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刑案審理法源探究

關鍵詞: 刑案/情理價值/罪坐所由

內容提要: 在形式上，清代刑案審理嚴格依法進行，但“情理”因素在“刑案”審理中仍發揮著一定作用。“情”、“理”、“法”三者所代表的不同“情理價值”，往往成為審判者做出最終裁決的重要依據。審判者在努力調和三者關系的同時，也往往習慣于先由情理出發對刑罰作出預期，再向律例尋求相關法條作為依據。
 
 
      在清代法制研究中，“情理法”三者關系備受矚目。為剖析這一問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致力于對具體案例的解讀分析。大量審判文本的整理利用，也使研究者能夠更加清晰全面地審視清代司法審判的實際過程。然而，就“情”、“理”而言，其包含雖廣卻均非實體，在探討二者與律法的關系時往往需要依靠研究者的主觀感知與理解，故而難免出現分歧。圍繞著清代司法審判中的“法源”形式問題，學界出現了兩種幾乎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方認為“情理”是解決糾紛的基本標準， 另一方則認為法律才是判決的主要依據。 這種爭論的核心在于，“情理法”三者終究應由誰扮演司法審判中的法源角色，誰才是最終影響裁決的關鍵因素。
    本文無意辨析上述兩種觀點的對錯，僅希望客觀“復原”清代刑案審理中“情理法”的不同作用，借此發見隱藏在審判文本背后的三者關系。選擇以刑案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也有較特殊的意義。以往研究中，研究者們往往更關注民事性的司法案件，并將其作為立論基礎。這是因為此類案件紛繁瑣碎，清代律法難以對其分別作出明確規定，審判官員因而每每依照“情理”進行審斷。與之相反，刑案則因情節嚴重、相關律例規定周詳、審查機制完善等原因被理所當然地視作“依法判決”的典范，正如徐忠明指出的：“對那些主張民事審判‘依法判決’的學者來說，刑事審判已經不是一個值得認真討論的問題。就否認民事審判‘依法判決’的學者而言，他們也都承認明清時期的刑事審判基本上是遵循‘依法判決’原則的，甚至劃分出了‘民事裁判•情理’與‘刑事裁判•法律’兩種對立模式。” 因而，對清代刑案審判中“情理法”關系的梳理或可起到突破固有認知的作用。另外，刑案審理雖更多受到成文法的限制，但我們也應看到，此類案件也更容易受到廣泛關注，審判官員所承受的道德輿論壓力也絕非審理一般的“雀角細故”所能比擬。刑案裁決往往動關生死，主審官員不得不對其間情法關系反復推敲，以期達到“情法允協”。故而，“情理法”三者矛盾關系往往在刑案審斷過程中得到凸顯。
    
