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

內容提要:隨著歐盟消費者保護統一T動的不斷深入，歐盟消費者保護法在廣告、格式合同、擔保責任、網絡消費和庭外消費糾紛解決機制等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我國應該借鑒歐盟消費者保護指令的先進做法，盡決制定相關消費交易準則，確保消費者對商業交易的信心，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

關鍵詞: 歐盟指令/消費者保護/最新發展/啟示 
 
 
      一、前言 自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費者保護法”）于1993年10月頒布以來，有關消費者保護的訴訟和非訴案件急劇增加。據報道，1996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受理的消費者投訴案件總計達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 [1] 這些投訴涉及到質量、價格、虛假廣告、假冒商品、計量和欺詐騙銷等問題。其中，欺詐騙銷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為上一年的137.9%。 [2] 在這類案件中經常適用的就是消費者保護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條款——第49條，其條文如下：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正是這一規定在近幾年里大大地激勵了被稱作“打假運動”的反欺詐斗爭。適用這一規定的案件大量出現。在街頭巷尾、新聞媒體、法院、大學課堂和政府機關，這些案件成了人們議論紛紛甚至爭論不休的對象。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已經成為中國消費者保護領域的一個熱點。 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使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得到更有效地運用并促進消費者保護立法進一步發展，有一些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澄清。為此，與澳大利益的經驗尤其是與澳大利亞《商業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條進行比較，是值得嘗試的。 [3] 澳大利亞《商業法》第52條的條文如下： 第52條 （1）企業不得在貿易或經營中實施誤導或欺騙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誤解或受騙的行為。 （2）本節以下條文中的任何語句，均不得被推斷地視作對前款之一般性規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將首先介紹幾個與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有關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問題，采用比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結語中提出一些評論意見。
      二、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有關案例 ：教育類論文發表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東某廠的年輕業務員王海來北京出差，他偶然買到一本介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書。他為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所吸引。為了驗證這一規定的可行性，他來到隆福大廈，見到一種標明“日本制造”，單價85元的“索尼”耳機。他懷疑這是假貨，便買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經證實為假貨后，他返回隆福大廈，又買了10副相同的耳機，然后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予以加倍賠償。商場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機并賠償200元，但拒絕對后10副給與任何賠償，理由是，他是“知假買假”，“鉆法律的空子”。王還感到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因而決心繼續戰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來到北京。他光顧了多家商店，購買了他認為是假貨的商品，經證實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賠償。多數商店滿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數加以拒絕。 王海的舉動被新聞媒介披露后，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反響。他被多數普通百姓甚至被許多經營者當作英雄加以贊譽，同時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驚。1996年12月，中國消費者基金會向他頒發了獎金。 與此同時，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學界爭論的話題。有些官員和學者對此持批評意見。例如，國內貿易部的一位官員認為，以獲利為目的購買假貨再要求加倍賠償的人不是現行立法范圍內的真正“消費者”，因此“知假買假”的不能得到賠償。在他的心目中買了東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費者，買了東西不用則不是消費者。 [4]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知假買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由此獲得的利益屬于不當得利。 [5] 相反地，有許多法律工作者和學者支持王海的舉動。他們指出，“消費者”一詞是相對于“經營者”而言，任何與經營者進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經營者的外，都應當被看作是消費者。他們認為，“知假買假”然后索取加倍賠償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為它有助于打擊假冒產品，因而有利于民眾和社會。還有人認為，不能把索賠者的所得說成是不當得利，因為這種索賠是以法律的規定為根據的，況且，索取賠償還要耗費大量時間、勞務和費用。 [6] 1996年初，王海轉戰中國南方，在許多大商場買假索賠。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處之，使他不得不無功而返。其中的教訓，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總結的，在于沒有運用法律訴訟的武器；僅僅借助于新聞媒體和輿論的壓力是不夠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勝利者。他緊隨何山訴樂萬達商行案（詳見下文）之后，狀告伊勢丹有限公司銷售電話有欺詐行為。結果，他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獲得了加倍賠償。 [7]
      WriteZhu('7'); href="        1996年春天，當王海在南京屢屢受挫的時候，一位姓耿的消費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經歷了相同的命運。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場買了三套被標明為“羊絨衫”的“圣柏”牌保暖襯衫。在商場出具的發票上，寫明了貨品為“羊絨襯衫”，而事實上該貨品的羊絨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襯衫不是羊絨，商場有欺詐行為為由，要求商場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9條支付雙倍賠償。遭到拒絕后，他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處購買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場購買了同樣的襯衫并獲得了賠償，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識。法院這樣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把含有2%羊絨的襯衫標作“羊絨襯衫”并無不當，被告并未構成欺詐行為。 一位青年學者，南京大學法學院講師李友根，寫了一篇論文對耿某訴南京中央商場案進行了評析。 [8] 他提出了據認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個問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屬于消費者，是否有權獲得消費者保護法的補救？第二，被告推銷該商品的這種方式是否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第三，在原告得知實情的情況下，被告的這種方式是否仍然能夠被認定為欺詐行為，因而能夠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關于加倍賠償的規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買假者不為消費者”的判斷中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他就沒有資格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請求退貨，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這樣一來，他又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消費者。 李友根認為，認定欺詐行為的標準之一就是法律的規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根據紡織部的有關規定，羊絨含量低于5%的不可稱為羊絨制品。而另一個標準是普通消費者（而不是專家）的認知水平。據此他得出結論，由于在一般消費者看來羊絨含量僅2%的襯衫不能被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