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杜詩“詩史”說當時意向探究

論文關鍵詞：杜詩  詩史  當時意向
　　論文摘要：孟綮《本事 詩》言杜詩“當時號為詩史”，對“當時”意向的探討可為詩史內(nèi)涵的明確提供諸多線索。本文對唐朝杜甫同時或略后詩人對其詩的評價和孟綮前后的杜詩接受作詳 細論述，推論出“當時”的意向為：元白新樂府諸人對杜詩詩學特征的開掘；在雜錄中杜詩多被認作真實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詩詩史的價值得到發(fā)揮。由此，當時人 (晚唐)稱杜詩為詩史。
　　唐稱杜詩為詩史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詩·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贈二十韻，備述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 跡”，已多少透漏了“號為詩史”的含義：杜詩紀實。其后云：“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倍鸥�將當時自我 行程所見所感(包括當時的社會、自然以及自我和當時人的生活)都 詳實地記錄在詩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詩中看到許多當時具體真實的社會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記史一般，故稱杜詩為詩史，可見史與詩的聯(lián)系發(fā)生在紀實的層面上。孟 綮將詩人本事按類分別，一著其事�！肮十敃r號為詩史”，知杜詩詩史稱號非由他發(fā)明，蓋為當時普遍流傳或孟綮概括之認識，統(tǒng)言之，詩史稱號反映著當時杜詩接 受的一個側面。
　　孟綮的《本事詩》為第一部言詩歌本事的專著，可以說是“紀事”體著作的直接源頭。野史雜著、筆記小說，作者有感于時風，常常 談文論藝，或記或議，或今或古，雖是東鱗西爪，甚至語涉怪誕，卻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貴的時代掠影。《詩話》云：“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綮《本事詩》出 (原注：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于史部之傳記矣�！卑础侗臼略姟防锏摹氨臼隆币徽Z源于《漢書·藝文志》：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薄蹲髠鳌繁灰暈閿�錄《春秋》本事的傳記。孟綮敘“歷代緣情感事之詩”(《郡齋讀書志》總集類)的本 事，與國史敘《詩》之意相合，也與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如出一轍。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義。孟綮生卒年不詳。但知其在唐文宗開成年間(836— 840)曾任職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進士第。其《本事詩》一卷寫成于僖宗光啟二年(886)。內(nèi)容分為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異、 征咎、嘲戲七類。《本事詩序》不采《詩大序》的提法，說：“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于群書，雖盈廚溢閣， 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鐘情。”其倡導詩緣情的觀點是很明顯的。由此推之，他記詩本事基本是為了讓接受者知曉詩人作詩時的處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詩之確實旨趣。 可見，孟綮記載杜詩詩史說完全是出于公論。
　　我們先就與杜甫同時并與杜甫有贈詩的人來觀察。與杜甫有交游并有贈詩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適、 嚴武、任華、韋迢、郭受。他們大多對杜甫贊頌有加，如任華《雜言寄杜拾遺》稱杜詩“勢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岳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慘大 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衡陽判宮郭受《寄杜員外》一詩對杜詩在當時的流傳作出了描述，詩云：“新詩海內(nèi)流傳久，舊德朝中屆望 勞”；韶州牧韋迢與杜甫的酬答詩《潭洲留別杜員外院長》，對杜甫詩名便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云：“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時已有詩 名，其詩在世間流傳，被多數(shù)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誕者任華所言具體論述到杜詩的特色，認為氣勢雄闊外，他人只論及杜甫有詩才，未及杜詩的具體特征，可推知 接受者對杜詩的理解接受還只停留于一般品賞的層面上，并未認識到杜詩在當時的獨特價值和地位。
