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羅馬法形式主義的演變——以所有權制度為例

關鍵詞: 羅馬法/形式主義/社會發展

內容提要: 羅馬古法極重形式，凡為法律行為必依一定形式進行，否則不具有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實質內容是早期羅馬法形式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隨著羅馬社會的發展，羅馬法的形式主義經歷了一個由盛至衰的過程。手續、儀式繁瑣的形式主義法律無疑與快節奏的商品經濟不符，它只適用于羅馬市民，因而其主體非常狹隘和有限，它與人的身份和特權緊密相連，與自然法的價值觀嚴重相悖。羅馬法從重形式主義的市民法發展到不重形式主義的萬民法，又發展到用萬民法統一了市民法，不是法理探討的結果，而是依據羅馬社會發展的實際，避開舊有理論的糾纏，通過最高裁判法的司法實踐與法學家的解答一步一步完成，并達到精深而完備的程度，并最終擺脫了形式主義的羈絆。
 
 
      羅馬法特別是其早期階段極重形式，凡為法律行為，必依一定形式進行，如必須說固定的套話，做法定的動作等。若不依法定方式而為，或稍有差錯，縱有意思表示，也沒有法律效力，行為人的權利也就得不到保護。可以說，嚴格的形式主義是羅馬法的一個重要特征。羅馬法在其千余年的發展歷程中，其形式主義也經歷了一個逐漸由盛及衰的過程，其中包蘊含的原因對當代的法律發展也有借鑒意見。
      一、羅馬法的形式主義規則
      早期羅馬法的形式主義滲透到法律行為的每一方面，茲以其所有權制度為例予以闡述。
      早期羅馬法即羅馬市民法從所有權移轉方式上，把物分為”要式移轉物”和”略式移轉物”。依羅馬市民法規定，凡要式移轉物所有權的移轉必須采用“要式買賣”和“擬訴棄權”的方式才能發生移轉所有權的法律效力，僅有當事人的合意和物件的交付，不能發生法律效力。所謂“要式買賣”又叫“曼兮帕蓄”（manlipation），是羅馬法移轉所有權最古老的方式。采用“要式買賣”時，當事人主要是羅馬市民必須親自到場，并由已達婚齡的市民五人出場作證，另由一已達婚齡的市民為司秤人。買賣時，由司秤人持秤，買受人一手持標的物或其象征物，一手持銅塊說“，依照羅馬法律，此物應歸我所有，我是以此銅塊和秤買來的”。說畢，以銅塊擊秤，隨即交給出賣人，買賣就告成立，買受人立即取得所有權。“[1]擬訴棄權”則是一種模擬確定所有權的訴訟形式以取得所有權的方式，其當事人必須為羅馬市民且須親自到場，標的物須為羅馬物，其要求比“要式買賣”更為嚴格。其具體方法為：買賣雙方當事人持買賣標的物或其象征物，親自到裁判官（法官）前，買受人充原告，出賣人充被告，偽稱訴訟，由原告手持標的物或其象征物，并聲稱：“依羅馬法，此物為我所有”。裁判官則問被告（出賣人）：“你對原告的主張有無異議。”出賣人不提出異議或是默不作聲，裁判官便裁定該物為原告（買受人）所有，買賣就告成立。[2]其實，這里所謂的原被告之間并無真正的糾紛，二人早已有默契，僅是走過場而已，只不過是借助這種方式來達到移轉所有權的合法性。由此可見，早期羅馬法對形式主義的關注超過了實質內容。如果有一個固定形式被遺漏或誤用，轉讓過程便失去效力。相反，如果所有程序和儀式已正確進行完畢，則轉讓是否反映了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法律并不重視。質言之，在早期羅馬法移轉所有權的兩種方式中，只要按照固定格式做出相應行為，說出相應語言，即可發生權利移轉的結果。可以說，形式是權利變動的最終力量，沒有形式的買賣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形式不能產生權利變動的結果；當事人的意思對于權利變動不起作用，它被外在的形式所淹沒。至于權利移轉基于何種原因而產生，不在法律關注的視野之內。一言以蔽之，只要當事人履行了法定的要式行為即可，履行此行為的原因無關緊要。換言之，在移轉所有權的過程中，當事人的意思雖然不可或缺，但當事人的意思只是形式出現的動因，它不能決定和改變形式，更不能決定所有權變動的效力；只要符合法定形式的所有權變動才有效，只有法定形式才能夠決定所有權的歸屬形態和內容。
