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隔離了當地政府各部門和行政性事業機構對特區和開發區發展經濟的約束。對一個區域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約束，除了來自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門外，也來自于管理開發區域政府的各部門。而開發區特殊的行政管理體制的優勢在于：首先，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審批上實行統一行政，防止了一個項目投資、一個企業注冊等等，需要到許多個部門報批，并且時間極長的現象發生。其次，阻止政府各部門和各行政性事業機構對企業的收費和罰款。甚至有的開發區，區內企業受到保護，不允許政府各部門和各行政性事業機構到開發區去收費和罰款。這是為什么特區和開發區企業投資經營發展成本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是其體制和經驗，包括經濟發展，產業的成長，對非特區和開發區，以及全國形成試點、示范、擴散、帶動、關聯等效應。從特區，到保稅區，再到經濟和技術開發區，從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到省市級經濟和技術開發區，其政府在特殊區域和園區內的體制和政策，逐步地從點到面、從沿海到內地、從中央級開發區到地方級開發區試驗和推廣。這樣的改革和開放格局，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加大了產業的擴散性和關聯性，由于分工協作、產業延伸，生產配套等等，加上物流集散，發展帶動了珠三角、長三角、渤海灣的經濟發展，也帶動了中西部地區產業、交通等方面的發展。樊綱在談到特區在體制改革示范的作用時認為，開始改革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缺少信息、缺少知識，而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特區，當仁不讓地充當了迅速吸收消化引進各種關系、制度和信息的一個重要機制。要理清各種制度之間的相互關系，推動改革順利進行，這就需要在一個區域內做全方位的改革去獲得這方面的信息。為全國的改革先行先試獲得全方位的知識、信息、經驗和教訓，然后用于指導全國的改革，為全國做示范、做樣板。這就是經濟特區的重要意義和重要作用所在［9］。
綜上所述，鄧小平同志搞特區，就是要在中國的大地上，學習國外先進的體制和機制，新生出一種新的現代的企業和政府體制；就是利用國外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形成新的產業體系，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極大地解放生產力。對外開放，特區、保稅區、沿海大開放、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后來的內陸區域及沿邊開放，功不可沒！
五、對外貿易與勞動要素的比較優勢
1978年以后，在經濟的對外關系上，中國采取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呢？是依靠人口多、內部市場大，自力更生發展自己工業，走進口替代式的工業化道路，還是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走出口導向，在積極出口的同時提升本國產業水平的工業化道路？30年來，中國選擇了后一條道路。
20世紀瑞典經濟學家赫克謝爾和俄林提出了國際貿易的資源稟賦學說。這一學說是發展了的比較利益學說的復雜形式。該學說認為，不同的商品生產要求不同的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國家在生產要素的供給上賦有不同的條件，由于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稟賦不同，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就不相同，生產要素的配合不相同，而生產商品的相對價格也就不相同。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對于任何國家來說，都應輸出在生產中需要較多的該國家資源豐富的生產要素的商品，輸入在生產中需要較少的該國資源稀缺的生產要素的商品，充分利用國際貿易之便，揚長避短。
包括亞當•斯密、李嘉圖、俄林等主流學派的經濟學家極力贊揚自由貿易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好處。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可以帶來以下好處：第一，自由貿易會促進國內的經濟增長。由于貿易可以使一個國家超過生產可能性邊界去獲取資本和消費品，以較低價格得到在本國稀缺而昂貴的原料、其他新產品以及技術知識等等，從而為工業生產的持續而范圍擴大的增長創造有利的條件。第二，自由貿易降低商品的價格而且使各國有更廣闊的消費選擇范圍，可以增加消費者福利。第三，在一個開放的貿易體系中，一個國家進口它以相對高成本才能生產的商品，出口它以相對低成本生產的商品，資源從低生產率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部門，可以獲得利益，并使消費和投資水平提高，而且進口競爭趨向于提高國內生產者的生產效率。第四，按照要素稟賦理論，出口將傾向于提高豐裕、便宜的生產要素的報酬，而進口則會降低昂貴、稀缺生產要素的報酬。由于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豐裕要素享有的貿易利益的比重比稀缺要素大。因而自由貿易會使收入分配不均的狀況有所改善。因此，傳統的國際貿易論者積極主張，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各國應當積極地參加國際貿易，采取外向的政策，撤銷貿易壁壘并完全開放商品和勞務的國際市場［10］�！ ≈袊膰槭�，人口眾多，1978年時，達到95 809萬人，到2008年時，達到132 500萬左右；而人均耕地、淡水、礦產資源、能源、森林、國土面積等等指標，都在世界平均水平的1/5—1/2，一些指標的人均占有水平甚至更低。對此，周也進行過研究：中國最核心的比較優勢為：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要素成本便宜，勞動密集制造業產品競爭力較強；比較劣勢為：國土人口密度大，生產和生活的環境容量較小，人口眾多、勞動力就業壓力較大，土地、淡水、石油和其他礦產資源人均水平較低，適宜于農業的土地和氣候條件較差，產業的技術水平較低，產品的品牌效應較弱，技術、資本和土地等資源型產品的競爭力也較弱。人均物質資源相對貧乏和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并且素質較低，是中國最重要的國情。而且，1978年時，中國的人均GDP只有224美元，處于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倒數第幾名之中。在這樣一個起點上，打開國門看世界，要與世界經濟交往，在最初向外開放的格局下，究竟走怎樣的工業化道路，確實需要探索。
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為：土地、淡水和礦產等資源豐富，資本密集，技術水平較高，產業和產品的品牌效應較強，國土人口密度較小，環境容量較大，技術、資本和土地等產品競爭力較強。比較劣勢為：勞動力要素成本昂貴，一般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程度高的）產品競爭力相對較弱。
從發展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的角度看，全球經濟中，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劣勢和優勢，通過相互的貿易，生產并出口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少生產甚至不生產并進口自己處于比較劣勢的產品，這樣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各國形成適當的分工和協作，可以使各國雙邊和多邊都在相互貿易中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從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和劣勢看，中國應當利用勞動力資源豐富和便宜的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美國等發達國家出口制造業產品，美國等發達國家進口這些產品，消費者會覺得產品便宜；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勞動力價格昂貴，供應國內消費者會覺得很貴，向中國出口制造業產品，中國消費者也會覺得很貴。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可以向中國出口自己具有優勢的高技術及資本密集型產品，土地資源密集型的糧食等產品，中國可以彌補技術和糧食產品供給的短缺，降低其價格；中國短期內自己生產高新技術產品，一是技術水平還相對較低，無法生產，二是即使生產，可能價格太高，消費者無法承受；而隨著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業勞動力的成本也將逐步上升，用很多的人，在相對少的土地上生產糧食，來全部供應國內需求，也是極不合算的；中國進口高技術產品，是對自己一定階段上技術不足的彌補，而適當地進口美國的農業產品，實際上是進口土地、淡水、化肥等資源，從比較利益方面講是合算的［11］。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用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價值的產品，在國際貿易中換取了少量的技術、知識和品牌產權含量高的產品，是不合算的。但是，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整個國家的技術水平和勞動力素質決定的，而且技術水平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并非一日之功。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決定了中國必須參與這樣的國家分工，才能在世界經濟交往的格局中獲得自己的利益。而且，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規模很大的國情下，想急于求成，將出口貿易調整成為技術和品牌產權含量很高的結構，結果只能使大量的勞動力閑置和失業，使國民經濟的損失更大。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前面已述改革開放初期，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為9.7%，30年后，2007年我們提高到66.8%，提高57.1個百分點；貿易規模從改革初的世界各國第29位躍升到第3位，僅次于美國與德國；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也從0.8%提高到7.7%。林毅夫和李永軍研究了1981—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對出口變動的彈性。他們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該彈性數值大致在0.1 左右（平均值0.105），即出口每增長10%可以促進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將近1個百分點。該彈性的數值在80年代則相對較低。這可能主要是因為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隨著時間的變化有增長的趨勢。80年代早期，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低于10%（比如1979 年為5.1%），90年代后期則基本上穩定在20%左右（比如2000 年為22.9%）。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出口變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程度。證明了出口增長對我國經濟的重要性［13］。2001年以來，許多學者認為，出口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貢獻在1/3左右。 六、對引起爭論的一些問題的看法
