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文學的文學意義流程分析

[摘要]文學意義作為文學實現的最終方式,對文學意義進行分析,有助于把握文學運轉的規律,對文學的發展方向和價值也有一定的建構意義。在創作方法上的浪漫主義在中外文學史上早就有人運用,而作為文學思潮的浪漫主義卻是人類文化史的特定階段的產物。它發端于18世紀末的西歐,在西歐各國流行了近半個世紀以后,又影響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它地方。而作為文學觀念形態上的現代浪漫主義,則是二者的融合。
　　[關鍵詞]浪漫主義文學 文學意義 流程分析
　　
　　一、文學意義在文學的整個流程
　　
　　文學意義在文學的整個流程經歷了四個方面的增生和變化,這四個方面分別是現實、作者、本文和讀者。文學意義的邏輯建構,也要在這四個方面進行具體分析。
　　文學意義的第一個層面是現實,在文學意義中都有現實的影子,任何文學意義,都只能來源于現實并在現實的讀者中實現。作者在創作作品時激起他的原動力只能來源于現實;讀者在閱讀作品時,他所能闡釋的意義也離不開文學本身的現實和讀者本人的現實。所以,意義的生成首先來自于現實。但現實的概念本身也在發生著變化。特別是在20世紀的“語言論轉向”中,隨著對語言力量的認識,現實的概念經歷了很大的變化。語言不僅構成了人類交往的工具,更構成了人類的現實本身�！澳鼙焕斫獾拇嬖诰褪钦Z言”,不進入語言的實在,意即還沒有進入人類的視野,因而不可能構成對人類的影響,語言構成了社會,同時也構造著人類的現實。而個人要進入社會,首先要學會這個社會的語言,這就是伽達默爾所說的教化過程。結構主義也指出,如果人類不擁有語言,那么,人類就不可能構成意義。個體能產生的經驗只有經過語言系統的命名和定位以后,個體方能明了這種經驗,因而經驗也是一種語言事件。這些都說明了語言為個體的生存劃定了一定的生活空間,是人類現實的組成部分。從意義流程的全過程來看,這種創作沖動的產生意味著“原初意義”在語境中的觸發和產生。當然,這種“原初意義”離不開語言的構造力量。作者將這種創作沖動轉化為具體的文字操作,進入具體的創作過程,在這個從“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演變過程中,作者的“原初意義”經由文字的傳達和表述,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作者預留在文學作品中的意義是不容抹殺的。文學的意義事件在其產生之初,就已預留了許多作者的意義蹤跡。當代許多西方文論流派傾向于毀棄作者對作品的作用,認為“作者已死”,但他們抹殺不去作者對本文的先在性和作者和作品的血緣關系,只要作者的生產權還在,其對意義的預設就不能無視。
　　
　　二、魯迅的浪漫主義文學觀與西方浪漫主義
　　
　　魯迅的浪漫主義文學觀與西方浪漫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都有密切關聯,他既以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開放姿態出現,又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現實與時代需求,顯示出世紀初一代文化巨子面對現代世界文化時的從容寬闊心胸及其從本土現實出發的積極建構心態�，F代化與民族化是魯迅構建浪漫主義文學觀的雙重方向。代表魯迅浪漫主義文學觀的論著計有《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及《擬播布美術意見書》等等。魯迅浪漫主義文學觀的核心表述是他在《文化偏至論》中所說的“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就顯示出魯迅作為文化巨子的對于前輩學人的飛躍式超越精神與整體性推動浪漫主義建構步履的功勛魯迅在“物質”與“靈明”的沖突中堅守“靈明”；在“個人”與“眾數”之間選擇“個人”,這就超越了“短視”型的現實功利價值,而立意于從根本上解決人的發展與國家的強盛等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建構浪漫主義詩學時對道家文化的借鑒途徑,其一是老莊的反異化精神；其二是道家文化的“物物而不物于物”的主體自由訴求。二者都著眼于“物”與“我”的關系。魯迅對社會、科技發展過程中帶來的“物”對“人”的壓抑、物質文明對主體精神的擠壓、美感的喪失、人的靈性的失落、道德的墮落等時時抱有警怵之心。這種浪漫主義思想主張就與道家文化中的反異化思想資源極為接近。魯迅的浪漫主義文學觀帶有鮮明的道家文化特征, 而明顯不同于西方浪漫主義文學觀。西方近現代意義上的浪漫主義文學觀,從博克到康德,從黑格爾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無不認為主體受到了外在異己力量的殘害, 因此,在意識到自己的受壓迫過程中,往往伴隨有恐怖、痛感與神秘驚悸的成份在內。而魯迅浪漫主義文學觀中并不包含這種驚悸恐怖成份,看不到恐怖和神秘的宗教意味。
三、 中國古典浪漫主義文學與現當代浪漫主義文學
　　
　　“自然而然”的道家(尤其是莊子)到注重個性自由、主張感官享受的明季市民浪漫潮流,再到近代人文主義思潮的洶涌澎湃,都用意于打破等級森嚴的社會壁壘,在平凡人生中尋找生存的快樂與滿足,追求個人的解放與精神的飛騰自由。其中,莊子的泛神論對浪漫主義美學影響深遠,它以自身雄奇奔放、絢麗無羈的藝術風格標示出中國古典浪漫主義文學所能達到的高度。道家文化中的泛神主義藝術“強調的是在一切現象里觀照太一實體和拋舍主體自我。主體通過拋舍自我,意識就伸展得最廣闊”,個人“消融在一切高尚優美的事物中”,“詩人……忘卻了他的自我,同時也體會到神性內在于他自己的被解放和擴張的內心世界；這就在他心里產生了東方人所特有的那種心情開朗,那種自由幸福,那種魂游大悅”。這就從藝術發生學角度強調了道家泛神主義的創造性功能,其核心就是“物我交融”。
　　現當代浪漫主義文學所產生的影響廣度在讀者社群中產生的轟動指數而言,毫無疑問,創造社諸子的創作達到了成功的巔峰;而如果從文學史角度來評價其影響的深度及其藝術造詣所達到的高度而言,三四十年代的浪漫主義文學則超過了20年代的創造社。如果說創造社的浪漫主義文學創作是一種富有反抗精神的“狂飆突進 ”式的浪漫主義的話,那么,以廢名、沈從文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寫作則是一種“田園牧歌”型的浪漫主義。而后者更加貼近于“效果史”意義上的道家文化,因為其體現的是道家式的“靜”態的欣賞與玩味。郁達夫曾說：“自己大約因為從小的教養和成人以后的習慣的關系,所嗜讀的,多是些靜如水似的遁世文學�，F在寂寞無聊,明知道時勢已經改變,非活動不足以圖存,這一種嗜好應該克服揚棄了,但一到書室,拿起來讀的,總仍舊是二十年前曾經麻醉過我的,那些毫無實用的書�！� 事實上,早在20年代就有廢名在抗爭吶喊型的創造社式的浪漫主義寫作之外另辟了一方“世外桃源”,他把古老的農村當作理想中的伊甸園,以怡然自適的心態導引讀者認同與欣賞原始、樸訥、靜謐、封閉的鄉村文明,從而在文學史家那里獲得了“素雅的浪漫主義者”的稱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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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何峰.文學教程新編.安徽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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