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產業結構調整的歷史案例研究
【論文關鍵詞】產業結構調整 中國經濟史 案例分析
【論文文章摘要】經濟結構不合理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201O年中央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討論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的辯證關系,并結合新中國經濟史的一個歷史案例進行分析,突出科學發展經濟既離不開經濟增長,也離不開結構調整。
一、前言
經濟建設舉足輕重,如何科學發展經濟是關系中國崛起的重大問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建議的說明中指出:經濟結構不合理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產業結構層次低,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這是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不高、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諸多矛盾的重要原因。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0年經濟工作的重點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而其中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
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也表明:科學發展經濟,一方面是反映國民經濟增長的國內生產總值在總量上的提高;另一方面是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優化。國民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調整,對于科學發展經濟來說,缺一不可、同等重要。
二、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的辯證關系
科學發展經濟既離不開國民經濟增長,也離不開產業結構調整。要證明這一點,必須從理論、實證以及歷史的高度深入論證。要證明這一點,需要考察兩個相關的逆命題:產業結構能否擺脫國民經濟增長而獨立調整?以及,國民經濟能否擺脫產業結構調整而保持增長?
對于前者,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是因為產業結構調整的目的本身就是為了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國民經濟處于高增長時期,產業結構調整的動因并不強烈,因而產業結構獨立調整的動機并不存在。所以,產業結構調整不能擺脫國民經濟增長而獨立調整。
對于后者,答案則是可以的。然而,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在客觀上卻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需求結構始終是要發生變化的。固定的供給結構將逐漸難以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終將會放緩。所以,這不是一種科學的經濟發展方式。倘若片面地追求經濟高增長,那樣勢必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沉重打擊。
在產業結構不進行調整,反而在既定的結構上繼續追求經濟高增長的前提下,對已經出現生產相對過剩的產業只能繼續追加投資。而擴張規模則意味著進一步增加存貨,商品價值將無法得到補償。而出于追求高增長的目的,政府只能動用財政補貼企業的存貨投資。這樣做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擴大了財政支出,長此以往,必定形成巨額赤字,既影響到政府其他項目支出,如社會福利支出等;而且更重要的是,為國民經濟帶來通貨膨脹的隱患。此外,產業結構不進行調整一方面意味著對產能已經過剩的產業的追加投資會擠占產能相對不足的產業的投資;另一方面,擴張規模意味著勞動力的轉移。這種雙重影響將導致產業結構的自動失衡,甚至會演變成極端失衡。中國現代經濟史上就出現過兩次,均表現為工、農業以及輕、重工業的嚴重失衡。當工業盲目擴張時,工業必然向農業索取更多的生產資料,其必然擠占了作為消費資料的農產品。當人們用手中富余的貨幣去追逐稀缺的消費資料時,通貨膨脹悄然降臨。而當通貨膨脹率超過全社會各產業利潤率時,災難已經發生。企業生產意味著虧損,而停產則意味著商品變得更加稀缺。進一步,隨著收入下降,人們可支配的貨幣將越來越少。于是,經濟形勢將會瞬間逆轉。原來相對稀缺的商品瞬間變得相對過剩,富人瞬問變成貧民,國民經濟急轉直下。歷史上從來不缺少這樣的教訓。
三、一個歷史案例
以歷史為證,二十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率波動較大,且曾經出現兩次比較嚴重的經濟滑坡,分別在1960至1962年以及1967至1968年。對于這兩次劇烈的經濟波動,筆者將重點考察1960至1962年的經濟大滑坡,以及造成這次經濟滑坡的產業結構因素。
首先,從一個較長的時間序列上俯瞰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歷史特點。筆者截取并考察了1953至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這一經濟數據指標,并把這一時間序列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3年至l978年,第二個階段是1979年至2007年。集中考察第一階段就會發現,第二產業增長率與GDP實際增長率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其相關度達到0.9559,而同期第一、三產業增長率與GDP實際增長率的相關度分別為0.2770和0.8641。同時,縱向比較也會發現,第二產業增長率在第二階段經濟發展中與GDP實際增長率的相關度已經下降到0.8889,參見表1。也就是說,在第一階段經濟發展中,GDP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二產業產值下降造成的。
其次,結合圖1回顧歷史。造成1960至1962年國民經濟嚴重滑坡的原因應該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開始的“大躍進”。但要考察其中的產業結構因素,則還要追溯到更早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下簡稱“一五”計劃)時期。
