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個人所得稅流失治理探討

    摘　要:個人所得稅是我國當前稅收征管的第一難稅,嚴重的稅收流失問題弱化了個人所得稅組織財政收入、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功效,還給我國經濟、社會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本文通過對Allingham-Sandamo模型、Allingham-Sandamo-Yatzhaki模型以及國內學者對Allingham-Sandamo模型的補充研究的分析,圍繞對個人所得稅稅收流失產生重要影響作用的查獲概率、懲罰力度、納稅環境、征稅人的工作目標以及征稅人違規行為等幾大要素,結合我國稅收流失現狀,綜合運用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方法,探索我國個人所得稅流失的主要原因,尋求有效治理我國個人所得稅流失的措施。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　逃稅模型　稅收流失
    一、逃稅模型的理論分析
    (一) Allingham-Sandamo模型
 Allingham和Sandamo于1972年最先提出通過建立預期效用最大化模型(A-S模型)來對稅收流失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在嚴格的假設條件下建立了納稅人的目標函數:E(U)=(1-p)U(w-θx)+pU[w-θx-π(w-x)](1-1)其中p是納稅人偷逃稅行為被查獲的概率;w是納稅人在某一時期所取得的全部收入,是外生變量;θ假定為固定比例稅率,為一常數;x是納稅人向稅務機關實際申報的應納稅收入;π是罰款率;U是納稅人可支配所得的效用;E(U)是納稅人的預期效用。可見,納稅人主要通過支配x變量來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
    通過A-S模型我們可知,稅率(θ)和納稅人收入(x)對偷稅行為的影響不確定,但被查獲的概率(p)和罰款率(π)則與偷稅額具有明顯反比關系。
    (二) Allingham-Sandamo-Yatzhaki模型
1974年和1987年Yatzhaki對A-S模型進行了修改,將罰款率的基數改為偷稅額,將偷稅案件查獲概率由固定數值改為隱瞞收入的增函數。新模型表示為:E(U)=[1-p(w-x) ]U(w-θx)+p(w-x)U[w-θx-πθ(w-x) ] (1-2)在修正后的A-S-Y模型中,被查工程論文發表  獲的概率(p)由固定值變成與逃稅額成正比的變動值,這會抑制納稅人下一輪的偷稅行為。
    (三) Allingham-Sandamo模型的擴展分析
考慮到現實生活中的納稅人除了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還會受社會輿論、道德觀念等社會因素的影響。
    因此,建模如下:
    假設納稅人偷稅的心理成本為,則納稅人的預期效用函數為U=U(w-θx)+V(x) (1-3)該模型表明,當誠信納稅價值觀為社會普遍接受時,偷稅行為的(心理)成本就會增加,從而抑制潛在偷稅行為。而當不誠信納稅被社會認可時,偷稅行為就會普遍化,如果根據心理學上的“從眾效應”,將納稅人間的相互關聯這一因素應在建模時考慮在內:U=(-V+AN)×i+CN (1-4)其中,A為納稅人因其他納稅人的偷稅行為而減少心理成本的比例;N為納稅人周圍偷稅的人數;i為虛擬變量,i=0表示納稅人不偷稅,i=1表示納稅人偷稅;C表示納稅人從其他納稅人偷稅行為中獲得的效用或非效用,假設c>0。則有下圖由圖1-1可見,當時,總有,即沒有納稅人偷稅;當(表示納稅人總數)時,總有,則全部納稅人都在實施偷稅行為。這說明社會誠信納稅價值觀的建立和社會偷稅現象普遍與否都與稅收流失的發生有十分密切的聯系。
    二、我國個人所得稅流失的原因分析
        從上述的A-S模型、A-S-Y模型以及A-S模型補充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影響個稅流失主要有被查獲率、罰款率、社會誠信納稅價值觀普及度以及偷稅行為的普遍程度幾大因素。結合我國目前稅收流失的狀況來看,具體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工程論文發表  
       (一)我國落后的稅收征管手段和不完善的個人所得監控體系
     導致我國偷稅查獲率偏低、個稅流失嚴重等連鎖反應目前,我國稅收征管采用粗放型手段,電子化、信息化程度低覆蓋面窄,沒有全面實施的全員全額管理制度,沒有完善的納稅人個人財產登記和收入申報登記制度,沒有全國范圍的個稅征管計算機網絡系統,更沒有與銀行、保險、工商等協稅主體以及檢察院、法院等行政司法機關的協稅護稅系統。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的加速,我國居民個人收入更多元化、隱性化、現金交易量大,如目前我國職工收入中存在的大量企業帳外貨幣薪金或者實物薪金就無法納入應稅所得繳稅。
    (二)我國處罰力度軟化是偷稅現象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工程論文發表  
       查處率過低和處罰度過輕不僅降低了納稅人偷稅成本,更加激勵了納稅人的偷稅行為,而且間接提高了誠實納稅人的納稅成本,使得原本誠實納稅的公民加入偷稅行列。我國查處率低在客觀上助長了納稅人的偷稅行為,據統計,近幾年稅務機關查處的稅收違法案件的罰款僅占查補稅款的10%左右。在處罰力度上,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采用嚴厲懲處的威懾措施,比如,美國每年對10%的納稅人進行抽查審計,一旦查出有偷稅行為即使數額較少,也會被罰得傾家蕩產。美國對個人偷稅的罰金最高達10萬美元,并判處五年監禁。同時,還要公布于眾,使違法者聲名狼藉。面對嚴厲的法律制裁,很多納稅人在偷稅面前會望而卻步。
    而我國新《稅收征管法》對偷稅行為的最重處罰規定也不過是“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并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三)納稅人權利義務不對等和分類課稅制造成的稅負不公平易工程論文發表  導致納稅人產生納稅抵觸心理在對A-S模型的補充分析中可以看到,當誠信納稅不為社會大多數公民認可時,偷稅行為就會被認為是正常行為,則易形成“你偷我也偷”的惡性循環。
    我國納稅人權利在稅收法律規定中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即使在《稅收征管法》中對其權利有明確規定,可由于缺乏實質性的監督機制而大多流于形式,但對納稅人義務的規定卻細致并具實際操作性,這種權利義務的實際不平衡難免會使其產生納稅抵觸心理,以偷稅來彌補自己損失的權利成本。關于征納稅人之間權利與義務的公正問題,根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騰訊網新聞中心最新的聯合調查(6788人參與),公眾對自行申報個稅還存在諸多疑慮,真正愿意主動申報的人還是少數,占31.1%,還有31.3%的人表示不一定,再觀望幾天”。在37.5%表示“肯定不會去主動申報”的受訪者中,“作為納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