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系統總結了對外開放對中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推動效應。對外開放，引進了我們需要的資金；引進、學習、吸收、消化了國外的科學技術，并且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技術的再創新；也使我們學習和借鑒了國外先進的管理知識和經驗，以及現代的企業制度；而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沿邊內陸開放，形成了我國全面開放的格局，這些開放地帶和這種開放格局，使我們內生了新的體制機構和新的生產力增長點；在經濟增長的因素中，通過加工出口貿易，我們將數億剩余勞動力這樣的劣勢轉變成了勞動力資源豐富這樣的比較優勢。這樣一些對外開放的方面和內容，是30年來強勁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對于對外開放中出現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我們需要歷史、客觀、符合規律、動態地看待。需要指出的是，對外開放的利，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民族，一個發展中國家，遠遠大于弊。
關鍵詞：對外開放；閉關鎖國；現代化；經濟發展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不論每一個國家是否愿意，經濟的全球化似乎勢不可擋。從歷史上看，那些適應經濟在世界范圍內分工、協作、合作的國家，在其對外開放中獲得了利益；那些將自己封閉起來，則較少地獲得世界技術進展的擴散效應，不能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不能在全球分工和協作中獲得自己應有的利益。當然，在全球經濟中，一個國家經濟實力、技術水平等等因素決定著其在全球分工中的主動程度和被動程度。對外開放，主動參與和應對經濟的全球化，應當是每一個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策略。
鄧小平同志講，“我們總結了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當然，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搞建設，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還需要對外開放，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1］黨和國家將對外開放確立為基本國策，我們從引進外資、建立特區和實施沿海對外開放戰略等方面逐步實行對外開放，強勁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
一、允許境外資本流入的增長效應
發展經濟學家經過研究證明，資本投入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發展中國家要大于發達國家；資源配置效率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發達國家要大于發展中國家。因此，對于較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以技術進步為核心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對較小，而資本投入的增加則成為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源泉。
貧困惡性循環論認為資本稀缺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1953年，美國經濟學家R.納克斯在《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一書中提出，發展中國家在宏觀經濟中存在著供給和需求兩個循環。從供給方面看，低收入意味著低儲蓄能力，低儲蓄能力引起資本形成不足，資本形成不足使生產率難以提高，低生產率又造成低收入，這樣周而復始，形成一個循環。從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著低購買力，低購買力使投資引誘不足，投資引誘不足使生產率難以提高，低生產率又造成低收入，這樣周而復始又形成了一個循環。兩個循環互相影響，使經濟狀況無法好轉，經濟增長難以出現。貧困惡性循環有兩方面含義：(1)資本缺乏造成了低水平的供給，又造成了低水平的需求，突出了資本在消除經濟停滯和促進經濟增長中的特殊地位。(2)第一個循環側重資本存量、收入和儲蓄之間的關系，第二個循環側重市場容量、收入和投資之間的關系。把兩個循環聯系起來可看出：即使有了投資引誘，也缺少儲蓄可以用來投資；同時，即使有了儲蓄，也缺少投資引誘足以消化儲蓄。因此，這兩個循環很難打破，更難由向下的循環轉變為向上的循環，發展中國家的長期貧困、長期經濟停滯的局面難以改變。“貧困惡性循環論”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抱相當悲觀的態度［2］。中國在1978年時，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和引進外資，就會存在貧困的惡性循環。
1978年，中國資本積累與當時96 259萬人口的規模相比，固定資產與流動資產規模全部超不過5 000億元人民幣，當時全民所有制總資產為3 273億元，城鎮集體和人民公社資產占全部資產的35%左右。)人均資本積累只有520元。在改革開放后，我們擺脫了貧困的惡性循環，除了得益于中國居民高儲蓄習慣和政府動員和集中資源的能力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大規模引進外資，用國外直接投資來推動經濟發展。
