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柳送別”原始意蘊探賾

“折柳送別”是中國古代傳統的送別形式。每至行人遠離，送行者往往折柳相送以表惜別之情祝福之意。這種獨特的送別方式在文人墨客中頗為流行，為原本落寞惆悵凄涼傷感的離別場面平添了幾分浪漫色彩。
　　一般認為“折柳送別”發端于西周初期，而《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被視為首開了詠柳寄情、借柳傷別的先河。到了漢代,“折柳送別”漸成風氣，記錄漢代京師長安社會生活的《三輔黃圖》云：“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1]據程大昌《雍錄》載：“漢世凡東出函關，必自灞陵始，故贈行者于此折為別”。 “折柳送別”有固定的送別地點及具體的折柳內涵，標志著這一送別形式的定型與成熟。到了唐代，由于實行科舉制度和邊疆戰爭頻繁，普通庶民為追求功名，或遠離家鄉以文求仕，或遠赴邊塞建功立業，“折柳送別”之風大盛，成為時人送行餞別的主要方式，所謂“楊柳東門樹，青青夾御河，近來攀折者，應為離別多 ”。[2]多情浪漫的唐代詩人將其作為詩歌中的特定意象，引詩入詞反復吟詠。權德輿《送陸太祝》詩：“新知折柳贈，舊侶乘籃送。”孤獨及《官渡柳歌》：“ 遠客折楊柳，依依兩含情。” 同時，情感表達也從抒發離別之苦拓展到了表現離別雙方的相思之痛。王建《宮中調笑》：“楊柳，楊柳，日暮白沙渡口。船頭江水茫茫，商人少婦斷腸。腸斷，腸斷，鷓鴣夜飛失伴。”李白《宣城送劉副使入秦》：“無領長相思，折段楊柳枝。”
　　那么古人為什么會采用這么一種別具一格的送行方式，“折柳送別”的原始意蘊究竟何在呢，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探討，歷來不乏其人，然終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有以下幾種主要觀點：
　　其一，禮俗說。有人從古代的喪葬禮俗中加以解釋，認為古人用柳來制作喪車喪具，是借用柳的再生功能，表現了活著的人對逝者生命再生的企盼和愿望。再由“死別”轉向“生離”，柳成為現實生活中人們遠行或親友分離時，寄托生命長在、生命平安這一類樸素愿望的吉祥物。[3]
　　其二，生命說。有人從生物學角度予以闡述，楊柳易活，生命力旺盛，以柳入詩，寄寓祝福，希望遠行之人能很快適應異鄉的水土，健康地生活。隨遇而安，能夠很快地融入當地的人群中，一切順遂。正如清朝褚人獲在《堅瓠廣集》卷四中提出：“送行之人豈無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謂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鄉正如木之離土，望其隨處皆安，一如柳之隨地可活，為之祝愿耳”。這一說法便有了深刻的哲理性和更高的文化品味。
　　其三，文化傳承說。有人認為最早的淵源應該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幾句古詩。這詩句來自《詩經》，而且是名句，讀書人人人熟悉，“楊柳依依”表達了戰士出征前懷家戀土的離情別緒，為后來的的送別詩奠定了文化基調，《詩經》作為五經之一，其深廣的文化傳承作用是不容懷疑的，古人作詩講究“無一字無來處”，當然來自經典。從這個意義上說，“折柳送別”實際是一種文化傳承。
　　其四，介之推說。有人認為“折柳”、“插柳”源于寒食節習俗，南北朝時期梁宗懔撰《荊楚歲時記》記載：“江淮間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門”。家家戶戶門前插柳，是為了紀念春秋時晉國大臣介之推的。據說他力保國君重耳出逃19年，割股作湯，忠心耿耿。后來重耳作了國君他卻被遺忘了，他與老母在綿山自耕自織為生，最后被大火燒死在山中的枯柳樹下。人們插柳，是懷念介之推追求政治清明之意。早在南北朝《荊楚歲時記》就有“江淮間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門”的記載，折柳便有了紀念、懷念之意，成為后世“折柳送別”之濫觴。
　　其五，諧音說。有人從音韻學方面給予解釋，認為古人注重諧音表意，“柳者，留也”，柳及相關無的這種諧音便易于成為表達情感的媒介。折柳相送，是表達依依惜別的深情。況且那隨風飄舞千絲萬縷的柳枝與 “剪不斷、理還亂”的離愁別緒是何等吻合，柳絲飄蕩與游子飄泊的情狀又何其相似,以柳相送，自然是合情合景。
　　其五，信仰說。現代學者追溯出 “折柳送別”的起源乃是蘊涵著“樹神崇拜，生殖信仰” [4]的觀念，認為柳在中國文化中被視為就有祛邪扶正的神異力量，是被推崇敬奉的神樹，同時也是生殖重版的象征，后來逐漸演化為了送別形式。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雖然豐富發展了“折柳送別”的文化內涵，卻使得這一送別形式的原始意蘊愈加變的撲朔迷離真偽難辨。
　　筆者認為，任何習俗的產生形成都來源于人們的生產生活，是那個時期人們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的具體表現。正如郭于華在《民間社會與儀式國家——一種權力實踐的解釋》一文中所說，“民間儀式主要是作為生存的技術而存在的，其遵循的是一種生存的邏輯”。追根溯源， “折柳送別”的起源亦應來自人們的生產生活。我們因此認為：“折柳送別”濫觴于西周初期的“禁煙改火”制度，源自古人對火的崇拜，是現實生活在習俗中的具體反映。
　　眾所周知，火在人類進程史上具有無可比擬的作用，它使人類告別了茹毛飲血的蒙昧時代，增強了人類的體質，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的本領，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同時，火所釀成的巨大災難，給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的極大損害，又使古人對火產生一種畏懼之感，這種既敬且懼的復雜心理表現在生活上就出現了對火的崇拜和用火的禁忌。
