戰略轉型，面臨的任務極其復雜艱巨，相對而言，我們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市場的主導地位已基本確立，但政治體制改革卻相對滯后，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嚴重制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與完善。因此，有必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促成一個廉價高效的小政府和一個規范完善的大市場之間的良性循環，達到第三步戰略目標。
    蘇聯的戰后重建經歷了一個很短的時期，大約在五十年代中期，蘇聯的經濟恢復過程就已快成，但由于國際國內環境的制約，再加上對斯大林模式的盲目崇拜，蘇聯政府沒有能夠從大政府和強計劃的舊模式中擺脫出來，反而越陷越深，日益強化的官僚體制與日益僵化的指令，經濟體制之間的惡性循環，最終窒息了經濟的活力，而自我封閉與因循守舊，則隔斷了對外經濟與技術交流，使工業化停滯不前。而璐璐來遲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則徹底葬送了蘇聯的建設成果，他不明白在經濟改革中政府的控制力的關鍵性作用。因此，激進的改革不僅導致了一個軟政權的出現，而且在強政權控制之下的經濟秩序由于失控而走向了混亂，這樣，一個軟政權和一個混亂的經濟體系之間，形成了一種螺旋式的惡性循環，最終導致了蘇聯的崩潰。蘇聯的瓦解是發展戰略上的一次嚴重失敗，他或者沒能意識到由第一步向第二步戰略轉移的必要性，或者即使意識到了，但由于沒采取正確的策略而沒完成成功的轉型，這為后來者留下了沉重的教訓。
    韓國在朝鮮戰爭之后，采取了進口替代戰略，由于國內市場狹小，很快就趨于飽和，五十年代末，利用西方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韓國和其他三小龍一樣很快地走上了出口導向型戰略，到七十年代中期，在政府的主導下，重工業開始確立，到八十年代末，基本完成了一次級出口導向，國民經濟重工業化基本完成。可以說.韓國的經濟與外貿轉型是比較早的，但由于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對市場的干預力度并沒有隨著經濟的日益市場化而弱化，它一方面促進了韓國經濟的轉型，但另一方面滯后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與日益市場自由化的經濟體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留下了嚴重的隱患，使市場扭曲嚴重，因此，在1997年后，東南亞金融風暴中，韓國為他滯后的政治體制轉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因此，在經歷了起飛之后，并非所有的國家都走上了順利發展的道路。以臺灣、香港地區和新加坡為代表的這些新興工業化地區和國家，他們已經成功地實現了第二步跨越，正在向日益“成熟”的市場經濟邁進。以中國、韓國為代表的這些國家，經濟轉型已有一定成果，但政治轉型嚴重滯后，二者存在較大不平衡性，發展帶有某些不確定性。第三類是以拉丁美洲新興工業國為代表，他們的經濟結構復雜，政治轉型困難重重，工業化之路起起伏伏，前路依然不會平坦，第四類是蘇東國家，他們由于第二階段中戰略性失敗，最終導致發展的失敗。

    五、發展戰略的總結與展望
    從自德國統一和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后發國家發展戰略來看，由于后發國家在起飛階段的初始條件不同，他們先后走上了一條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道路，與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發展不同，這些后發國家的經濟發展一般要經歷進口替代，出口導向，貿易自由化三個階段，在每一個階段，對于政府的作用，市場與計劃手段的運用，關稅保護與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都要進行深刻的調整，與此同時，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也或先或后地進行了改革。但由于各個國家起飛的條件不同，所采取的政策不同，因而發展所取得的成果也大不相同，有的國家取得了成功，進人發達國家行列，但絕大多數則依然在發展的道路上艱難摸索。
    在尋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失誤，這是今后發展中國家應該避免的。首先是片面強調重工業，雖然從歷史角度看，成功的趕超型國家都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但由于各國在人口、市場、資本、資源方面的差別，加上技術進步和規模效應，很少有發展中國家有能力優先發展重工業。其次，片面強調進口替代，企圖建立大而全的自給自足的工業體系，造成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即使象美國這樣實力雄厚的國家也是根據比較利益原則來配置資源，合理參與國際分工。再次，長期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導致人民生活水平長期難以提高，不僅造成嚴重的經濟問題，也導致嚴重的政治危機，使發展受挫。第四是片面地強調計劃，而忽視市場，忽視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不僅惡化微觀經濟環境，也使宏觀失調，浪費資源，效率低下，結構體制僵化。第五，片面地強調集權，忽視人民合法的權力，最終導致獨裁和專制，釀成社會危機，破壞經濟發展。
    展望新世紀，發展問題依然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技術革命的加速發展，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任何國家想要再獨立地發展經濟而不受世界的影響是不可能的，即使象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無論是進口替代還是出口導向，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須在全球分工體系中覓得一席之地。過去那種三分天下的有利局面已不復存在，市場的一統天下已漸露端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一個希望與挑戰并存的時代，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正可以利用全球資源、信息、技術、資本一體化的有利機遇不斷壯大，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也企圖利用其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上的優勢變發展中國家為自己的附庸，阻撓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同時，發展中國家內部也存在著嚴重的人口、經濟、政治問題。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趨利避害，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兩種資本，如何正確處理集權與分權，計劃與市場，自由貿易與關稅保護之間的關系，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證社會公平，這都是值得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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