利用和引進外國資本，對中國的直接經濟作用有二：一方面是提供外來的儲蓄來源，從而促進國內投資。由于國際資本的凈流入是用于進口中間投入品、機器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因此引進外資可以達到一舉兩得之效果。1979年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誕生，開辟了中國利用外資的新紀元。但是最初5年，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十分有限，每年批準的項目僅有300多個，年均實際投資金額不到6億美元。改革開放的歷程大大改寫了這一紀錄。30年來，為了彌補國內資金、技術、設備、管理以及人才方面的不足，利用外資迅速進入擴張時期，而且外資進入領域不斷拓展，貢獻也不斷提高。1979—2007年，中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7 602億美元，平均每年262億美元，2002年以來利用外資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2007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748億美元，1983年為9.2億美元，年均增長20.1%。另一方面是提供外資支付手段(即外匯)，從而保證進口。1978年末，我國外匯儲備只有1.67億美元，到2008年12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1.95萬億美元。 利用和引進外資的長期結果是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建立國內生產部門，提高收入水平、出口水平和國內儲蓄水平。從中國成功的外資引進看，產生了多方面的經濟效應：(1)由于引進外資建設技術先進的工業部門，使國內經濟結構逐漸得到成功改造，為替代傳統出口產品，增加出口打下了基礎。(2)隨著先進技術和設備不斷增加，規模經濟效應逐漸明顯，降低了生產成本，增加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間接地刺激出口。(3)外資的引進，促進經濟發展，使國民收入增加，引起國內人均儲蓄能力提高，而國庫財政收入的提高也將提高公共儲蓄能力，從而整個國家的總儲蓄水平趨于上升。上述第一、二兩方面的效應增加儲蓄，縮小了中國改革初國民經濟儲蓄的缺口。
二、技術引進與經濟發展
技術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因素之一。現代經濟發展證明，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隨著工業社會的深化，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一個長時期的跨度看，世界經濟的競爭不再是資源、資本、市場和國土的競爭，而是技術的競爭。因此，雖然在發展之初，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于技術因素，但是，對于中國來說，一是建國初期由于輕視科學技術，忽視甚至敵視知識和知識分子，將技術人員和專家當作走“白專”道路的對象批判，中國科學技術不僅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也落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技術進步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有4%左右。迅速加快技術進步，對于保證和促進經濟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二是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發展的進程，資本的貢獻率將逐步下降，而技術對增長的貢獻率將日益上升，特別是在節能減排、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業競爭力等方面，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越來越大。
改革開放后，國家提出“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技術發展路線，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術跨越戰略。1979—2005年，我國共對外簽訂技術引進合同近8萬項，合同總金額2 000多億美元。其中，“十五”期間，簽訂技術引進合同3.5萬項，合同金額近730億美元，占改革開放以來引進技術總額的36％［3］。2006 年，合同數量增長為10 538 項，合同金額從2001 年的90.9 億美元增加到2006 年的220.2 億美元。
從最近的許多文獻研究看，對中國技術引進多有責難，一是認為引進外資和技術，特別是市場換技術，沒有將國外技術換來，許多關鍵的技術仍然掌握在國外企業手中，特別是跨國公司手中。二是認為30年的技術引進，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中國技術的自主創新，使中國自己的科研院所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三是30年的技術引進中，特別是前15年的引進中，硬件引進較多，關鍵的軟件技術引進較少。四是一些學者研究認為，國外投資中，資本引進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較高，而其技術外溢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高。
改革開放以來技術引進方面我們確有許多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應當全面、歷史和客觀地看待中國技術引進的30年，技術引進的成就是主要的和巨大的，并且技術進步對國民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技術引進使我們的許多技術從無到有
改革開放的30年，我們通過派留學生，引進專家，引進、吸收和消化技術，并且在此基礎上創新，基本上全方位改變了科學技術領域的空白，也提高了我國許多科學技術領域研究和開發的水平。
如果說改革開放30年的前半期，我們主要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那么，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純技術引進(技術轉讓、技術許可、技術咨詢、技術服務)和與投資結合的技術引進( 合作生產、合資技術許可、合資技術設備入股、獨資技術許可)比重逐漸上升。與設備(成套設備與關鍵設備)結合的技術引進比重則呈現下降的趨勢。純技術引進的比重由1995年的13.69%上升到2001年的48.3%。2006年，純技術引進的金額已經達到147.6億美元，所占比重達到67%。純技術已經處于中國技術引進的主導地位，技術引進的質量有了明顯改善［4］。 2.縮短了我國技術進步的時間，節約了推進技術進步的成本