　　唐詩傳播有一特殊現(xiàn)象，就是唐人已經(jīng)開始自選 唐詩，并有明確的選詩標準。今可見者凡十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在《御選唐詩》中對這些選本的詩選取向作了大概敘述，云：“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 派不有。撰錄總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風氣之所趨，隨所撰錄，無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結尚古淡，《篋中集》所錄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覽詩》所 錄皆富瞻；蓋求詩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隨取皆給。而所取之當否，則如影隨形。各肖其人之學識。”此言極是。他們選詩時間多在杜甫生時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 《唐詩類選》、韋莊的《又玄集》才載有為數(shù)不多的幾首杜詩，幾種重要的選本都不選杜詩，讓人疑惑，遂引起眾人道說。大致說來原因多在杜詩的風格上。如清人 紀昀對《才調(diào)集》不選杜詩，分析云：“自序稱觀李杜集，元白詩，而集中無杜詩。馮舒評此集，謂崇重老杜，不欲芟擇。然實以杜詩高古，與其書體例不同，故不 采錄�！�(《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卷一八六)。在這些選本中，韋莊的《又玄集》選錄杜詩共7首：《西郊》、《春望》、《禹廟》、《山寺》、《遣興》、《送韓 十四東歸覲省》、《南鄰》。并將7首詩置于此集之首，可見對杜詩的重視。韋莊選詩之旨是“但掇其清詞麗句”，所選7首都是杜詩中的名篇，也基本體現(xiàn)了這個 主張。唐代已散佚選本中，可以考知選人杜詩的只有顧陶《唐詩類選》一書。該書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書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 40馀年。這是第一部尊杜選本。該書序現(xiàn)在保存在《文苑英華》卷七一四中，其云：“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迥生于時，群才 莫得而問�！彼�選杜詩，達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書中所見杜甫詩輯目》川及《(唐詩類選)選杜詩發(fā)微》中已作詳考，可參看，此不贅述。此外，唐人 選唐詩中，韋轂《才調(diào)集》雖未選杜詩，但其序說：“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烀＃�風流挺特，遂采摭奧妙，并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眲t其不選杜 詩，并非有意排斥。從眾選本來看，杜詩除《唐詩類選》標舉杜詩繼風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價值沒有被深入而準確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見：一、杜詩與當時主流 風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視；二、杜詩不可能依靠唐選本得以廣泛流傳。杜詩詩史稱號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層，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絕大多數(shù)詩選 家受時代與自身審美趣味的影響，沒有人選杜詩。在此同時，從中唐開始，少數(shù)詩論家卻在杜詩中找到了許多值得稱揚的地方。王昌齡稱“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 相。”把杜甫看作是僅次于王維的大家。其后，古文運動的首倡者韓愈在詩學上多次并稱李杜，借李揚杜，《調(diào)張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 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舉頭遙相望。”《醉留東野》言：“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比粡姆Q贊杜甫和杜詩的 言論中可以看出，他還沒有更多關注杜詩具體的特征，多借李杜來批駁當時不良詩風，也可見杜詩在當時的接受現(xiàn)狀。大致與韓愈等同時，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 樂府——特別是新題樂府的形式，來反映社會問題，針砭政治弊 端，以期達到實際的社會效果”的新樂府運動。他們創(chuàng)作出大量新題樂府詩，并提出詩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白居易《新樂府序》)的綱 領，因此選擇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詩，遂對杜詩作了較深入的闡釋。這場運動的創(chuàng)作和論詩綱領——白居易《與元九書》云：“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 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乃至于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刷矣�！痹谒�看來，詩的傳統(tǒng)是源于采詩，因采得的詩為民間自由發(fā)抒的真實言論，故上 觀此詩可以知曉民情，過可改之，無則加勉，下可用詩的形式抒寫真實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實的資鑒功能的詩才具有宣揚六義的功能，也就是說，能宣導六義的詩才 能是好詩。由此觀點他對詩作從古評至唐，云：“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shù)�！�…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 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首．