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清至民初新疆少數民族婚姻規范與婚姻習俗

　　論文摘要：婚姻規范作為一種調節婚姻現象的行為規范，它是貫穿于人類始終，并隨人類的發展而發展，但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之間，婚姻規范又不完全相同，它具有顯明的時代性、民族性、區域性的特點，清至民初，新疆少數民族婚姻規范與婚姻習俗這一關系，在社會進程中也經歷了一次大的轉變，從而充分體現了它的民族性、時代性、區域性之特征。

　　論文關鍵詞：婚姻；規范；習俗

　　一、婚姻締結的法定要式、法律后果

　　所謂婚姻締結即男女嫁娶，結為夫妻過程中涉及的一系列行為，它既是一種個人行為，又是一種社會行為。從社會行為的角度而言，婚姻締結必須符合特定社會規范、倫理道德，否則勢必受到社會譴責，甚至觸犯刑律，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不允許個人任意行事。下文具體從定婚、結婚等方面展開闡述。
　　[定婚]新疆少數民族在婚姻締結過程中，都保留著定婚習俗，但在具體方式上頗有差別，首先從定婚權的掌握上言之，不外乎兩種，一種即由父母尊長掌握，如哈薩克、回、滿、錫伯、索倫諸族皆同漢人舊式婚姻，由父母包辦，婚姻當事人無權過問；二為婚配男女自由主之，如牧區的蒙古族“婚姻較為自由，男女間通過戀愛即可達到婚姻目的”。當然這僅指牧區的蒙古族，而在農區的蒙古人多由父母包辦。此外維吾爾族定婚方式頗具特色，其婚配有三種方式：“一日天定，二日奉遺三日自配”，“天定”乃一七之前一日，男女皆于五鼓時，聚集凈體誦經，拜畢而散，是日男女擇配者，必著新衣，謔披禮拜，阿訇問以婚姻，阿訇隨祈神，看經望眾中指一人日，此天配定之對，即將男女之小皮帽互換，逐定矣，此之謂“天定”。至于“奉遺”、“自配”皆出于自愿婚配，前者基于無父母者為求茍合，稱言父母在世之時，曾有遺囑，后者為無所依倚之少年，男女偶于宴會禮拜處相逢，情投意合，立志必期配合，雖至貧極窘不改易，謂之“自配”。該三種方式在回疆各域皆通行，但富貴人家，必經由父母族長議定方可。
　　從聘禮多寡的角度而言：清政府對蒙、滿、錫、索、漢等民族都作了相關規定，如蒙古族“庶人結婚聘禮，給馬五牛五羊五十，逾數多給者入官’，后又進一步規定“結親聘禮用馬二牛二，羊二十，少給者聽，多給者將例外牲畜罰出存公’，清政府這種嚴格限制其過于鋪張，提倡節儉的法令，對新疆蒙人婚嫁“致聘禮，羊酒布帛，視家有無’，之淳樸風尚有直接的影響，同時該風俗又與維吾爾“納彩征豐約視家有無”，頗有幾分相似。當然清政府對新疆伊斯蘭諸族婚嫁聘禮并未作專條規定，而是皆從民俗。如哈薩克“富人往往致馬千蹄，牛千足，駝百峰，銀二三千兩”為聘禮，這在一定角度上助長了哈薩克族不問門戶年歲，僅視聘資多寡買賣婚姻的盛行，此外在一些城市，由于受商品經濟影響深，導致各民族皆以聘禮的多寡來決定婚嫁與否，如烏魯木齊“婚嫁無憑，但論貲，雄雌蝶參差春風多，少羅郎怨阿母錢多總不知”。
　　從法律效果上而言，定婚的成立可分為二種“有媒約通寫立者為婚書，無婚約私下議約者為私約”，但不論婚書還是私約，都是定婚的法定形式，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反悔，皆受大清刑律處罰，如女方“輒悔者嫁婚人笞五十，其女歸本夫，雖無婚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婚人杖七十，已婚者杖八十”等等諸如此類的規定甚多，在此不一一詳述。但新疆“蒙古各族以及回部各城之體制典禮法守刑名……其事理與內地不同，往往以因地制宜，須隨時變通”，因此清朝在平定回疆各城后“沿用回教歷書，判斷訴訟引用教規，不從國家法律”，這就導致新疆法律體系龐雜，各民族規范不一。漢、滿、錫、索諸族以內地法律為標準，伊斯蘭諸族以《古蘭經》及民間習慣為準，婚姻糾紛一旦發生，皆由阿訇予以解決，只有在阿訇無法解決的前提下，才由男女雙方上訴于伯克，由伯克依宗教教規作出裁決。而對于蒙古族，清庭既在《欽定大清會典》、《理藩院則例》等文書中作了相關規定，又以單行法規《蒙古則例》予以系統說明，如男方在“所聘之女，年二十而不娶，其父母受聘者聽之”等條。
　　[結婚]從結婚年齡上分析：新疆各民族皆有早婚習俗，如清代維吾爾族“男人過十四五即娶．女至十一二即嫁”，該習俗在伊斯蘭教規上是允許的，因其規定“男子12歲。女子9歲就可以結婚”。但按清朝天聰九年(1675年)三月諭令：“凡女子十二歲以上者許嫁，未及十二歲而嫁者，罪之”。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對新疆伊斯蘭諸族采取了一種非常寬容的政策，即尊從地方習慣法，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甚至到民國初年仍從俗。盡管在民國六年一月教育部明文規定：“近世人民結婚，多不及年其居鄉間者，甚至以十一二年之兒女即行婚禮，此等風俗既失古制且無益處……，參考近今情形規定，限制擬以男子不及二十五歲，不能娶妻，女子年至二十歲始可婚嫁”。但從實際來看，該規定并未付諸實踐，早婚現象仍相當普遍，如以蒙古族為例“女子在二三歲或四五歲時，即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之訂媒，男子在十六七歲時，即妻子滿堂矣”。