      一、情理價值與律例創設
    
      筆者認為，在以往研究中存在著一個誤區，多數研究一方面將清代律法視作“情理”的一類載體，即“國家的法律是情理的部分實定化”， 然而又極少有人將“情理法”三者作為一個相互融會的整體加以考察。例如，日本學者滋賀秀三曾將“情”的法源性作用進行了細致劃分，指出清代司法審判中的“情”可以表現為多種類型。然而，在強調“情”與“法”具有對等法源效力的同時，這類觀點也在無形中使“情”、“法”對立了起來。“律本人情而定” ，也許“情”在司法審判中可以表現為千萬張不同面孔，但它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仍應是以律例為代表的成文法典。在此意義上，“情”“法”可謂異質同源。
       當然，“情”與“法”的區別仍是顯著而具體的，簡單地在二者之間劃上等號的做法也絕不可取。筆者認為，除去諸多形式上的差異，“情”、“理”、“法”三者在司法審判中所代表的“情理價值”才是衡量其各自作用的實際標準。在由立法到司法的諸環節中，“情”、“理”、“法”之間的矛盾糾葛也正是各自“情理價值”相互作用下的產物。這類情況的發生，則與案件的具體情況密不可分。在一些情節相對簡單的刑案中，“情理價值”往往具有唯一性。例如，道光四年貴州巡撫上咨刑部：徐阿二與劉玉茂之妻楊氏通奸，被本夫撞見，非登時毆死奸婦，而律例中對本夫奸所獲奸非登時殺死奸婦作何問擬未作規定。刑部官員認為“例義寬本夫忿激之情，嚴奸夫淫邪之罪，所以維風化也”，故最終決定將殺人者劉玉茂減輕處罰，比照“親屬登時殺死奸婦例”擬杖一百，而對奸夫徐阿二加重處罰擬杖一百流三千里。 在本案裁決中，情理與法理相重合，懲治通奸成為二者一致追求的目標。“寬本夫忿激之情，嚴奸夫淫邪之罪”不僅成為“情”與“法”共同代表的“情理價值”，更體現了司法審判與社會關系調整間的一致性。因此，對于審判者來說，本案的審斷結果于情于法均無虧欠，真正實現了“情法平允”。
      然而，多數刑案情節并不如此簡單明了，多重“情理價值”共存的情況大量存在。例如，道光二年直隸總督上咨刑部：郭立楨與其小功服兄郭立隴因收買棉花致生吵鬧，后郭立隴酒醉路過郭立楨家門首，向立楨母薛氏辱罵，并揮磚追打，致傷薛氏額頭。恰郭立楨巡更回村，見狀趕忙救護，情急中燃放鐵手銃致傷郭立隴肚腹身死。按照律例，郭立楨殺死小功兄應擬斬立決，但直隸總督及刑部官員一致認為，郭立楨救親情切，對其處罰不應“拘泥服制”。如將該犯擬以立決，“是竟置救親情切于不議，似未允協”，應照“情可矜憫之例”夾簽，請皇帝對其從輕發落。這一要求得到道光帝的批準，郭立楨被從寬處以斬候，并因其母年邁被最終批準存留養親。 本案中，以弟殺兄罪當斬決，這是律法所體現的“情理價值”。在一般情況下，這種價值必會得到普遍認同并在案件裁決中得到伸張。但就具體情節而論，郭立楨犯罪系因救母，而子女救護父母本是天經地義，實屬情理之中，這一層游離于法外的“情理價值”就成了所謂的“情”。審判者在兩種不同“情理價值”中進行比較權衡，“以孝為本”的社會倫理價值無疑處于價值關系的“上位”，其對于維護社會穩定有著更顯著的意義。在這一思路影響下，審斷過程必然體現出前一種價值向后一種價值妥協，審判結果也因此發生了有利于后一種價值的改變。
      由上述案件我們也可發現一個問題，即在部分刑案中，通常會包含兩種以上的“情理價值”，涉案雙方各據一定的情理，案件也就有了參商的余地。對此，清代立法者有著清醒的認識。為盡量防止兩種不同“情理價值”在案件審理中糾纏不清，立法者在一些條例的創制伊始便預先埋下伏筆，為“情理價值”留下了彈性空間。例如，對于卑幼盜竊尊長財物的律例規定，就存在如下解釋：“夫律設大法，理順人情。親屬相盜，較之尋常竊盜得邀末減者，原因孝友睦姻，任恤之道，本應周急。如果嫡近卑幼貧乏不能自存，而尊長置之膜外，其卑幼因而竊取財物者，律以親屬相盜免議之例，情屬可原，自應末減其罪”。 又如對于“為父報仇”類案件，條例規定，如父為人所殺，而殺人者未受應得懲罰，子殺其人為父報仇，可從輕以擅殺罪人例擬處；但如該人已受到應有制裁，則“國法既彰，私恨已洩”，子如再行將其人殺死，當以故殺本律問擬。 在這些條例的創制過程中，立法者充分考慮了不同“情理價值”對罪刑判定可能產生的各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