至于貫串今古，鼠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 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白居易雖說有將詩視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詩宣六義絕不會是錯誤。尤 應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將杜詩的特征歸結到中國詩學傳統(tǒng)的風雅比興 上，并且認為唐以來杜詩在這方面最多，不僅把杜詩放到了正統(tǒng)詩學馀脈的范疇中，而且將其標舉為唐詩第一，這就為杜詩以后在中國詩學中地位的確立創(chuàng)造了必備 的條件。從與杜同時詩人的贊頌到韓愈、自居易，可以明顯看出接受者對杜詩接受的逐漸具體和深入。而白氏的認識也基本成為唐朝對杜詩詩學特征的具體認識。對 杜詩這方面的認識，顧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隱稱“推李杜則怨刺居多”(《獻侍郎巨鹿公啟》《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黃滔認為“且詩本于國風王澤，將以刺 上化下，茍不如是，曷詩人乎”，繼而認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陳番隱論詩書》《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時的元稹，對杜詩了之更 甚，在《敘詩寄樂天書》云：“又久之，得杜甫詩數(shù)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下旁備矣�！彼�在藝術上對杜詩推崇備至，《唐杜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言：“予讀詩至杜子美 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 人之所獨專矣。……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彼�并沒有將杜詩的特征歸結到什么具體的方面，而直接將杜詩推向了詩學的極至，發(fā)后學者“集大成”說先聲。 后因《舊唐書》在《杜甫傳》中全文轉載，元稹此論遂于后世成為公論。他在《樂府古題序》又論及杜詩時具體論述了杜詩的特征，言：“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 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旁。”先就新題樂府來論，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對樂府源流敘述完備，語至杜甫 則言其樂府“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其后的論述可看作是對新題樂府的解釋：雖用古題，全無古義；頗同古義，全創(chuàng)新詞；不擬復古題(“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 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所謂新樂府，即或新義，或新詞，或新題(當然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樂府，僅就元稹而論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據(jù)其所稱 杜詩“即事名篇，無復倚旁”，其說體現(xiàn)個“新”字)。白居易對其說得更為具體，更為嚴格。其《新樂府序》云：“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 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zhì)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 歌曲也�！薄捌獰o定句，句無定字”，要求新體；“首句標其目”，要求新題；“系于意”“卒章顯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筆法宗旨不變，詩三百之義，辭質(zhì)，言 直，事實。若將二者所論綜合來看，新樂府須直言紀實，直抒情志，彰顯大義，其“實”就是當時眼前民眾生活和社會狀況。元稹從所倡新樂府的視野來標舉杜詩， 很顯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詩所具有的以上所論新樂府特征。其對詩創(chuàng)作“實”和“直紀當時事”的要求顯然已于史發(fā)生了諸多的理論重合。
　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論畢竟沒有導出一個杜詩詩史稱號，因為他們對杜詩的論著點畢竟完全根源于傳統(tǒng)的詩學：風雅比興。也因為杜詩的風雅比興才使得杜甫 在唐世沒有被當時名士推崇。白居易對唐詩崩壞現(xiàn)象痛心疾首，無須再述。與其同時的李肇，在所著《唐國史補》中稱：“元和已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 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自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為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 和之風尚怪也�！倍�此詩道崩壞的現(xiàn)象并不應他們的感嘆而改變。