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正義與政策指針

1.開頭語

面對21世紀，地球村是憂郁的。一方面，未知的信息化社會給人們指示希望；另一方面，作為其基礎的產業文明正在使其中的生命體染疾，其箭鏃反向直指人自身，告其生命之終。21世紀希望、絕望參半。

絕望的21世紀，這不是危言聳聽。人的欲忘駕著科技動力的翅膀，企高無止境，終將自落自毀 無可疑。越來越多的人們憂慮環境危機(Crisis of ennui remnant)，人們有不同的原因疹斷，解決之策也各異。

正確認識這種危機，并意欲正確解決的，不是政府而是市民，他們通過非政府機構(NGO)，做著種種努力。分布于世界各國的環境保護團體以保護野生植物為關注的重點，這個工作對地球村來說十分重要，是十分有價值的。然而，如果僅停留于此，則易流于浪漫(romantic)的自然保全論(Carl talbot，environmental justice，encyclopedia of applied ethics (Son Diego，Calif.：Academic Press 1998，V.2，p.94)。此種局限往往看不清環境破壞對人類社會的災害樣態，看不清與社會問題相關聯的環境問題，由此出發，解決環境問題的社會政策可能會流于表面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環境問題看作社會問題的延長線，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便產生了。

2.環境正義出臺

環境問題危及生命，直接源頭在產業社會。產業主義認為自然只是人應利用的資源，自然只是滿足人的物質欲望的手段(instrument)。這種理念從根源上發端于支配主義世界觀，這種世界孕胎于西方。西方發達的工業國對自然橫蠻搶奪、壓迫，以滿足自已的利益要求，雖然他們構病自我，付出了代價。20世紀中期，在發達國家發生的環境災難訴說著這一切。英國的倫敦煙塵事件，日本的水俁事件，原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泄露事件等是其例證。

得知誘發公害的源頭在自身的產業，發達國家通過自我控制，將引起公害的設備引渡給第3世界國家。這種情況進行到一定程度，從20世紀后半期開始，第3世界國家也開始發生環境問題。美國多國公司尤尼卡巴特進出于印度的波帕爾，1984年由于有毒氣體泄露，造成2.，800多人死亡，20多萬人為后遺癥煎熬的后果。 1988年則發生了意大利有害垃圾偷販入尼日利亞可可港的事件。作為環境發達國的德國，其工業垃圾輸出量占據世界首位，大量的有害垃圾運往落后國家是不爭的事實。80年代初發生的韓國溫山怪疾事件也是由販入日本的有害工業物造成的。

20世紀后半期，發達國家的有害工業設備向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輸出，造成全球性的(global)環境危機。地球變暖，埃利諾等氣候異變肆虐，臭氧層大面積破壞，酸雨使大面積土地壞死，巴西、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的熱帶林有相當數量遭破壞。而第三世界的市民處于難言的困苦中；破壞環境所得利益歸發達國家市民，落后國家則負擔全部災害。利益與不利竟至如此不利不義。

隨著南北國家間資源利用與利益分配不公正問題被認識，一國內的利益公正分配問題也被提上日程。種族歧視最甚的美國于80年代提出環境正義問題亦不足為怪(lbid，p.93)歷史以來，黑人、印地安人、亞洲人、南美人等有色人種，在美國得不到與白人同等的地位。白人是獲利者，相應地有色人種則承擔著大部分辛勞。

問題是在環境問題上，美國的有色人種比起福田利益之少，相反承擔著拋去福祉的禍患。在加利福尼亞，黑人與南美人生活在最骯臟，污染最重的洛杉磯南部地方。在洛杉磯，71%的黑人，50%的南美人，生活在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方，而白人只占34%。這種情況全美國各地無別。在最嚴重的污染地域，城市共同體的基礎逐漸崩潰。投資資源被迅速回收，住宅損傷迅速，廢棄學校增加，慢性不穩定雇傭造成大面積貧困。另一側則是各種疾病 各種醫療機構積貯 (R bullard，environmental Rac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in C. Merchant (ed). sociology: key：concept in Critical theor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1994，p.256)。

由于環境種族差別主義(environmental racism)，只有白人得以生活在健康的物理環境中，有色人種只能在惡劣的環境中生活。黑奴解放以后，60年代明確地從法律上廢除種族歧視，問題雖然有所改善，但仍在一如既往。唯于環境正義流動以來，最近美聯都環境廳(EPA)從政府角度開始關心環境污染的破壞和保護有色人種不被工業吞食。然而其效尚微。有關開發的地域劃定，設施計劃，以及城市規則的各種委員會，大凡由白人決定，參與其間的人們從結構關系意義上一定是替白人說話的。

就在不久前，連美國的環境保護團體也未對環境正義問題有多少關注，他們的工作目標只是保護野生動物、開明的資源管理、減輕污染、控制污染等等。主流運動之所以循這樣的方向發展，是因為運動的主導者是中上層白人，當然受到這些人的支持。現在則不同了，有色人種的草根民主形成大的影響，環境問題與社會正義的實現緊密聯系起來。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認為：環境危機如若不與社會正義聯系起來是不會得到有效解決的。(Ibis，p.261)