　　周人尚赤重火，于此尤甚。據專家考證，曾有過很長一段時期，周人是以火星作為示時星象，安排生產和生活的。那時候，天上的火星和人間的火，被想象為有著某種神秘關系。每當仲春時節火星昏見東方之時，被認為是新年的開始，有一套隆重的祭祀儀式。儀式之一便是熄滅去年薪火相傳下來的全部舊火，代之以重新鉆燧取出的新火，為新的一年生產和生活的起點，其名目叫做“改火”。 《論語·陽貨》“鉆燧改火”[5]講的就是此事。
　　新火未至，就禁止人們生火，這是當時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周禮·秋官·司煊氏》云：“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 在周代時還專設官職，名曰司爟氏，是主持火禁的官，負責仲春的改火，他搖著木鐸通知人們熄火，三天后再給人們帶來新火。可見對此事的重視程度。古代鉆木取火講究四季要用不同的木。《論語集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鉆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6]與春相關的是榆、柳之木。而春季正是將士出征游子遠行的多發時節，將用于改火后的柳枝新火賜于行人以避禍祈福保留火種，方便征人生活，溫暖游子身軀自然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為了保證火種不致半道熄滅，就須折柳相送，以備路途不時之需。這應是“折柳送別”的原始起源。隨著物質文明的發展，人們對火的認識日趨理性客觀，鉆木取火保留火種已非生活必需，那么對火的崇拜保留火種的原始意蘊就逐漸淡化。后人沿用了其送別的意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折柳送別” 的習俗。并且對其所承載的文化內涵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98論文網 www.lw1998.com )
　　我們這么講并不是主觀臆斷空穴來風。贈火的古老傳統即使在唐宋仍留有余緒。韓翊“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7]形象生動地描繪了唐王朝賜火的情況。據唐末李綽《輦下歲時記》載：“清明日取榆柳枝火以賜近臣。”《宋朝事實類苑》亦有記載：“唐時唯清明以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賜，非常賜例也”。我們注意到其中賜火的時間與材質同西周時期的“禁煙改火”完全吻合。“以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也充分證明賜火之說并非筆者妄加揣測實乃古亦有之。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折柳送別”與“禁煙改火”乃是有著密切的聯系的。只不過此時賜火的主體與對象發生了變化，賜火已成為統治者的特權，是封建貴族獨享的殊榮，一般的平頭百姓則與之無緣。因此我們可以這么說，“折柳送別”與“禁煙改火”源出一轍，但其社會功用卻大相徑庭。
　　贈火之說還這可從漢族《商伯盜火》的神話中得到佐證。據張振犁《中原古典神話流變論考》記載：“商伯將要從天上來人間的時候，心想：這一次如果還不能把火種帶下凡來，以后就再也沒有指望了。 當時，他就把一根蒿繩點著，悄悄地藏在衣服下面，冒著危險，把火種帶到世上來。”
　　保存火種不僅是宗教的需要也是生活的需要。在西南地區，不僅少數民族這樣，居住在偏僻地區的漢族同胞，也有保存火種的習慣。他們主要以柴草為燃料，幾乎每家人的灶膛里，都保存有火種，主要方法是在用火以后，把木柴燃燒后變成火紅的木炭，用灶膛內熾熱的余灰掩蓋起來，保持陰燃。在第二天用火時，撥開掩蓋的余灰，加上柴草就生火了。如果熄滅了，就到鄰居家去借火。直到現在，就是在一些城鎮仍然使用煤爐的居民家中，盡管已有火柴、打火機等隨時可用的火源，但他們在每天晚上用火完畢，把煤爐內的煤球或煤餅加足，然后蓋上鐵板，關上風門，使其陰燃。第二天早晨開爐就可以用火了。這不能不說是先民保存火種的一種遺風。
　　綜上所述，“折柳送別”與“禁煙改火”同出于西周，且選用的材質亦有雷同之處，其中的聯系似乎很難用“巧合”一詞解釋的通的。而且從“折柳送別”習俗的產生發展軌跡看，它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從現實生活需要到情感寄托表現的演變過程，而這個過程是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及人類認知水平的。
　　
　　參考文獻：
　　[1]曹瑞娟、商光鋒.“折柳”與送別詩詞中的楊柳意象.濟寧師范專科學校學報[J].2006.4.
　　[2]王之煥.送別.唐詩鑒賞辭典[M].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2.
　　[3]劉蕊杏.“折柳贈別”民俗考略.安順學院學報[J].2007.1.
　　[4]李亞軍.“折柳送別”解.陰山學刊[J].2006年04期.
　　[5]孔子.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1975.
　　[6]裘錫奎.寒食與改火[A].二十世紀中國問世考據文錄[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7]韓翊.寒食.唐詩鑒賞辭典（M）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