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俗文化論

西藏，這個聳立于地球之巔、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氣勢傲然于世。千百年來，生活于這塊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門珞各族人民，創造了輝煌燦爛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內蘊和特有的高原風采深受世人的矚目和關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們共同體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習俗慣制，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是人類的活動方式。顯然，民俗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
　　民俗文化產生的歷史十分久遠。人類要生存，離不開基本的物質生產活動，衣、食、住、行的物質民俗行為便與人類的活動相伴相生。人類要繁衍發展，離不開兩性交媾與生育，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至關重要，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婚、育習俗。其他諸如信仰、禮儀、節日、游藝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動過程中逐漸出現和形成的。可以說，自從有了人的活動，便有了文化的創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動形式。民俗文化是人類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為物質民俗、社會民俗和精神民俗幾大類別。物質民俗指人們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產生活方式及相關的習俗禮儀；社會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喪嫁娶及人生禮儀等相關內容；精神民俗則以信仰、節日、民間文學和游藝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蓋著人類民俗文化的一切領域和方面，同時，又自成體系，內容極為豐富，具有濃郁的民族與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考古學和地理學資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類的故鄉之一。至遲在1萬至5萬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類的活動足跡。發現于藏南定日縣蘇熱、藏北申扎縣珠各勒、多格則和各聽、阿里日土縣扎布等五處地點的達200余件舊石器便是明證。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進入了新石器時代。[1]阿里、那曲、拉薩、昌都、山南、林芝、墨脫等地幾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發現，特別是昌都卡若遺址和拉薩曲貢遺址的發現和發掘，證明西藏高原的遠古先民已創造了堪與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說混沌之初人類之始以至舊石器時代民俗文化的具體情形我們還無從知曉，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濫觴則有據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遺址的發掘為我們提供了一幅西藏遠古先民生活的圖景。卡若遺址位于西藏東部昌都西南約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遺址面積約10000平方米，發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遺跡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種動物骨骼、糧食等。發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圓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種類型。發掘出用作生產工具的各種石器近8000件，骨器約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種器形。裝飾品共出土50件，種類有笄、璜、環、項飾、貝飾、牌飾等。[2]卡若文化為我們展示了西藏遠古先民衣、食、住、佩飾等物質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風貌。
　　繼卡若遺址之后，拉薩曲貢遺址為我們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區距今三四千年前遠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貢遺址分早期文化遺存和晚期文化遺存。在早期文化遺存中，出土了多種器形的石磨盤50件，磨石（磨棒）44 件和石杵7件。這些磨盤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種類有罐、盂、杯、碗、豆、盤、器座等，以罐為主。出土裝飾品23件，質料為骨、陶、石三種，其中有骨牌飾1件，骨笄7件。出土的動物骨骼中有牦牛、綿羊和狗等，牦牛和綿羊在當時飼養已比較普遍。在晚期文化遺存中，發掘土坑石室墓 29座，墓葬形制為豎穴土坑式，平面形狀有長方形和方形兩種，墓坑內一般用礫石塊堆壘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貢土坑石室墓的絕對年代當在公元前8世紀前后，最晚不會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內出土一件鐵柄銅鏡。曲貢遺址還出土了兩件網綴，在幾座灰坑中還發現了魚骨。[3]這一切，都為我們提供了了解當時拉薩一帶土著居民生產生活的重要資料。
　　西藏各民族豐富的神話傳說，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遠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門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變人”的神話，講述遠古先民樹居野處，以采集和狩獵為生，后逐漸繁衍，形成人類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許多神話，還講述了人類如何受鳥的啟發發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動的啟迪學會了織布等。
　　據敦煌文獻和藏文史籍載，西藏古代曾經歷過眾小邦統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補野部后來不斷壯大。約公元前3世紀，聶赤贊普作為第一個贊普（王）出現于藏族歷史上，當時還修建了稱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宮堡。到第30代贊普達日年塞時，諸小邦的大部分領地已歸于悉補野治下。經過松贊干布祖孫三代的勵精圖治，在公元7世紀初，統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強大的吐蕃奴隸制政權。其時，“南方之‘珞’與 ‘門’”亦被收為屬民，當時珞瑜的珞巴人和門隅的門巴人已臣屬于吐蕃政權。吐蕃時代，是藏族文化大發展的時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興旺繁盛的時期。從史料看，當時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飲以酒漿和茶，住為“屋皆平頭”的民居和“拂廬”（帳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娛樂有歌舞、棋類、球類、抱石、賽馬、摔跤等形式。此外，禮儀、婚喪等都有成文的規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時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綿延發展，影響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間，隨著西藏社會的發展變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擴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斷發展和豐富，成為獨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體系，源遠流長，具有鮮明的特征。這些特征集中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區別于其他民俗文化最顯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與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地理環境是人類生活的地理空間和賴以生存的自然基礎，也是從事生產活動以及獲取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源泉。地理環境決定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環境無論是地質、地貌、氣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們有機構成的自然綜合體，都有著明顯的地域差異。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帶著各自鮮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會有一定的差異。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產生于西藏高原這一地球上獨一無二的地域范圍內。西藏地處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侖山脈，西北部是喀喇昆侖山脈，中部是岡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脈，南部是喜馬拉雅山脈，東部是橫斷山脈。這些高大的山脈構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勢和地形結構可分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處昆侖山、唐古拉山和岡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間，即“羌塘”（意為北部高地）的廣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岡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馬拉雅山之間，包括雅魯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薩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馬拉雅山脈南坡和東南坡。藏東高山峽谷區，即西藏最東部的怒江、瀾滄江和金沙江峽谷地帶，地處橫斷山區。[4]