雖然對外開放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對于1978年以來的對外開放，學術界及輿論在勞動密集出口是不是值得，市場換技術沒有換來，跨國公司并購影響產業安全，銀行吸收國外戰略投資者有股份被賤賣，外匯升值使得我們外匯儲備和投資的債權和股權貶值等等方面，也有這樣和那樣的責難。那么，怎樣理性、平心靜氣和歷史及客觀地看待這樣一些問題，并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是未來我們更好地進行對外開放的前提。
首先，我們應當全面地看待對外開放，將它帶來巨大的利益和其伴隨的有關問題相比較，要肯定其成就遠遠大于發生的問題。在過去對外開放的30年中，我們沒有選擇拉美曾經以借債為主投資企業的模式，主要采取了吸收外資進入的中國的辦法，使外商進入中國辦企業，投資的風險由其承擔，市場由其開拓，我們在市場開拓、技術研發等方面付出的成本較小，而且發展經濟的風險也較小。前面已述，我們通過外資的進入，引進、學習、吸收、消化和創新了我們的管理方式和企業體制，使我們國有工商企業、銀行和民營企業等等，在管理和企業治理結構方面的現代化方面有了顯著的進展。也使我們各個產業方面，包括行政管理、生活消費等方面的技術，與改革開放前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使我們在許多科學技術領域中的水平往前追趕了20—40年，有些科學技術，我們已經站在世界的前沿。我們將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從20世紀70年代不到5%的貢獻率，提升到了2008年的40%以上。從未來看，正是有過去30年對外開放中我們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正是我們引進、學習、吸收、消化和再創新，奠定了我們下一步建立創新型國家的條件，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將我國從制造業大國建設成為有競爭能力的技術強國。而對外開放，根據我國自身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經濟分工和協作，出口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獲得比較利益，占我國經濟增長的1/3。可以說，對外開放，改變了中國，中國是對外開放戰略的最直接的受益者。
其次，應當歷史地看待對外開放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問題。其一，需要指出的是，對外開放是一個學習和積累經驗的過程。我們從清朝實行閉關鎖國國策后，洋人用炮艦打開了我們的國門，中國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和與前蘇聯關系的破裂，到1978年之前，我們在經濟、科技、文化等交流上又幾乎重新關起了國門。怎樣引進外資，怎樣引進技術，怎樣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知識，怎樣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并且為我所有和所用，從清朝起，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們并沒有成熟的經驗，與中國的國情相比，也無相同的經驗照搬，是一個全新的需要探索和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出一點問題是不可能的。其二，對外開放初期，我們的經濟實力、技術實力和外交實力較弱，與外商，特別是一些跨國公司談判，讓其成本較低和毫無保留地轉讓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一般來說可能性較小。并不是我們用市場一點技術也沒有換來，只不過市場換技術，在不同的領域，換取的程度不同而已。如彩電（從顯像管到液晶顯示）、冰箱、空調、洗衣機等技術，就是從讓市場中完全換來的。從開放的后期來看，越來越多的外商，特別是跨國公司，將越來越多的技術轉讓給中國企業，其研發總部遷往了中國，或者將其研發的一部分設立在中國。當然，由于科學技術進步需要大量的投入，要有知識產權的保護，知識產權轉讓，特別是一些關鍵的技術，一是要擁有方同意，二是需要一定的成本，三是入股也要分紅。這是財產權利制度和市場經濟使然。
再次，應當客觀地看待對外開放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問題，特別是要正視我們對外開放的國情。對大量的勞動密集產品換取少量的技術密集產品，引起了一些學者，包括輿論的憂慮，甚至反對。但是，中國的國情是，從統計上看，有3億多從事農業的勞動力，而耕地只有18億畝，每個勞動力不到6畝；并且第一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高達40%，而第一產業創造的增加值則為10%左右，試想40%的勞動力，54%的農業人口，由于農業稅取消后，10%的農業增加值幾乎都留給了農村和農業，即使這樣，如果僅分配10%的增加值，其收入只能為城市人口的1/3。一個出路，就是要將大量的剩余農業勞動力從農業領域轉移到非農業領域。而這樣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所創造的產品，國內需求是消化不了的，需要國際市場加以消化。