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代儒家與古希臘音樂心理思想之共性

摘要：在中西方傳統文化中都不乏關于音樂心理思想的言論，本文通過描述和比較中西方傳統音樂心理思想，總結歸納中國古代“儒家三圣”孔子、孟子、荀子和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的一些音樂心理思想觀點，比如音樂的審美核心、音樂的社會功能、音樂的教育功能以及音樂治療等，這對當今社會人們關于音樂心理學的理論研究影響深遠，并成為近代哲學、美學、心理學、教育學乃至現代音樂心理學等學科發展的主流，有益于中國現代音樂心理學學科建設的發展，確立和發展中國本土音樂心理學研究體系，同時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一劑良方，這正是筆者撰寫本文之目的意義所在。
關鍵詞：古代儒家；古希臘；音樂思想；共性

引言：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我國正處于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在這一時期高度發展，尤其是儒家思想從此確立了他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當時的儒家賢哲們在他們著傳立說中不乏關于音樂與心理方面的言論，如孔子的《論語》、荀子的《樂論》，以及我國第一部音樂美學專著《樂記》中，都有非常精辟的音樂與心理的關系的闡述。
此時的古希臘也處于文化繁榮時期，其地理條件決定了它在東西方文明交匯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古希臘人接受并保存了東方的音樂體裁、音樂理論和一些重要樂器，進而加以發展，創造了輝煌的古希臘音樂文化。另一方面，它作為源頭向西擴展，對西方音樂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因此有學說認為古希臘文明也就是歐洲文明的淵源。古希臘的音樂理論，大約確立于公元前4世紀，即古希臘科學產生的時期。在古希臘人心目中，音樂與哲學和科學是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古希臘的許多哲學家在其倫理著作中留下了許多關于音樂的理論。
而中西方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和古希臘文明又是對后世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大思想體系，兩者在音樂心理思想上的觀點有很多相似之處，對現代音樂思想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1、音樂的審美核心——“調和，樂也”
“和”是中國古代儒家音樂美學思想的核心范疇，“和”即多樣統一、對立統一，同時具有適度的含義。這一思想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基本確立，戰國末儒學大師荀子再三強調說“樂言，是其和也”、“調和，樂也”、“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上述說法可以歸結為一個“和”字，就個人說，平和純正的音樂足以打動人內心深處淳樸善良的一面，從而使一個人顯得儀表端莊，和藹可親；就社會說，和諧穩定的音樂能凈化社會風氣，消除社會上一些不良的歪風邪氣，進而使整個社會和諧有序，健康發展。儒家先哲還指出，“和”還有“適度”的意思。孔子評論《詩經?關雎》時說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就是指歡樂而不荒淫，哀傷而不愁苦，音樂就應當適度。音樂的前提在于調和心情，適中的音樂，強弱快慢適度的音樂才能使人心情舒暢。
而在古希臘，畢達哥拉斯（Pythagorus，約公元前570-前475年）學派認為，數學哲學代表全部的哲學，和諧的數學理論是宇宙和諧普遍理論的分支。該學派把音樂的節奏、形式、比例也發展到與數學理論相關聯，通過對數學比率與和諧音程之間的一致性來解釋宇宙之間的奧秘。畢達哥拉斯是最早探討聲音感覺的人，他把音程分為協和音程、不協和音程兩種，八度、五度、四度音程是完美的和諧音程，二度、三度、六度、七度是不協和音程。這無疑為后來西方音樂創作奠定了確立音樂基本調式調性的基礎。由此可見中西方在追求“和樂”的思想觀點上是一致的。
2、音樂的社會功能——“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孝經?廣要道》曾記孔子言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儒家充分認識到音樂強大的社會功能。音樂行為是社會行為，正因為如此，音樂能夠影響和反映我們周圍存在的事物。在生活的大船上，音樂既是一盞桅燈，又是盞尾燈。音樂的世界就像是整個人類社會的微觀縮影，這正是 “審樂以知政”（《樂記?樂本》）。通過了解音樂的社會功能，我們就會更好地理解生活中有音樂的存在是多么重要。音樂既能反映社會現實生活，還能影響社會生活形式。這些論述對我國目前提出的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平安家園，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西方，柏拉圖認為音樂的創作與表演都必須遵循政治家制定的法制，若藝術與教育無“法”，必將導致社會的放肆和無政府狀態，音樂的基礎一旦確立了，就不能更改，在教育和政治體系中音樂被賦予極為重要的地位。這儒家禮樂思想強調音樂的情、聲須有節制，既抑制情的自由抒發，又限制聲的自由發展的思想觀點相一致。由于重視教化作用，輕視娛樂作用，便必然束縛音樂，遠離人民，異化為統治的手段、政治的工具。在這一點上，古代中西方的統治階級利用一些歌頌王者的音樂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給音樂抹上了政治色彩，這在我們現代社會中是不可取的，但他提醒我們音樂具有強大的社會功能，如果能很好的加以利用是可以造福一方的。
3、音樂的教育功能——“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我國古代教育家們非常重視音樂教育，儒家很早就將音樂列入“禮、樂、射、御、書、數”這一整套課程教學體系，而此“六藝”以禮、樂為首，同時還編入當時必讀的統一教材《六經》（《詩經》、《書經》、《禮經》、《易經》、《樂經》、《春秋》）中。《孟子?盡心上》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可以看出儒家先賢們很早就認識到音樂對人的教育意義十分深刻，比起苦口婆心的諄諄教導還要迅速有效得多。孔子這位儒家大師，不僅是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位音樂家，他能彈琴、鼓瑟、擊磬，而且還是欣賞音樂、評論音樂、改革音樂的行家。他認為音樂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它浸入人的內心世界，給人以積極向上、奮發進取的精神力量，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不知不覺中使人受到教育。現代音樂素質教育也正是認識到音樂能夠修身養心、陶冶性情、培養品格。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就撰文說，北京市豐臺區的一所小學，用典雅的樂曲作背景音樂，全天播放，旨在潛移默化地改變學生的心性和氣質，這是樂教傳統的今用，值得提倡。