“一五”計劃從中國國情出發,確定了兩個基本任務,其中一個是建立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為此,黨中央確
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火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一五”計劃要“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即冶金工業、燃料工業、動力工業、機械制造業和化學工業”。然而,由于農業增長落后于工業,工業受制于農業的特征非常明顯,但國民經濟大體上是平衡的。陳云在總結“一五”經驗時指出,“一五”計劃的平衡是“一種緊張的平衡”。為此,第二個五年計劃在發展重工業這個中心任務不變的前提下,確立以下方針:首先保證糧食增產,推動整個農業發展;同時保證主要經濟作物增產,推動輕工業發展。整個計劃體現了先調整產業結構后發展主導產業的綜合平衡的思想。然而,實踐卻受到一種截然不同的思想影響,使得國民經濟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
由于浮夸風盛行,中央對農業發展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認為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工作重心應從農業轉移到工業上來。于是,在國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58年鋼的計劃產量要求在1957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在“一切為了保鋼”的指示下,場群眾性的全民大煉鋼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到了年底,鋼產量達到1108萬噸,生鐵產量達到1369萬噸,超額完成了任務。當年,GDP的實際增}∈率達到21.3%,第二產業增長率則高達52.9%。然而,這種片而追求冶煉工業高增長的經濟決策給整個圍家和人民帶來的卻是災難。首先,就鋼和生鐵本身而言,合格的產量分別只有800萬噸和953萬噸。其余的均使用土法冶煉,不僅成本高,而且經濟效益低,加上產品不合格,以致大面積虧損,當年財政補貼就高達404L元。同時,多生產的鋼、生鐵次品只能計入存貨,導致積累率陡然上升,1958至1960年分別為33.9%、43.8%和39.6%。商品價值得不到補償,導致企業無法同收資金,職工平均工資下降。第二,農業投入銳減,造成農業大幅減產,工、農業比重嚴重失衡。1958至1960年,第一產業的增長率分別為0.4%,~15.9%和16.4%,工、農業產值比例則由56.7:43.3變成78.2:21.8。1958年秋,豐收在望,但由于煉鋼需要,過多地抽調農村勞動力,而且大量的運輸工具和牲畜也被用于大煉鋼,導致大批糧食和棉花爛在地里。據粗略統計,1958年9月份就有5000萬人上山煉鋼,其中主要是農民;全國約20%的畜力車、手推車,30%的木帆船參加了全民大煉鋼。勞動力和資源大量轉移的后果自然是農作物連年減產。一方面,糧食供應嚴重不足。1960年,糧食庫存告急,北京、天津、上海等10個主要工業城市糧食庫存均已不超過10天。另一方面,棉花、煙葉等輕工業原料供應無法跟上。第三,_[業內部比例也嚴重失衡。當時工業生產排隊原則要求,首先滿足冶金設備和冶金工業增產的需要,其次滿足制造發電設備的需要,再次滿足主要機床的需要,最后才可以顧及其他工業部門。為了保鋼,輕工業原料的運輸被擠掉了,結果導致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衡。1960年,重工業較上年度增長了25.9%,輕工業卻下降了9.8%。輕工業的下降,直接造成生活日用品的供應緊張。不僅如此,重工業內部比例也逐漸失衡。采掘工業遠遠落后于冶煉、加工工業的需要。交通運輸業落后于工業,貨運量增長不能滿足煤、鐵增長的需要。第四,財政、信貸收支嚴重不平衡。一方面,政府需要補貼低效益煉鋼帶來的虧損;另一方面,政府實行擴張l生財政政策,大量增加基礎建設投入和支付因規模擴張而新增的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1958至1960年,財政赤字分別高達20.74億、56.05億和71.39億元人民幣,分別占當年財政收入的5.46%,11.51%和12.47%。第五,物資緊張,貨幣發行過
多,直接后果就是通貨膨脹。按計劃價格銷售的商品供不應求,許多商品在國營商店甚至有價無貨,而在自由市場上的價格則高于國營牌價幾倍甚至十幾倍。最后,政府不得不擴大憑票憑證供應的范,實行短期配給制。綜觀整個“大躍進”時期,國民經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但同時也吸取了一個深刻的教訓。那就是,片面追求個別產業的高增長是不可能支撐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是說,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離不開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若要科學發展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必不可少。
1962年,周恩來在西樓會議提議,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的調整。陳云提出:“把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階段,后一階段是發展階段……現在調整計劃,實質上是要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發展放慢一點,以便把重點真正放在農業和市場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滿足恢復農業生產的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農業增產。”從1962年開始的大幅度的產業結構調整,基本上是按陳云的思路進行的。1963年至1965年,農業得到恢復,林業、牧業在農業中的比重均有所增長,經濟形勢傘面好轉。
四結語
歷史總是有規律地重復著。造成1967至1968年經濟滑坡的原因與前期的具有高度相似性。但歷史卻又不會簡單地重復。對于造成這次經濟滑坡的新因素,筆者不再贅述,因為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也就是,國民經濟無法擺脫產業結構調整而保持持續增長。同時,產業結構也無法擺脫國民經濟增長而獨立調整。因此,國民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調整,對于科學發展經濟來說,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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