從科學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技術應用，最后到技術的產業化，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并且需要大量的成本。中國機械行業從1978—1999年，共引進2 000多項先進技術，重點骨干企業基本上都引進了國外技術。通過消化吸收與自主研究開發，促進了產品的更新換代，提高了整個機械工業的技術水平，使機械工業在20世紀末，與世界先進技術水平縮短了近20年的技術差距［5］。日本在1950—1975年25年里，它通過引進吸收了全球半個世紀開發的先進技術，而支付的外匯總額不到60億美元。據日本自己測算，這種做法使其節約了2／3的時間和9／10的研究開發費用。結果使它在60年代與西方國家的科技差距縮短到10—15年，70年代大部分制造業部門的技術水平已接近歐美發達國家，到80年代其工業技術水平在國際市場已處領先地位［6］。我們引進技術的時間和成本節約效果雖不如日本，但是，毫無疑問，必定在縮短技術進步時間和節約技術研究開發成本方面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3.完善和提高了我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等各產業的技術體系和整體水平
從改革開放初期看，在農業方面，雖然在育種技術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在基因等生物工程技術方面，在從石油化學農業向綠色生態農業轉變方面，技術仍然是空白；在工業方面，如冶金、機械、汽車、電視機、新材料等等許多技術方面，處于層次低、空白多、智能化低、技術集合性差的境地；而在服務業方面，鐵路、地鐵、移動通訊、信息處理等技術，層次更低，技術的集合能力更差。而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中，我們無論是在農業的生物工程、設施農業等方面，還是在工業的汽車制造、機械裝備、生物醫藥、航天航空、電視冰箱空調等方面，以及在服務業的移動通信、高速交通等方面，系統化、自動化、智能化、信息化、網絡化、生態化等方面的技術進展，與1978年相比，可以說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4.許多引進的先進技術被我國生產、服務和消費領域所吸收和消化，并且許多技術創新是在引智和引進技術基礎上實現的
比如20世紀90年代初三峽工程設計安裝26臺70萬千瓦特大型水輪發電機組，而當時中國只有設計制造32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的能力，遠遠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為此，于1996年6月宣布三峽左岸電站14臺70萬千瓦機組一次性進行國際招標采購，并且在引進設備的同時，要求和保證核心技術完全轉讓到位。國內有關企業又對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顯著提升了我國水電產業整體技術水平［7］。再比如，通訊數字程控交換機，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們主要是引進設備和技術。在引進國外技術的基礎上，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內有關科研院所和企業通過將計算機技術與通信技術結合，進行局用數字程控交換機技術研發，先后成功開發出了HJD-04、IM-601、C&C08、ZXJ-10和SP30等一系列大型局用數字程控交換機，實現了程控交換機產業的群體性突破。一舉打破了跨國公司對這一技術領域的長期壟斷，將產品價格由引進初期的每線數百美元降到了20—30美元，大大降低了電信運營企業的網絡建設成本。國產數字程控交換機的成功，大大提升了我國在世界通信技術領域的地位［8］。但是，如果關起門來，沒有在通訊方面的引知（學習國外先進知識）、引智（國外留學生回國和引入國外專家）、引設備（提供運行參照）、引技（購買引進有關技術資料）等等，我國在這方面的技術突破是不可想象的。
5.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技術，打下了我國自主創新堅實的基礎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僅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集成創新能力，更需要在大量引進適用技術的基礎上，大力提高引進、消化、創新能力，堅持在發展的基礎上引進，在引進的基礎上消化，在消化的基礎上創新，從而實現技術快速進步，構造創新型國家。需要指出的是，科技自主創新不等于閉關自守。比如20年前，中國開始引入移動通信技術；經過移動通訊產業快速發展的20年后，中國移動通信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成為世界上移動用戶最多的國家。而推動這一切的，正是在引進技術的基礎上自主創新移動通信技術不斷的發展。縱觀中國移動通信技術的演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模擬時期、數字時期和數據時期。20年間，中國走出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相結合之路，在引進設備時同步引進生產技術，使中國的移動通信技術跨越了國外傳統的發展階段，最終趕上國際先進水平［8］。這個案例說明，我們需要開放，需要引進和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將其模仿、消化和吸收，為我所用。更重要的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技術創新。即引進后學習，學習后應用和轉化，應用后自主提高［7］。
三、先進管理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引進
對外開放，對中國企業的管理及其企業制度的建立，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其結果是，勞動者的勞動效率大大提高，企業形成了科學而又制衡的內部股權結構、治理結構和管理模式，使企業經營管理的效率提高，而決策和經營的風險下降。
1.過去政治代替對農村和企業生產經營的管理
1978年前的30年中，我們的城市城鎮工廠、商業企業和農村社隊及農場，對職工和社員的工作激勵和考核，對勞動、生產和經營的管理，雖然在管理實踐之中也創造了鞍鋼憲法、統籌工作法等較科學的管理辦法，但是，管理和生產單位的制度大體上表現為這樣一些特征：首先，是用革命和無私奉獻等思想意識的教育，使勞動者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忘我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對工作先進的，以大會表揚、帶紅花、評模范標兵、提升職級等等措施來進行表揚和獎勵。而對遲到早退的，上班不努力的，用寫檢查檢討、開斗私批修會，甚至可能以改造不好的人員進行處罰。其次，對工程建設，項目投資，只是要求大干快上、趕進度、趕速度，許多項目邊設計、邊勘探、邊施工、邊投產，不搞可行性論證。再次，企業經營管理，不講物質利益，沒有獎金，甚至要取消八級工資制；不講科學管理，西方的科學管理辦法被視為資產階級的辦法；不講成本核算，只講產值、任務，消耗和浪費很大。最后，城市企業和農村社隊及農場，先是被看做一級黨政政治的延伸組織，其結構按照軍事化的方式組織和管理，城鎮的工廠被看做是全國生產計劃的一個車間，生產隊和生產大隊實際上成了生產糧食等產品的準軍事保甲屯墾組織。這種整個國家的經營管理和生產單位組織制度，產生了以下后果：