將環境問題做為社會問題的引申來考慮有其道理。西方的支配主義世界觀是其傳統的主客二分法(subject-object dichotomy)與支配主義邏輯(logic of domination)的聯姻產物。分主體與對象為二的二分態度衍生優劣價值的支配理念，有作為的優等的人侵奪劣等的動物與自然，引起當今時代的環境問題，而對自然的壓迫是早已存在了的。上層階級、白人、男人作為主體以所謂劣等的被統治階級、有色人種、女人為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加以壓迫，此即階級、種族的對立之源。人與自然之間的環境問題，不過是人類社會內部階級、種族、性之劣根上生出的蘗之一枝。

在這個意義上，布萊恩特 (B.Bryant)認為環境表現為能夠維持持續共同體的文化規范及價值、規則、規定、行動、政策、決斷等。在這里，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得到尊重和崇尚，是恪守分配正義的共同性。(Bunian Bnyant，Introduction，in B.Bryant (ed) environ mental justice：Issues，Rollicks，and Rotations Washington，D.C，Island Miens，1995，p.6)。這里批判了環境正義是講環境問題能離開社會正義并以社會正義為先導的見解，相反認為階級、種族、性是探究社會與經濟關系問題的核心。就是說以階級、種族、性為根據產生權力、機會的不平等，任何由這種差別促成的環境破壞和災害，將不偏不黨為系鈴者解鈴。環境正義與當今剝削、不平等及一些集團持有特權的生產機制、福祉關系相關聯。現在是對此挑戰的時候了(C.talbot，environmental justice，p.93)

環境正義是解決環境問題在社會問題的延長線上找到的契合。環境正義是杠桿，盡可能控制不得已的開發，維持可持續的社會發展。這看似未脫離以往以人為中心的舊套子，也確有人有這種憂慮。但這是一種保守的思維方式，事實上不可將環境問題，例如野生動物植保護等問題孤立起來思考。環境問題是自然與社會通一的問題。

3.社會正義、環境正義及其政策

什么叫正義?通常什么事情得到公正(fair)的處理，謂之正義。其實與正義最為密切的表現是應當應分(desalt)(Tom L. Beauchamp，philosophical ethics knew York：McGraw-Hill， 1982，p221)。人們得到他所應然之待遇即被視為體現了社會正義。因此，將正義理解為分配意義上的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是對正義的具體理解。

嚴格意義上的分配正義是指利益(benefits)與承擔(burdens)的適合。下面考查幾種作為當今主流的道德、社會正義理倫及與環境問題的關聯，考查他們作為環境正義論的堅實程度及其相關政策情況。如溫茲(P. Wenz)所指出：環境問題很特殊，為全球所關注。所以可將分配正義論與環境問題聯系起來，一體考慮他們的包容能力。(peter S.Wenz environmental justice CA1bamy：state university oh New York press，1998. xii)

休姆(D.Hume)認為正義被提升是由于處于共同體中的人，其利他心受到限制，滿足人的需要、欲求的手段即資源不足。在資源不足的前提下合理分配的制度產生出來，這個制度的公正性成了問題。

在道德理論方面，古典功利主義(utilitarian ism)將最大限度地給絕大多數人以幸福視為應然、義務。功利主義以有用性為根，以受其影響的所有人將快樂、幸福、善最大化，而不是將痛苦、不幸、惡為最大化為一般原理。功利主義認同符合原理的有用性，即社會的有用性而在這個過程中部分人將集中蒙受不幸、危害，即招來利益與承負不公正的正義論問題。

當今時代，以功利主義為底基的主流經濟理論以潛在補償基準 (compensation criterion)來測定，某集團所得大于另一集團所失，則認定這種行為是有利的而加以接納。當然，從理論上講，得利集團可以對受害集團進行利害補償。那么從環境定義角度看，在一個社會內從利害對比所生出的有用性(net utility)，并且以此補償適量的經濟利益量是否可以成立?要說明此一問題，分析政策案例最能給定明白無誤的指向。

在美國紐約的北部有個叫約克謝的村落，里面生活著3，850名村民。布芬寧貝里企業要在這里建一所無害地域垃圾站。當然這一代居民獲得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有關財產損失補償、公共保健(rustic health)損失補償也可以是豐厚的。但最終約克謝有投票權的人中70%反對建垃圾站，居民對策委員會全體一致拒絕了企業的提案。居民們明白自己的后代受公共保健危害，自己的居住環境被破壞，這不是用金錢能補償的(t.W. Hartley，environmental justice：An environmental civil rights value Acceptable to all untold views， cnuiconmental ethics 17 (1995)，pp.283-84)。可見功利正義承認不公平的分配，認同環境非正義，以經濟補償支撐傾斜之理，這種經濟學政策是失敗的。功利正義及其相應政策潛在著諸多問題是不言而喻的。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則與功利主義不同，他們著眼于個人自由的前提，試圖建立公正的社會制度。約翰·魯克(John Locker)在《市民政府論》(Second Heavies oh Civil Gouenment)中試圖論證神賜給人的自然在原初之時私有就是可能的，他認為人各自是心與身的主人，即人的勞動力歸自己所有。人將自己的勞動支付給不屬于任何人而屬于勞動者自己的那部分自然，進而占有這部分自然。魯克以此來論證財產私有的合理性。