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請置詩學博士書》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為詩 教未隆于時，風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張洎對此論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風雅道喪”(《司業(yè)詩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贊認 為“風雅不主于今之詩，而其流涉賦”，“唐興，其音復振，……杜甫雄鳴于至德、大歷間，而詩人或不尚之。嗚呼!子美之詩，可謂無聲無臭者矣”(《玄英先生 詩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贊的感嘆更說明了唐當時的詩學接受實際。由此可見，杜甫隕后，唐朝詩風不以繼風雅為務，杜詩接受多集中于風雅樂府，不被 當時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無須贅言了。

　　杜詩并不為多數(shù)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風雅比興和紀時事的新樂府畢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傳�？梢宰� 出這樣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從新樂府出發(fā)將杜詩藝術特征的討論集 中于這些詩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對這些詩所包蘊的當時歷史信息全然揭示出來，又元稹所謂“即事名篇”，強調(diào)出杜詩以時事為 據(jù)，遂成吟詠，時事必然成為這些詩接受的一個重心。后世接受者對杜詩的認同和對史的體驗很容易使他們對杜詩的接受發(fā)生在詩與史之間，“以意逆志”可見詩 (詩學傳統(tǒng))，“知人論世”可見史(史學意識)。這樣詩史說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詩》載杜詩為詩史，其直接源頭應在筆記小說 中。李肇著《國史補》，把沈既濟的《枕中記》、《莊子》中的寓言、韓愈的《毛穎傳》等等，均視之為“史”，盛贊這些作者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評韓愈詩 文時，也說他有“班馬之風”。顯然唐人也有把“歷史”當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學作品的。唐五代的雜史、筆記小說如《唐國史補》、《唐闕史》、《唐摭言》、《因 話錄》、《隋唐嘉話》、《朝野僉載》等記載了一些詩人的行蹤事跡、創(chuàng)作的軼聞趣事。這些野史筆記所記雖不及正史系統(tǒng)、全面，但在揭示時代特點和社會風貌方 面，因少有拘謹、言簡意賅而具有獨特的價值。其中多有對杜詩記載。創(chuàng)成于大中九年(855)鄭處誨《明皇雜錄》，其中涉及杜詩五條。該書卷下記李龜年本事 時談及杜甫對其所贈之詩：
　　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其后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 勝賞，為人歌數(shù)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即杜甫嘗贈詩所謂‘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jié)又逢君’。
　　其書補 遺記杜甫棄世前本事引《贈聶耒陽》詩為證：杜甫后漂寓湘潭間，旅于衡州耒陽縣，頗為令長所厭。甫投詩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遺。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 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敘皇室勤政樓斗雞一事引杜詩“斗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為證；敘公孫大娘本事時引杜詩《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為 證；寫天寶中興慶池引杜詩“龍喜出平池”描其原來形貌。在這些引用中，杜詩被或用來證時人本事，或用來證歷史事件，或用來證歷史名物，可以明見他此時已將 杜詩“作歷史看把作歷史用”了，杜詩已經(jīng)成為當時歷史的一種有效文獻。其后這 種杜詩接受形式在雜錄中被普遍采用。康駢在乾寧二年(895)作《劇談錄》，卷下敘寫玄元觀風貌時引杜南謁此廟題詩證之有畫。范攄《云溪友議》敘寫鄭廣虔 事跡李龜年事跡各引杜甫贈詩為證。《唐摭言》(917)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 兼陳，可為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師友》、《知己》、《輕佻》、《酒失》條各載的杜甫與 他人事跡，多引杜詩作出說明。
　　從這些引用中可以看到，杜詩因其真實廣闊的直陳時事，多用來作真實的史料加以利用，這也真實反映出當時人對杜 詩的接受形式和角度。在他們眼里，杜詩已不僅是杜甫個人的情志抒寫，而成為他所屬的那個時代的史實紀錄，若想描述當時歷史面貌，完全可以將杜詩視為確實的 史實材料。杜詩具有史的功能，在當時人的意識中也就成為史了。孟綮所載真實反映了當時杜詩的接受情況。
　　這些杜詩的接受均發(fā)生在史的范疇中， 多少明確了當時人已把杜詩當作史看的事實。然而，即使這樣人們也沒有將杜詩直接稱為“史”，而稱為“詩史”，從以上的分析考察，我們可以下此論斷：由于杜 詩在詩和史兩方面都具有充足的特征，單稱任何一方面都顯不全，故當時人便將明知“其體和旨區(qū)別顯然”的史與詩合稱，造出了個“詩史”稱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