而國際市場對勞動力成本較為便宜的中國產品的需求，使剩余的勞動力有工作機會，使剩余的勞動力資源不閑置，使其因文化知識水平所限不能創造高端產品，但是能在技術規范和管理下，創造體力和技能性的產品，這是中國這樣國情下比較優勢的發揮，是剩余勞動力的一個利用出路。而將大量的數以億計的勞動力棄之不用，而要全部追求高知識和高技術勞動力創造高端和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以此來進行國際貿易，實施這種戰略是不現實的。而在對外開放中，我們確實出現了一些引進設備中吃回扣，引進了一些質次價高、技術水平低的設備，以引進設備為由出國考察，對外部信息掌握不及時不準確，光引進設備而沒有引進技術，出讓國有資產時價格過低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不能歸因于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上。其發生的原因，與我們過去的傳統的國有企業體制有關，與我們過去僅僅為政治，而不注意收集經濟信息的外交工作觀念和方式有關，與我們對外經濟交往中國家公職人員經濟犯罪的監管和打擊不力有關，與我們財政體制對公務人員和國家事業人員出國這樣的公務行為和開支管理不力有關。我們需要的是改革和完善體制，強化法律和司法體系，加強管理和監督，自覺堵塞對外開放中的各種漏洞，而不是責難對外開放這一重大戰略。
最后，應當從市場經濟原則、經濟規律、經濟變動客觀趨勢等角度看待我們對外開放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市場經濟是講經濟人行為準則，講產權，講博弈、講競爭力，講信息的掌握程度，在博弈、競爭中進行合作。比如，中國貿易的對外依存度太高問題，它是國民收入國家分配比率高，而居民分配比率低，因而國內消費相對不足，而國家和企業分配多，投資企業生產出來的物品，如果在國內消費不了，就必須出口來平衡，因此，國內對外貿易依存度高，是國內國家、企業、居民分配結構和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的結果；而并不是對外開放造成了中國國民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結果。再如，中國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外匯儲備貶值損失的問題，也被議論。由于同樣效用產品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價格不一，隨著后發展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參與國際分工與協作，后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逐步地要升值，這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東亞一些后發展中國家相對美元，普遍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升值了100%—200%。從中國的出口看，人民幣相對于美元便宜，對我們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有利。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勞動力價格上漲，同樣效用的產品要在世界上趨于價格平衡，從長期看，這些都要強勁地推動人民幣相對美元和其他發達國家貨幣升值，人民幣的匯率走勢不可能逆這種趨勢而動。
還比如，如何看待關于銀行股被賤賣的議論。中國的各國有商業銀行，在20世紀中期時，資本充足率很低，呆壞賬率很高，由于大量的債權是國有企業的貸款，而國有企業整體效率較差，因此，金融體系的風險極大。中國的貨幣發行在國家的手中，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采取了各種措施，補充了銀行體系的資本金，剝離了大量的不良資產，并且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和上市，包括國外的戰略投資者，又補充了有關商業銀行的資本，改善了其資本結構。實際上，銀行股改，需要資本多元化，而國內當時私營資本的規模還較小，并且意識形態方面對私人資本過多地參與銀行有顧慮，采取了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做法，從目前看，我們不能否認，中國銀行體系中風險得到降低和控制，與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改善資本結構，引進先進的銀行管理有著密切的關系。
國有企業資產在購買中被流失，中國企業的品牌被國外跨國公司兼并，中國的稀缺的土地和礦產等資源被低價進入產品后出口，并且將污染和排放留在了中國，也是對外開放被責難較多的話題。國外企業家到中國做生意，一定是本著經濟人的原則行事，一定會討價還價，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們需要從自己的處境和條件看，也要建設和強化討價還價的體制、信息、方式和能力。也許有的國有企業的資產放在中國傳統的管理模式下，資產會真正被消失，而外商購買后，我們還能獲得稅收、就業等利益。至于民族品牌，需要中國的企業自己珍惜。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強調科學發展，一些地區在對外招商和引進外資方面，嚴格了起來，土地不再被低價出售，硬要山青水秀也不要污染的GDP，已經成為許多地方官員的發展理念，污染較嚴重的企業不再被輕易引進，一些早期招商的外資，包括內資企業，其結構也在調整，其污染排放被控制和要求治理，雖然程度不同，珠江、長江、太湖、黃河的水質，這幾年都有所改善，并且還在采取措施，將進一步改善。