諾基克(R. Nozick)接著魯克的思想，并重視獲得財產權的歷史過程性。他提出：首先，根據正義原理，得到財產的人獲相應財產所有權。其次，在權力轉移的意義上，根據正義論原理，從別的有財富權的人那里獲得財產的，獲得對那份財產的所有權。第三，任何人不從前述正義論原理出發，不能獲得對任何財產的所有權。(Robert Nozick Annette，state，and utopia new York：Basic Books，Inc，pulsates， 1974， p151)

諾基克以個人自由為最高道德準則，在他看來一個社會只有公正地自由活動獲得財富，并自由轉移才是體現正義的社會。國家的職責就是使個人的自由創造活動不受壓抑。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和福利主義要求人人勞動，以求平等，這必然壓抑個人自由，因而加以反對。自由主義持有正義過程論，他們主張國家盡可能少地干與個人自由，主張最小國家論。

自由主義至少不允許在社會效用性名譽下損害個人自由與財產權的政策，在這一點上它與功利主義分鑣。他們認為任何個人或集團如果損害了別人的健康或財富，必須依據正義原理予以賠償，并認為這是合理的解決。例如美國的尤尼恩·卡巴德在印度的保帕爾市，由于不注意發生事故，將有害化學氣體排出于居民區近處，許多人因此喪命、染疾。自由主義則認為要求肇事企業賠償所造成的個人生命、健康損失是正當的，當然這種解決不是以恢復原狀，只是最底線的補償而已。這樣以后，相應政策就會引導企業和個人都將加入被害補償保險。

與之相反，我們可以聽到另一方面的事例，就是自由主義的正義論在環境問題上的不合宜。美國中部的密蘇里州有個泰姆茨比奇小鎮，這里的居民們每在夏日飽受非封閉公路上的灰塵的侵擾。為了防塵，從70年代開始在公路、牧場涂上了廢油。其后幾年鎮上發生了一系列事件：飛鳥隧地而死，貓狗突然死掉，牧場里的馬猝死；居民們或染肺癌、腎癌、喉頭癌，或得肝病，或有孕婦小產。查證其原因是在十年后的1982年。聯邦調查局發現上述所涂廢油是有害的，而在70年代當時，企業和科研人員尚不自知。

泰姆茨比奇的居民們生活于有害的環境中，他們的財產價值大打折扣。對此自由主義者們應主張以何種政策解決呢?大約要指控生產有害物質的企業，可是隨著有害物被暴光，那些生產企業已瀕臨破產邊緣。自由主義者會進一步出策將企業相關人員投入監獄，然而這些對蒙受災難的居民們沒有什么補益。

給自由主義者留下的唯一出路是給被害者以相應的補償，然而或因加害者不明確，或因加害者沒有補償能力無法實現補償，自由主義只能訴諸政府。但這也是自由主義者無法落實的。因為自由主義者主張最小國家，最小國家的有限財政去做此種補償事，未必是公道的(P. Wenz，environmental justice，PP.66-67)。科學技術在不斷發展，類似的有害物不斷產生出來，類似事件將不斷發生。自由主義無法提出可以解決時蔽的政策，他們距環境正義尚有距離。

自由主義主張財產私有，尤其強調土地私有是財產私有的出發點。一旦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結親，各經濟主體在自己占有的土地上，如果有利可圖，那塊土地的環境的墮落一般是不可免的。印地安人認為，人將自己的勞動力投放于自然中，與其說自然的一部分歸自己所有，不如說勞力投入所得自然生產物屬我，而自然永遠是全部本身。我們為什么不可以持有此種見解呢?(Andrew Mclanghlin，Regarding Nature Cadbur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24)

印地安人只將自然的產物歸已，而將自然全體歸大家，不歸任何人，他們的生活理念是環境親和。比較起來，反對自然私有的馬克思主義比自由主義更具自然親和意義，至少這種理念排斥為了個人利益而惡用自然。事實上，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后，前蘇聯在其初期采取了自然親和政策。1920年，南烏拉爾被定為自然保護區。在那里除了科學研究所需，狩獵、垂釣被禁止，就是一個鳥卵也是不許亂動的。到1935年，莫斯科人口被限定為不超過500萬，在其外廓設計了生態學的保護計劃 (Ibid.，p.49，53)。自然屬人公有，依據中央計劃經濟的社會體制，如果實施生態親和的政策，在自然保護方面會是十分有效的。然而這種計劃及其實施未能持久，很快就夭折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社會主義首先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礎的產業主義。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侈談正義是徒勞的，但他并未否定正義本身。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確立了，消滅資本主義以后的社會分配的正義理念。這里有兩種正義的理念：其一是在生產手段公有化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其二是到了發達的共產義階段則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Z.I. Husami，Maxi On Distlibntive Justice，Philosophy and numeric allies 8(1978)，pp.27-64，Replanted in b.Jessop (ed)，Karl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hell thought Colton：Routed，1990，V.IV，P.432， 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