      “要式移轉物”和“略式移轉物”移轉所有權方式的區別體現了當時羅馬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在羅馬國家的早期發展階段，農業占比較重要的地位，因而“要式移轉物”均為與農業生產生活關系密切的物，主要有意大利的土地（開始是拉丁姆地區的土地）、意大利土地上的房屋、意大利耕地的地役權、奴隸以及用來牽引或負重的家畜即牛、騾、驢等。根據羅馬法，對于此類物必須以“要式買賣”或“擬訴棄權”等方式移轉所有權。
      二、羅馬法形式主義的主要特征
      （一）法律關系的主體狹隘
      羅馬法形式主義特征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其主體狹隘，在其早期階段其主體主要是羅馬市民，即享有羅馬市民權的人。由于享有市民權的人只是羅馬居民中的一小部分，其主體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依早期羅馬法的規定，羅馬市民身份的取得基本上采取血統主義原則，故出生為取得市民身份的最基本的方法，根據市民法的規定以出生而取得市民身份的條件為：（1）父母皆為羅馬市民者，其中不管出生于羅馬國內或國外，皆為羅馬市民；（2）父母身份不同，其婚生子女身份從父，非婚生子女從母，而在當時的羅馬，父母皆為羅馬市民或父母任意一方為羅馬市民者人數極少，因而通過出生方式取得市民身份的人也相應很少。[3]據史家考證，羅馬共和國初期，羅馬成年公民只是其居民人數的四分之一。[4]市民權也即公民權，為羅馬市民專有的權利，包括公權和私權，公權指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私權則指結婚權、財產權、遺囑權和訴權等。事實上，即使在羅馬部族內部，最初僅有奴隸主貴族享有完全的市民權，是市民法的主體，平民則不得享有市民法上的權利。后來經過斗爭，平民的市民權在《十二銅表法》中才得以規定。羅馬市民也即羅馬公民，享有完全市民權，最初僅限于羅馬部族居民（包括原來的氏族貴族和平民），后來市民權逐漸被授予羅馬部族外的居民，羅馬市民的范圍有所擴大。在羅馬對意大利的征服及在向意大利外的擴張過程中，羅馬統治者賦予了不同地區的居民以不同的權利，根據是否享有市民權或享有市民權的多少，可以將羅馬境內的人分為羅馬市民、拉丁人、外來人和奴隸。拉丁人是介于羅馬市民和外來人之間的自由人，按照享有權利的多少，可以分為古拉丁人、殖民地拉丁人和優尼亞拉丁人三個等級。古拉丁人是指羅馬城市附近拉丁姆地區的居民，后來擴大到意大利境內的所有拉丁人。由于古拉丁人同羅馬人同種族、同語言、同文化和同宗教，所以羅馬人授予他們除被選舉權以外的全部市民權。到公元1世紀，全體居住在意大利的拉丁人都被授予了公民權，古拉丁人這個類別不再存在。殖民地拉丁人是指羅馬殖民地的居民，它們沒有羅馬市民的公權和結婚權，但享有財產權、遺囑權和訴權。優尼亞拉丁人是指沒有依法定方式解放的奴隸，它們沒有公權和結婚權，只享有私權中的部分財產權、部分遺囑權和訴權。就財產權而言，優尼亞拉丁人的遺產不能由繼承人繼承，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