　　從婚配限定的角度而言，除第一節我們講述的滿清政府對回漢、回纏，蒙漢等族通婚限制外．新疆滿人(包括索倫，錫伯族)固守滿漢不交產，旗民不通婚之成見，婚配只限于本族，但隨著清王朝的沒落，“至清朝末季，始與漢人通婚”。另外伊斯蘭諸族由于信奉伊斯蘭教之故，極端反對與非穆斯林結婚，甚至把嫁與漢人(特指非仰信伊斯蘭教的漢人)的穆斯林女子，視為不光彩的事，當然伊斯蘭教徒可以娶非穆斯林女子(但該女子在結婚后，必須改信伊斯蘭教)。從同姓近親婚配限定的角度而言：維吾爾族素有“配偶之制，唯同出不婚”之俗。這與哈薩克，婚嫁之禮，同乳不相妃，微有差異，而二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哈薩克視婦女為其家庭財產，“夫死不得嫁異族，其夫之兄弟娶之，不愿再醮者亦弗之強也”，這可能與其先民突厥人盛行的收繼婚有關，即“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這種婚配方式，如依清律“凡同姓為婚者，主婚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宿，財禮入官”，又“凡娶同宗無服姑侄姐妹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男女各杖二百，若娶同宗緦麻親之妻及舅妻杖六十，徒一年”等，由此可見其獨特性，即便按《古蘭經》文也與其不相符合，“真主嚴禁你們娶你們的母親、女兒、姐妹、姑母、姨母、侄女、外甥女、乳母、同乳姐妹、岳母以及你們所撫育的繼女，即你們曾與他們的母親同房的，如果你們與他們的母親沒有同房，那末你們無妨娶他們，真主還嚴禁你們娶你們親生兒子們的媳婦和同時娶兩姐妹”。
　　從一夫多妻的角度而言：新疆各民族都存在事實上的一夫多妻制，但伊斯蘭諸族與非伊斯蘭諸族又略有所差別。首先從妻妾的數目上分析，伊斯蘭諸族如維、哈、布魯特等皆信仰伊斯蘭教，按《古蘭經》規定，男人可以擇娶他們“愛悅的女人，各娶兩妻、三妻、四妻”，但不得過四人，當然未必每個人或每個民族都完全遵守其規定，如在維吾爾族中，“一夫可娶三五婦，不以為怪”，這種現象多系富人，普通老百姓一般是一夫一妻制的。而對于新疆滿、蒙、漢、錫、索等非伊斯蘭民族，清政府對其娶妾的數目并未限制；其次從妻妾地位上分析，在伊斯蘭諸族中，盡管嫡妻享有操做家務之權．但與其它妻子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而對于非伊斯蘭民族，妻妾地位極不平等，“凡以妻為妾者杖二百，妻以妾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離異”，這就導致妻的地位明顯高于妾，家事須由妻處理，妾不給過問，而且正妻所生之子有繼承管理家務之權，但妾之子卻無。
　　
　　二婚姻解除的法定要式、法律后果
　　
　　婚姻關系的解除即離婚，由于離婚涉及諸多問題，如離婚權的掌握，財產的分配，子女的撫養等一系列情形，若以寥寥數筆，難于述之筆端，加之新疆法律規范不一，使之愈加復雜，因此本文在具體分析新疆伊斯蘭民族與非伊斯蘭諸民族離婚問題時，著重從二者的差異性角度入手。“中國古代婚姻，以男為主，故離婚之主權亦屬于夫，夫可去妻，妻不許自絕于夫，但該情形只對新疆漢、蒙、索、錫、滿等非伊斯蘭民族起作用，而對于新疆維、哈、布魯特、烏茲別克等伊斯蘭民族則不同，對其而言夫妻反目，男女雙方皆可提出離異，如哈薩克素有，離異者“延頭人戚黨論是非曲直，其夫指應出條事，賠嫁貲遣之去，其妻請離，則一切什物概不得持取，眾反復諭之，不聽，及立離書暮手足，頭人用戮印為據”該習俗與維吾爾“夫婦若不睦，輒自離異”，男方提出離異者，家中什物任女取攜，女方提出離異者，一物概不能帶走之習俗頗為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回族由于受中原文化影響較深，離婚權一般由男方掌握，妻子不得丈夫同意，不能和他離婚，她只能與他分居，靜待丈夫提議離婚。
　　以上僅從離婚權以及離婚財產分配的角度加以說明，至于離婚法定理由，新疆非伊斯蘭諸族皆從內地法令，如“妻犯七出之狀有三不去之理，不得輒絕……期約已至五年無過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還者并經官告拾執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財禮”之條。而伊斯蘭諸民族鑒于諸多史料記載過于簡單，難以具體考察，在此不做深入研究。此外，非伊斯蘭民族在離婚后，即離書交付后，即生效力。若夫夫蹤，妻單方提出離婚者，須經官告給執照而得嫁。但對于伊斯蘭諸民族，離婚后女方必須經一段時間后方可再婚，該段時間稱為待婚期，至于待婚期的長短，諸多史料記載不一，有“百日”說，有“三月”說，另有“六月”說等，記載不同之因可能與《古蘭經》的規定有關：“你們的婦女中對月經已絕望的，如果你們懷疑，就以三個月為他們的待婚期，還沒有月經的，也是這樣，懷孕的，以分娩為滿期”。從復婚的角度而論，夫妻雙方離異三次再無復合之可能，倘要復婚，必須與他人奸宿方可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