　　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造就了獨特的西藏民俗文化。遼闊的藏北高原地勢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內有眾多的湖泊和縱橫的水系，是野生動物的樂園和天然的牧場。人們世代逐水草而居，創造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織品，居以牛毛帳篷，行以馬、牛代步和馱運。還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賽馬、剽悍的性格，處處展現出游牧文化的風姿。藏南谷地海拔在 2700-3700米之間，這里土層深厚，土壤肥沃，適宜農耕。人們從《猴子變人》的神話時代開始便從事農耕活動，延續至今，創造了西藏的農業文明。人們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頂的樓屋。雅魯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遠古文明的重要發祥地，相傳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現于此。西藏的第一塊農田、第一座房屋、第一個贊普，無不與雅隆河谷相聯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經過長達數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紀前期才由松贊干布統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統一的吐蕃政權，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終形成。至今，雅魯藏布江中游地區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農業區。藏東三江流域屬高山峽谷區，江河切割，溝壑縱橫，氣候呈立體分布。人們從事半農半牧的經濟活動，依山勢建房聚族而居。喜馬拉雅山南坡和東南坡氣候溫和，多雨潮濕，森林密布，動植物資源豐富，決定了人們的經濟活動方式長期以采集和狩獵為主，兼事刀耕火種的傳統農耕。由于多林木，人們的生產生活用具、建房蓋屋多以林木為主。潮濕的氣候又使人們居住于桿欄式竹木樓內。正是地理環境的差異決定了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差異，并導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區別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顯著標志。同時，在西藏高原內部又有許多小的地理單元，不同地區的文化又帶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們共同構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風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創造的。藏族、門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爾巴人，他們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從語言到婚喪嫁聚，從信仰節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著濃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現出的民族性特征，又與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種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門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爾巴人無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東南坡的廣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體民族，從分布地域和人口數量看都占絕對優勢。藏族創造了輝煌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醫學、天文歷算、宗教典籍、文學藝術、歌舞戲劇等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是中華文化和人類文化的寶貴財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統結構中占據著主導地位。
　　門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遠古居民，他們的族稱源于其居住地“門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獻和碑銘石刻中，有對“門”和“珞”的記載。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薩的《唐蕃公盟碑》記載了“門” 聽命于吐蕃的內容：“此威德無比雍仲之王威嚴煊赫，是故，南若門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雖均可爭勝于疆場，然對圣神贊普之強盛威勢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歡忭而聽命差遣也。”[5](P43)這是藏文文獻中對“門”的最早記載。藏族著名學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門’這個詞，在藏文中指地勢低凹，山谷狹窄，被濃密的原始森林覆蓋之地”，并考證：“中印邊界東段的傳統界線與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之間包括門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內的廣大地區，……在西藏的歷史上，以上地區的總名稱就叫‘門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們，被稱作‘門巴’（包括珞巴人）。”[6](P1)敦煌吐蕃文獻中有對“珞”的記載。《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大事記年》第三條有如下記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贊普駐于輾噶爾。大論東贊撫服‘珞’、‘贊爾夏’。是為一年。”[7](P101、207)這是關于“珞”的最早記載。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記載了“門”和“珞”的情況。如成書于1363年的《紅史》在講述松贊干布的事跡時記載道：“將南面的‘珞’、‘門’，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東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歸治下”。[8](P32)藏族學者巴臥·祖拉陳瓦于1564年所著的《賢者喜宴》一書，除有與《紅史》相同的記載外，還具體描述了“門”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種自收之谷，以樹葉為衣，好似動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門’人遍布藏區。”[9] (P155)這些史料說明，門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
　　門巴族生活的門隅地區位于喜馬拉雅山東段南坡，北依藏區，東連珞瑜，南抵印度，西鄰不丹，面積約10000平方公里。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漸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個由北向南傾斜的低地。門隅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門巴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門隅以東、雅魯藏布江大拐彎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脫地區，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錛、石鑿和石紡輪等磨制石器，說明遠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珞巴人就是喜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區山高林密，峽谷縱橫，交通險阻，與外界聯系極為困難。珞巴族在封閉的地理環境中發展十分緩慢，直至20世紀50年代，許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獵為主，輔之以刀耕火種的農耕。生產工具極為落后，以木質工具為主，鐵器很少。其社會發展處于父系氏族社會階段。原始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結構，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決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樸、拙野的風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獨樹一幟，特色鮮明，許多民俗現象還帶有初級階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爾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東南部察隅一帶的額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萊曲流域，其境東接緬甸，南抵印度，西鄰珞瑜，北依藏區。境內地勢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氣候溫和，雨量充沛，物產豐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譽。＠①人同珞巴族關系密切，其地域環境和社會發展程度與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許多相通之處。夏爾巴人居住于喜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結縣陳塘一帶，目前多數人生活于中尼邊境和尼泊爾東北部。夏爾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東部，后遷徙至現境生活至今。夏爾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關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響很深。同時，夏爾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帶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創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構成了多元整一斑斕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