1.絕大部分勞動者沒有工作的積極性。因為對勞動者的考核是政治表現第一，并且工作的成績與勞動者所得的結果不一致，甚至少出力而政治表現好、政治成份好的，在利益的分配上多得；而多出力的，并不一定多得，甚至因為是教育、改造和專政的對象，連起碼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在這樣的體制下，農村的社員和農場職工，雖然不遲到、早退，但是出工不出力，工作的責任心不強，勞動的質量較差；城鎮企業的職工，則也是出工而節約自己的體力，不出智力，也不學習提高自己的智能和技能，勞動的效率較低質量也較差。
2.大量的工程項目投資大、效益低，甚至報廢，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許多項目，因地質條件不明，水電和礦產等資源不配套，交通不便利、技術工藝不過關等原因，或者在建期間就成了報廢項目，或者投資之日就成了虧損項目，或者產品質量低下，或者規模不經濟等等，建國前的30年，不按照科學技術和經濟規律搞建設，給國民經濟造成巨大損失。
3.企業和生產隊及農場管理粗放，經營管理者和勞動者的行為沒有經濟利益的刺激作用。對生產工序的統籌、合理的庫存、優化的運輸等等科學的管理方法，在大多數的工廠和農村沒有得到應用；在產出講生產數量，講社會總產值，不講消耗，特別是企業內部，投入產出、成本效益觀念淡薄，更談不上要考慮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等這樣的成本意識；而在工作和勞動管理方面，只是計日制，可能3個人的工作5個人甚至更多的人做，顯性和隱性的出工不出力和怠工現象非常普遍，勞動效率越來越低。
2.國外先進管理知識和經驗的引進和借鑒
首先，在意識形態上，我們逐步承認了物質利益對勞動行為的刺激作用，放棄了用政治掛帥和第一的方式，恢復按勞分配，實行計件工資，并且工資獎金與工作質量和工作績效掛勾，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工作的積極性，增強了勞動者工作的責任心。這點不再贅述。
其次，我們從引進外資和其管理知識中，學習了其科學的管理方法。從管理知識講，古典管理、行為科學和現代各種管理理論和方法，都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從西方各國的管理文獻中學習到的。從管理方法和方式看，企業的預測與決策、戰略、人力資源、生產經營、財務、投資、風險控制、庫存等等軟件，以及計算機控制系統，都為節約管理時間，節約管理人員、提高管理效率等等，提供了先進的手段。而從外資企業中，我們比較了中外企業各個管理方面的巨大差距，看到了日本和歐美等外資企業對勞動紀律的嚴格管理，看到了港臺資企業在成本和財務方面的精細管理，看到了各國外資投資者在投資可行性研究、協議談判、知識產權保護、合同簽訂等方面的程序化和嚴密管理。如此等等，對外知識窗口的打開和外資的進入，確實使我們學習和借鑒了許多西方科學的管理知識和經驗，使我們的國有、國有控股和民營企業都從中受益。
再次，從國外企業的治理結構來看，我們學到了現代的企業制度，即將企業作為黨政單位和工廠，轉變為現代公司體制。企業要有明確的出資人，而且，一個稍有規模的企業，出資來源要多元化，以分散風險和形成資本規模，并且大都為負有限責任的公司，以控制企業法人與自然人之間因經營方面而形成的風險轉移；我們學習了在出資人明確的條件下，企業內部要決策、執行和監督三分離，以形成有效的制衡，防止經理層形成內部人控制；我們學習了大中小各個不同規模的企業，在財務、總部和工廠、總公司和子公司、經營銷售等方面應當選擇的合適的管理模式，包括財務、風險控制等方面的管理模式。
在農村，解散了人民公社和社隊核算分配的制度，為適應農業生產較為簡單的特點，將農田承包到戶，基本上形成了家庭經營的生產組織形式。
總之，對外開放，我們了解、學習、借鑒和吸收國外先進的符合經濟性的生產組織和管理的理論和經驗。無論是農戶，還是城市中的企業，與30年前相比，其管理的科學性和效率大大提高，成為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工作、生產和經營基礎。不能不說對外開放是我國30年來，企業經營和投資建設損失減少、成本降低、效率提高，進而推動國民經濟成長的重要原因。
四、特區、經濟開發區、區域開放與經濟成長
中國政府在中國沿海，包括一些內陸地區建立的特區、保稅區、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園區等等，實行的是特殊的行政和經濟體制，有的特區，如深圳，還有自己的一定的立法權；并且中央在其開始創立和吸引外資時，在稅收等方面也給予了一些優惠政策。在政府行政機構設置上，特區實行“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政府的機構數量要比其他地區的政府少，特別是經濟技術開發區，一般有幾種管理模式，如政府開發公司管理模式，委托非政府開發公司管理模式，政府派出開發區管理委員會模式，以及后來的上海浦東等一級政府的管理模式。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開發區和高新技術區的管理，都本著高效、統一、快速的辦事原則，設置機構和行政程序。在這里，企業注冊、征地、投資、建設和投產驗收等等方面的時間，要比其他地區快一倍到數倍。目前，許多特區、開發區及高新技術區，除了管理機構小而精外，還從大廳式集中辦公、一站式行政、電子政務、統一執法監督等四個方面，進行了提高行政透明度和效率的制度建設。
特區、經濟和技術開發區，其實行特殊的體制和政策，有這樣幾個作用：
一是阻斷中央和省級政府各部門對地方改革和創新的制約。從中國的改革開放來看，動力和突破基本上來自于地方，并不來自于中央各部門積極主動的改革和放活。而且，中央各部門對地方進行了許多改革和開放舉措，大多都按照部門的文件、規定等等，加上要向地方行使其權力，都予以程度不同的否定和干涉。制度變遷的特點為誘致性的而非強制性的。從中國改革的歷史看，每一次改革，都是由“違規”起步的，先是由諸多的議論，部門頻繁的檢查和批評；當改革出了成績，并為學術界、社會輿論、管理各部門的政府、黨組織直至中央領導肯定，有關政府管理部門才有可能轉變看法。因此，給特區和開發區在機構設置、變通法規和行政審批等方面以較大的權力，才能突破中央和省級政府各部門的不利于改革開放的常規性管理，使改革開放能進行下去。