伯拉圖（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是蘇格拉底的弟子，他吸收了畢達哥拉斯學派及蘇格拉底的思想，構成了他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他對音樂進行了深入的美學和倫理學討論。他認為，音樂的目的絕不僅僅是娛樂，而是和諧的教養、靈魂的完善與激情的綜合，音樂的基本功用是教育作用。提出“音樂教育比其他教育都重要得多，節奏與樂調有最強烈的力量侵入心靈的最深處，如果教育的方式適合，它們就會拿美來浸潤心靈，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沒有這種適合的教育，心靈也就因而丑化。”1在柏拉圖看來音樂教育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是其它任何形式的教育所無法替代的。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是柏拉圖的學生，繼承并發展了柏拉圖的思想。在音樂的教育作用方面，與柏拉圖有很多相近的觀點。他具體地指出：“音樂對人的性格有顯著的影響，應該納入青年的教育課程里，音樂教學是適合這種年齡的……”2這鮮明地表露了他的音樂教育心理學思想，他非常重視音樂的道德力量和教育作用，公共教育必須包括正常的有監督的音樂教育，尤其在對兒童和青年教育方面，音樂被視為陶冶性情不可缺少的手段。
4、音樂對人的意志品質的影響——“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
柏拉圖還認為音樂可以影響人的意志。人們聽低級庸俗的音樂，就會變成不正經的人，反之，常聽積極上進的音樂，人就會變得樂觀向上。因此，他認為在培養治理理想國家的人才的教育中，必須避免表達柔順和放縱的旋律，只有英雄（富于男子氣）的多里亞調式和有說服力（使人歡喜）的弗里幾亞調式可以保留使用，因為它們分別培育“克制”和“勇敢”這兩種美德。這與荀子提出的“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荀子?樂論》）的觀點很相近。激昂高亢的聲音能使人肅然起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歌》激發起全世界無產階級反抗法西斯的戰斗熱情，并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反之如唐詩中寫道“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尤唱后庭花”，可見靡靡之音的確使人意志消沉，假若商女能唱《義勇軍進行曲》或《黃河大合唱》這種分割的歌曲，想必即使國家危難，也有復興的希望。
亞里士多德則用模仿說闡述了音樂如何通過人的心理因素，從而影響人的意志品質。他認為，因為音樂直接模仿（即表達）人的七情六欲，亦即心靈深處的狀態——溫柔、憤怒、勇敢、克制及其對立面和其他特性，所以人們聆聽模仿某種感情的音樂時，也就充滿同樣的感情。他曾經說“既然音樂是產生快感的，既然德行在于愛憎得當，我們應該關心的就莫過于培養正確的判斷力以及對于高尚品質和行為的喜愛了。節奏和樂調是一種最接近現實的模仿，能反映出憤怒和溫和、勇敢和節制以及一切直接對立的品質和其他的性情。這是可以由經驗證明的。”3這與我國古代儒家學者談到的“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胄、歌于行伍使人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荀子?樂論》）是一樣的。
5、音樂治療的設想
儒家先哲們很早就認識到“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故修其行，正其樂。”（《荀子?樂論》）他們認為人們可以通過音樂來疏導內心的煩亂，修正自身的行為，以達到平和心境的目的。畢達哥拉斯認為：“用音樂和某些旋律、節奏治療人的脾氣和情欲，并恢復內心能力的和諧，……適當的享用音樂，可以大有助于人身健康。”4這是西方最早的關于音樂治療的探討和設想，由此可以想見早期西方哲學家對音樂心理功能的認知，以及他對后來的學科發展會產生怎樣的理論啟示作用。畢達哥拉斯就曾以彈奏弗里幾亞調式（一種歌唱性的、抒情性的旋律）的音樂，讓發脾氣的少年平靜下來，而以“凈化”為名的音樂治療，有用來醫治心中情欲、憂郁以及內心病癥的旋律。這些觀點都為現代音樂治療學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祥和平靜的音樂能使人心智澄明，柔和抒情的音樂能舒解人們內心所承受的巨大壓力。
近幾年，現代音樂醫學是把音樂直接用于對健康的影響，包括運用音樂止痛（抗焦慮音樂），降低血壓、心率或肌肉緊張、調節內分泌系統（心理神經免疫學）。盡管這些領域還有待成長，但我們能夠強烈地感覺到，作為有效的治療手段，音樂的潛在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結論：總之，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儒家賢哲們和古希臘哲學家們早已認識到通過音樂，利用音樂的感染力培養人們的美感和道德情感，進而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堅強的意志、良好的性格和文明習慣，這些都是具有實踐意義的美育心理學觀點，豐富了現代音樂心理學知識，有利于提高當前音樂教育的效果。同時還提出了音樂強大的社會功能，移風易俗，凈化民風，這對當今構建和諧社會也是非常具有理論指導價值的。文章還從傳統文化中尋求與西方心理學的結合點，為現代音樂心理學的學科建設提供了有力依據。由于時代久遠，我們無法復原當時音樂生活的全貌，但其對后世的影響仍是顯而易見的，此項研究還亟待廣大音樂界和心理學界的同仁去積極開展深入的、系統的發掘和探討。瞻望未來，古代音樂心理學思想的研究工作，必將出現一個更加廣泛深入、系統全面、科學先進的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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