二是引進、學習、消化和吸收國外先進的行政和經濟管理體制，并形成與國際慣例和規則等接軌的條件。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所有制方面也是一大二公。在這樣的體制下，從政府對投資和企業的管理講，企業有主管部門，生產和銷售要有計劃，土地是無償劃撥的，沒有企業法等等；我們自己管理的企業，要么是國有企業，要么是集體企業，還沒有管理過外資企業，也沒有搞過中外合資企業。而國外來注冊和投資的企業，包括與中國企業合資，其適應的是國際通行的企業體制。這種局面下，需要特區、保稅區和開發區等，按照國際上市場經濟、通行法律規則等等，去建立沒有特區，以及后來的保稅區和開發區等等，按照產權清晰和市場經濟的要求，注冊登記企業；按照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企業的規則，取消企業的主管部制；按照政府監督管理的規則，成立對市場和企業的監督管理部門；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形成企業、市場、監管等法律和法規，比如合同法等等，最早普遍應用于特區。
關鍵詞：對外開放；閉關鎖國；現代化；經濟發展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不論每一個國家是否愿意，經濟的全球化似乎勢不可擋。從歷史上看，那些適應經濟在世界范圍內分工、協作、合作的國家，在其對外開放中獲得了利益；那些將自己封閉起來，則較少地獲得世界技術進展的擴散效應，不能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不能在全球分工和協作中獲得自己應有的利益。當然，在全球經濟中，一個國家經濟實力、技術水平等等因素決定著其在全球分工中的主動程度和被動程度。對外開放，主動參與和應對經濟的全球化，應當是每一個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策略。
鄧小平同志講，“我們總結了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當然，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搞建設，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還需要對外開放，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1］黨和國家將對外開放確立為基本國策，我們從引進外資、建立特區和實施沿海對外開放戰略等方面逐步實行對外開放，強勁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
一、允許境外資本流入的增長效應
發展經濟學家經過研究證明，資本投入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發展中國家要大于發達國家；資源配置效率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發達國家要大于發展中國家。因此，對于較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以技術進步為核心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對較小，而資本投入的增加則成為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源泉。
貧困惡性循環論認為資本稀缺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1953年，美國經濟學家R.納克斯在《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一書中提出，發展中國家在宏觀經濟中存在著供給和需求兩個循環。從供給方面看，低收入意味著低儲蓄能力，低儲蓄能力引起資本形成不足，資本形成不足使生產率難以提高，低生產率又造成低收入，這樣周而復始，形成一個循環。從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著低購買力，低購買力使投資引誘不足，投資引誘不足使生產率難以提高，低生產率又造成低收入，這樣周而復始又形成了一個循環。兩個循環互相影響，使經濟狀況無法好轉，經濟增長難以出現。貧困惡性循環有兩方面含義：(1)資本缺乏造成了低水平的供給，又造成了低水平的需求，突出了資本在消除經濟停滯和促進經濟增長中的特殊地位。(2)第一個循環側重資本存量、收入和儲蓄之間的關系，第二個循環側重市場容量、收入和投資之間的關系。把兩個循環聯系起來可看出：即使有了投資引誘，也缺少儲蓄可以用來投資；同時，即使有了儲蓄，也缺少投資引誘足以消化儲蓄。因此，這兩個循環很難打破，更難由向下的循環轉變為向上的循環，發展中國家的長期貧困、長期經濟停滯的局面難以改變。“貧困惡性循環論”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抱相當悲觀的態度［2］。中國在1978年時，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和引進外資，就會存在貧困的惡性循環。
1978年，中國資本積累與當時96 259萬人口的規模相比，固定資產與流動資產規模全部超不過5 000億元人民幣，當時全民所有制總資產為3 273億元，城鎮集體和人民公社資產占全部資產的35%左右。)人均資本積累只有520元。在改革開放后，我們擺脫了貧困的惡性循環，除了得益于中國居民高儲蓄習慣和政府動員和集中資源的能力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大規模引進外資，用國外直接投資來推動經濟發展。
利用和引進外國資本，對中國的直接經濟作用有二：一方面是提供外來的儲蓄來源，從而促進國內投資。由于國際資本的凈流入是用于進口中間投入品、機器設備和先進技術的，因此引進外資可以達到一舉兩得之效果。1979年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的誕生，開辟了中國利用外資的新紀元。但是最初5年，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十分有限，每年批準的項目僅有300多個，年均實際投資金額不到6億美元。改革開放的歷程大大改寫了這一紀錄。30年來，為了彌補國內資金、技術、設備、管理以及人才方面的不足，利用外資迅速進入擴張時期，而且外資進入領域不斷拓展，貢獻也不斷提高。1979—2007年，中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7 602億美元，平均每年262億美元，2002年以來利用外資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2007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748億美元，1983年為9.2億美元，年均增長20.1%。另一方面是提供外資支付手段(即外匯)，從而保證進口。1978年末，我國外匯儲備只有1.67億美元，到2008年12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1.95萬億美元。 利用和引進外資的長期結果是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建立國內生產部門，提高收入水平、出口水平和國內儲蓄水平。從中國成功的外資引進看，產生了多方面的經濟效應：(1)由于引進外資建設技術先進的工業部門，使國內經濟結構逐漸得到成功改造，為替代傳統出口產品，增加出口打下了基礎。(2)隨著先進技術和設備不斷增加，規模經濟效應逐漸明顯，降低了生產成本，增加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間接地刺激出口。(3)外資的引進，促進經濟發展，使國民收入增加，引起國內人均儲蓄能力提高，而國庫財政收入的提高也將提高公共儲蓄能力，從而整個國家的總儲蓄水平趨于上升。上述第一、二兩方面的效應增加儲蓄，縮小了中國改革初國民經濟儲蓄的缺口。
二、技術引進與經濟發展
技術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因素之一。現代經濟發展證明，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隨著工業社會的深化，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一個長時期的跨度看，世界經濟的競爭不再是資源、資本、市場和國土的競爭，而是技術的競爭。因此，雖然在發展之初，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于技術因素，但是，對于中國來說，一是建國初期由于輕視科學技術，忽視甚至敵視知識和知識分子，將技術人員和專家當作走“白專”道路的對象批判，中國科學技術不僅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也落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技術進步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有4%左右。迅速加快技術進步，對于保證和促進經濟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二是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發展的進程，資本的貢獻率將逐步下降，而技術對增長的貢獻率將日益上升，特別是在節能減排、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業競爭力等方面，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越來越大。
改革開放后，國家提出“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技術發展路線，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術跨越戰略。1979—2005年，我國共對外簽訂技術引進合同近8萬項，合同總金額2 000多億美元。其中，“十五”期間，簽訂技術引進合同3.5萬項，合同金額近730億美元，占改革開放以來引進技術總額的36％［3］。2006 年，合同數量增長為10 538 項，合同金額從2001 年的90.9 億美元增加到2006 年的220.2 億美元。
從最近的許多文獻研究看，對中國技術引進多有責難，一是認為引進外資和技術，特別是市場換技術，沒有將國外技術換來，許多關鍵的技術仍然掌握在國外企業手中，特別是跨國公司手中。二是認為30年的技術引進，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中國技術的自主創新，使中國自己的科研院所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三是30年的技術引進中，特別是前15年的引進中，硬件引進較多，關鍵的軟件技術引進較少。四是一些學者研究認為，國外投資中，資本引進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較高，而其技術外溢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高。
改革開放以來技術引進方面我們確有許多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應當全面、歷史和客觀地看待中國技術引進的30年，技術引進的成就是主要的和巨大的，并且技術進步對國民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技術引進使我們的許多技術從無到有
改革開放的30年，我們通過派留學生，引進專家，引進、吸收和消化技術，并且在此基礎上創新，基本上全方位改變了科學技術領域的空白，也提高了我國許多科學技術領域研究和開發的水平。
如果說改革開放30年的前半期，我們主要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那么，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純技術引進(技術轉讓、技術許可、技術咨詢、技術服務)和與投資結合的技術引進( 合作生產、合資技術許可、合資技術設備入股、獨資技術許可)比重逐漸上升。與設備(成套設備與關鍵設備)結合的技術引進比重則呈現下降的趨勢。純技術引進的比重由1995年的13.69%上升到2001年的48.3%。2006年，純技術引進的金額已經達到147.6億美元，所占比重達到67%。純技術已經處于中國技術引進的主導地位，技術引進的質量有了明顯改善［4］。 2.縮短了我國技術進步的時間，節約了推進技術進步的成本
從科學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技術應用，最后到技術的產業化，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并且需要大量的成本。中國機械行業從1978—1999年，共引進2 000多項先進技術，重點骨干企業基本上都引進了國外技術。通過消化吸收與自主研究開發，促進了產品的更新換代，提高了整個機械工業的技術水平，使機械工業在20世紀末，與世界先進技術水平縮短了近20年的技術差距［5］。日本在1950—1975年25年里，它通過引進吸收了全球半個世紀開發的先進技術，而支付的外匯總額不到60億美元。據日本自己測算，這種做法使其節約了2／3的時間和9／10的研究開發費用。結果使它在60年代與西方國家的科技差距縮短到10—15年，70年代大部分制造業部門的技術水平已接近歐美發達國家，到80年代其工業技術水平在國際市場已處領先地位［6］。我們引進技術的時間和成本節約效果雖不如日本，但是，毫無疑問，必定在縮短技術進步時間和節約技術研究開發成本方面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3.完善和提高了我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等各產業的技術體系和整體水平
從改革開放初期看，在農業方面，雖然在育種技術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在基因等生物工程技術方面，在從石油化學農業向綠色生態農業轉變方面，技術仍然是空白；在工業方面，如冶金、機械、汽車、電視機、新材料等等許多技術方面，處于層次低、空白多、智能化低、技術集合性差的境地；而在服務業方面，鐵路、地鐵、移動通訊、信息處理等技術，層次更低，技術的集合能力更差。而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中，我們無論是在農業的生物工程、設施農業等方面，還是在工業的汽車制造、機械裝備、生物醫藥、航天航空、電視冰箱空調等方面，以及在服務業的移動通信、高速交通等方面，系統化、自動化、智能化、信息化、網絡化、生態化等方面的技術進展，與1978年相比，可以說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4.許多引進的先進技術被我國生產、服務和消費領域所吸收和消化，并且許多技術創新是在引智和引進技術基礎上實現的
比如20世紀90年代初三峽工程設計安裝26臺70萬千瓦特大型水輪發電機組，而當時中國只有設計制造32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的能力，遠遠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為此，于1996年6月宣布三峽左岸電站14臺70萬千瓦機組一次性進行國際招標采購，并且在引進設備的同時，要求和保證核心技術完全轉讓到位。國內有關企業又對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顯著提升了我國水電產業整體技術水平［7］。再比如，通訊數字程控交換機，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們主要是引進設備和技術。在引進國外技術的基礎上，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內有關科研院所和企業通過將計算機技術與通信技術結合，進行局用數字程控交換機技術研發，先后成功開發出了HJD-04、IM-601、C&C08、ZXJ-10和SP30等一系列大型局用數字程控交換機，實現了程控交換機產業的群體性突破。一舉打破了跨國公司對這一技術領域的長期壟斷，將產品價格由引進初期的每線數百美元降到了20—30美元，大大降低了電信運營企業的網絡建設成本。國產數字程控交換機的成功，大大提升了我國在世界通信技術領域的地位［8］。但是，如果關起門來，沒有在通訊方面的引知（學習國外先進知識）、引智（國外留學生回國和引入國外專家）、引設備（提供運行參照）、引技（購買引進有關技術資料）等等，我國在這方面的技術突破是不可想象的。
5.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技術，打下了我國自主創新堅實的基礎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僅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集成創新能力，更需要在大量引進適用技術的基礎上，大力提高引進、消化、創新能力，堅持在發展的基礎上引進，在引進的基礎上消化，在消化的基礎上創新，從而實現技術快速進步，構造創新型國家。需要指出的是，科技自主創新不等于閉關自守。比如20年前，中國開始引入移動通信技術；經過移動通訊產業快速發展的20年后，中國移動通信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成為世界上移動用戶最多的國家。而推動這一切的，正是在引進技術的基礎上自主創新移動通信技術不斷的發展。縱觀中國移動通信技術的演進，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模擬時期、數字時期和數據時期。20年間，中國走出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相結合之路，在引進設備時同步引進生產技術，使中國的移動通信技術跨越了國外傳統的發展階段，最終趕上國際先進水平［8］。這個案例說明，我們需要開放，需要引進和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將其模仿、消化和吸收，為我所用。更重要的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技術創新。即引進后學習，學習后應用和轉化，應用后自主提高［7］。
三、先進管理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引進
對外開放，對中國企業的管理及其企業制度的建立，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其結果是，勞動者的勞動效率大大提高，企業形成了科學而又制衡的內部股權結構、治理結構和管理模式，使企業經營管理的效率提高，而決策和經營的風險下降。
1.過去政治代替對農村和企業生產經營的管理
1978年前的30年中，我們的城市城鎮工廠、商業企業和農村社隊及農場，對職工和社員的工作激勵和考核，對勞動、生產和經營的管理，雖然在管理實踐之中也創造了鞍鋼憲法、統籌工作法等較科學的管理辦法，但是，管理和生產單位的制度大體上表現為這樣一些特征：首先，是用革命和無私奉獻等思想意識的教育，使勞動者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忘我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對工作先進的，以大會表揚、帶紅花、評模范標兵、提升職級等等措施來進行表揚和獎勵。而對遲到早退的，上班不努力的，用寫檢查檢討、開斗私批修會，甚至可能以改造不好的人員進行處罰。其次，對工程建設，項目投資，只是要求大干快上、趕進度、趕速度，許多項目邊設計、邊勘探、邊施工、邊投產，不搞可行性論證。再次，企業經營管理，不講物質利益，沒有獎金，甚至要取消八級工資制；不講科學管理，西方的科學管理辦法被視為資產階級的辦法；不講成本核算，只講產值、任務，消耗和浪費很大。最后，城市企業和農村社隊及農場，先是被看做一級黨政政治的延伸組織，其結構按照軍事化的方式組織和管理，城鎮的工廠被看做是全國生產計劃的一個車間，生產隊和生產大隊實際上成了生產糧食等產品的準軍事保甲屯墾組織。這種整個國家的經營管理和生產單位組織制度，產生了以下后果：
1.絕大部分勞動者沒有工作的積極性。因為對勞動者的考核是政治表現第一，并且工作的成績與勞動者所得的結果不一致，甚至少出力而政治表現好、政治成份好的，在利益的分配上多得；而多出力的，并不一定多得，甚至因為是教育、改造和專政的對象，連起碼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在這樣的體制下，農村的社員和農場職工，雖然不遲到、早退，但是出工不出力，工作的責任心不強，勞動的質量較差；城鎮企業的職工，則也是出工而節約自己的體力，不出智力，也不學習提高自己的智能和技能，勞動的效率較低質量也較差。
2.大量的工程項目投資大、效益低，甚至報廢，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許多項目，因地質條件不明，水電和礦產等資源不配套，交通不便利、技術工藝不過關等原因，或者在建期間就成了報廢項目，或者投資之日就成了虧損項目，或者產品質量低下，或者規模不經濟等等，建國前的30年，不按照科學技術和經濟規律搞建設，給國民經濟造成巨大損失。
3.企業和生產隊及農場管理粗放，經營管理者和勞動者的行為沒有經濟利益的刺激作用。對生產工序的統籌、合理的庫存、優化的運輸等等科學的管理方法，在大多數的工廠和農村沒有得到應用；在產出講生產數量，講社會總產值，不講消耗，特別是企業內部，投入產出、成本效益觀念淡薄，更談不上要考慮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等這樣的成本意識；而在工作和勞動管理方面，只是計日制，可能3個人的工作5個人甚至更多的人做，顯性和隱性的出工不出力和怠工現象非常普遍，勞動效率越來越低。
2.國外先進管理知識和經驗的引進和借鑒
首先，在意識形態上，我們逐步承認了物質利益對勞動行為的刺激作用，放棄了用政治掛帥和第一的方式，恢復按勞分配，實行計件工資，并且工資獎金與工作質量和工作績效掛勾，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工作的積極性，增強了勞動者工作的責任心。這點不再贅述。
其次，我們從引進外資和其管理知識中，學習了其科學的管理方法。從管理知識講，古典管理、行為科學和現代各種管理理論和方法，都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從西方各國的管理文獻中學習到的。從管理方法和方式看，企業的預測與決策、戰略、人力資源、生產經營、財務、投資、風險控制、庫存等等軟件，以及計算機控制系統，都為節約管理時間，節約管理人員、提高管理效率等等，提供了先進的手段。而從外資企業中，我們比較了中外企業各個管理方面的巨大差距，看到了日本和歐美等外資企業對勞動紀律的嚴格管理，看到了港臺資企業在成本和財務方面的精細管理，看到了各國外資投資者在投資可行性研究、協議談判、知識產權保護、合同簽訂等方面的程序化和嚴密管理。如此等等，對外知識窗口的打開和外資的進入，確實使我們學習和借鑒了許多西方科學的管理知識和經驗，使我們的國有、國有控股和民營企業都從中受益。
再次，從國外企業的治理結構來看，我們學到了現代的企業制度，即將企業作為黨政單位和工廠，轉變為現代公司體制。企業要有明確的出資人，而且，一個稍有規模的企業，出資來源要多元化，以分散風險和形成資本規模，并且大都為負有限責任的公司，以控制企業法人與自然人之間因經營方面而形成的風險轉移；我們學習了在出資人明確的條件下，企業內部要決策、執行和監督三分離，以形成有效的制衡，防止經理層形成內部人控制；我們學習了大中小各個不同規模的企業，在財務、總部和工廠、總公司和子公司、經營銷售等方面應當選擇的合適的管理模式，包括財務、風險控制等方面的管理模式。
在農村，解散了人民公社和社隊核算分配的制度，為適應農業生產較為簡單的特點，將農田承包到戶，基本上形成了家庭經營的生產組織形式。
總之，對外開放，我們了解、學習、借鑒和吸收國外先進的符合經濟性的生產組織和管理的理論和經驗。無論是農戶，還是城市中的企業，與30年前相比，其管理的科學性和效率大大提高，成為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工作、生產和經營基礎。不能不說對外開放是我國30年來，企業經營和投資建設損失減少、成本降低、效率提高，進而推動國民經濟成長的重要原因。
四、特區、經濟開發區、區域開放與經濟成長
中國政府在中國沿海，包括一些內陸地區建立的特區、保稅區、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園區等等，實行的是特殊的行政和經濟體制，有的特區，如深圳，還有自己的一定的立法權；并且中央在其開始創立和吸引外資時，在稅收等方面也給予了一些優惠政策。在政府行政機構設置上，特區實行“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政府的機構數量要比其他地區的政府少，特別是經濟技術開發區，一般有幾種管理模式，如政府開發公司管理模式，委托非政府開發公司管理模式，政府派出開發區管理委員會模式，以及后來的上海浦東等一級政府的管理模式。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開發區和高新技術區的管理，都本著高效、統一、快速的辦事原則，設置機構和行政程序。在這里，企業注冊、征地、投資、建設和投產驗收等等方面的時間，要比其他地區快一倍到數倍。目前，許多特區、開發區及高新技術區，除了管理機構小而精外，還從大廳式集中辦公、一站式行政、電子政務、統一執法監督等四個方面，進行了提高行政透明度和效率的制度建設。
特區、經濟和技術開發區，其實行特殊的體制和政策，有這樣幾個作用：
一是阻斷中央和省級政府各部門對地方改革和創新的制約。從中國的改革開放來看，動力和突破基本上來自于地方，并不來自于中央各部門積極主動的改革和放活。而且，中央各部門對地方進行了許多改革和開放舉措，大多都按照部門的文件、規定等等，加上要向地方行使其權力，都予以程度不同的否定和干涉。制度變遷的特點為誘致性的而非強制性的。從中國改革的歷史看，每一次改革，都是由“違規”起步的，先是由諸多的議論，部門頻繁的檢查和批評；當改革出了成績，并為學術界、社會輿論、管理各部門的政府、黨組織直至中央領導肯定，有關政府管理部門才有可能轉變看法。因此，給特區和開發區在機構設置、變通法規和行政審批等方面以較大的權力，才能突破中央和省級政府各部門的不利于改革開放的常規性管理，使改革開放能進行下去。
二是引進、學習、消化和吸收國外先進的行政和經濟管理體制，并形成與國際慣例和規則等接軌的條件。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所有制方面也是一大二公。在這樣的體制下，從政府對投資和企業的管理講，企業有主管部門，生產和銷售要有計劃，土地是無償劃撥的，沒有企業法等等；我們自己管理的企業，要么是國有企業，要么是集體企業，還沒有管理過外資企業，也沒有搞過中外合資企業。而國外來注冊和投資的企業，包括與中國企業合資，其適應的是國際通行的企業體制。這種局面下，需要特區、保稅區和開發區等，按照國際上市場經濟、通行法律規則等等，去建立沒有特區，以及后來的保稅區和開發區等等，按照產權清晰和市場經濟的要求，注冊登記企業；按照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企業的規則，取消企業的主管部制；按照政府監督管理的規則，成立對市場和企業的監督管理部門；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形成企業、市場、監管等法律和法規，比如合同法等等，最早普遍應用于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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