總之，通過對外開放，我們這樣一個民族，學習了國外領先的科學知識，引進、吸收、消化和創新了國外的技術，并且更可貴的是，我們學會了如何與國外在經濟方面打交道；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在30年的開放過程中，引進了我們最為稀缺的資金，并將自己的剩余勞動力這樣的劣勢通過加工出口貿易，轉變成了比較優勢，強有力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盡管在對外開放的歷程中，我們遇到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遭受過這樣或那樣的挫折，但是，我們打開國門，對外開放，海納百川，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向是正確的，我們在對外開放中獲得的利益，遠遠大于閉關鎖國而經濟發展遲緩造成的損失。退回去，閉關鎖國，是沒有出路的，也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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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其體制和經驗，包括經濟發展，產業的成長，對非特區和開發區，以及全國形成試點、示范、擴散、帶動、關聯等效應。從特區，到保稅區，再到經濟和技術開發區，從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到省市級經濟和技術開發區，其政府在特殊區域和園區內的體制和政策，逐步地從點到面、從沿海到內地、從中央級開發區到地方級開發區試驗和推廣。這樣的改革和開放格局，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加大了產業的擴散性和關聯性，由于分工協作、產業延伸，生產配套等等，加上物流集散，發展帶動了珠三角、長三角、渤海灣的經濟發展，也帶動了中西部地區產業、交通等方面的發展。樊綱在談到特區在體制改革示范的作用時認為，開始改革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缺少信息、缺少知識，而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特區，當仁不讓地充當了迅速吸收消化引進各種關系、制度和信息的一個重要機制。要理清各種制度之間的相互關系，推動改革順利進行，這就需要在一個區域內做全方位的改革去獲得這方面的信息。為全國的改革先行先試獲得全方位的知識、信息、經驗和教訓，然后用于指導全國的改革，為全國做示范、做樣板。這就是經濟特區的重要意義和重要作用所在［9］。
綜上所述，鄧小平同志搞特區，就是要在中國的大地上，學習國外先進的體制和機制，新生出一種新的現代的企業和政府體制；就是利用國外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形成新的產業體系，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極大地解放生產力。對外開放，特區、保稅區、沿海大開放、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后來的內陸區域及沿邊開放，功不可沒！
五、對外貿易與勞動要素的比較優勢
1978年以后，在經濟的對外關系上，中國采取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呢？是依靠人口多、內部市場大，自力更生發展自己工業，走進口替代式的工業化道路，還是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走出口導向，在積極出口的同時提升本國產業水平的工業化道路？30年來，中國選擇了后一條道路。
20世紀瑞典經濟學家赫克謝爾和俄林提出了國際貿易的資源稟賦學說。這一學說是發展了的比較利益學說的復雜形式。該學說認為，不同的商品生產要求不同的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國家在生產要素的供給上賦有不同的條件，由于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稟賦不同，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就不相同，生產要素的配合不相同，而生產商品的相對價格也就不相同。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對于任何國家來說，都應輸出在生產中需要較多的該國家資源豐富的生產要素的商品，輸入在生產中需要較少的該國資源稀缺的生產要素的商品，充分利用國際貿易之便，揚長避短。
包括亞當•斯密、李嘉圖、俄林等主流學派的經濟學家極力贊揚自由貿易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好處。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可以帶來以下好處：第一，自由貿易會促進國內的經濟增長。由于貿易可以使一個國家超過生產可能性邊界去獲取資本和消費品，以較低價格得到在本國稀缺而昂貴的原料、其他新產品以及技術知識等等，從而為工業生產的持續而范圍擴大的增長創造有利的條件。第二，自由貿易降低商品的價格而且使各國有更廣闊的消費選擇范圍，可以增加消費者福利。第三，在一個開放的貿易體系中，一個國家進口它以相對高成本才能生產的商品，出口它以相對低成本生產的商品，資源從低生產率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部門，可以獲得利益，并使消費和投資水平提高，而且進口競爭趨向于提高國內生產者的生產效率。第四，按照要素稟賦理論，出口將傾向于提高豐裕、便宜的生產要素的報酬，而進口則會降低昂貴、稀缺生產要素的報酬。由于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豐裕要素享有的貿易利益的比重比稀缺要素大。因而自由貿易會使收入分配不均的狀況有所改善。因此，傳統的國際貿易論者積極主張，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各國應當積極地參加國際貿易，采取外向的政策，撤銷貿易壁壘并完全開放商品和勞務的國際市場［10］�！ ≈袊膰槭�，人口眾多，1978年時，達到95 809萬人，到2008年時，達到132 500萬左右；而人均耕地、淡水、礦產資源、能源、森林、國土面積等等指標，都在世界平均水平的1/5—1/2，一些指標的人均占有水平甚至更低。對此，周也進行過研究：中國最核心的比較優勢為：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要素成本便宜，勞動密集制造業產品競爭力較強；比較劣勢為：國土人口密度大，生產和生活的環境容量較小，人口眾多、勞動力就業壓力較大，土地、淡水、石油和其他礦產資源人均水平較低，適宜于農業的土地和氣候條件較差，產業的技術水平較低，產品的品牌效應較弱，技術、資本和土地等資源型產品的競爭力也較弱。人均物質資源相對貧乏和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并且素質較低，是中國最重要的國情。而且，1978年時，中國的人均GDP只有224美元，處于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倒數第幾名之中。在這樣一個起點上，打開國門看世界，要與世界經濟交往，在最初向外開放的格局下，究竟走怎樣的工業化道路，確實需要探索。
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為：土地、淡水和礦產等資源豐富，資本密集，技術水平較高，產業和產品的品牌效應較強，國土人口密度較小，環境容量較大，技術、資本和土地等產品競爭力較強。比較劣勢為：勞動力要素成本昂貴，一般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程度高的）產品競爭力相對較弱。
從發展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的角度看，全球經濟中，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劣勢和優勢，通過相互的貿易，生產并出口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少生產甚至不生產并進口自己處于比較劣勢的產品，這樣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各國形成適當的分工和協作，可以使各國雙邊和多邊都在相互貿易中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從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和劣勢看，中國應當利用勞動力資源豐富和便宜的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美國等發達國家出口制造業產品，美國等發達國家進口這些產品，消費者會覺得產品便宜；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勞動力價格昂貴，供應國內消費者會覺得很貴，向中國出口制造業產品，中國消費者也會覺得很貴。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可以向中國出口自己具有優勢的高技術及資本密集型產品，土地資源密集型的糧食等產品，中國可以彌補技術和糧食產品供給的短缺，降低其價格；中國短期內自己生產高新技術產品，一是技術水平還相對較低，無法生產，二是即使生產，可能價格太高，消費者無法承受；而隨著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業勞動力的成本也將逐步上升，用很多的人，在相對少的土地上生產糧食，來全部供應國內需求，也是極不合算的；中國進口高技術產品，是對自己一定階段上技術不足的彌補，而適當地進口美國的農業產品，實際上是進口土地、淡水、化肥等資源，從比較利益方面講是合算的［11］。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用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價值的產品，在國際貿易中換取了少量的技術、知識和品牌產權含量高的產品，是不合算的。但是，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整個國家的技術水平和勞動力素質決定的，而且技術水平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并非一日之功。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決定了中國必須參與這樣的國家分工，才能在世界經濟交往的格局中獲得自己的利益。而且，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規模很大的國情下，想急于求成，將出口貿易調整成為技術和品牌產權含量很高的結構，結果只能使大量的勞動力閑置和失業，使國民經濟的損失更大。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前面已述改革開放初期，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為9.7%，30年后，2007年我們提高到66.8%，提高57.1個百分點；貿易規模從改革初的世界各國第29位躍升到第3位，僅次于美國與德國；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也從0.8%提高到7.7%。林毅夫和李永軍研究了1981—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對出口變動的彈性。他們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該彈性數值大致在0.1 左右（平均值0.105），即出口每增長10%可以促進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將近1個百分點。該彈性的數值在80年代則相對較低。這可能主要是因為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隨著時間的變化有增長的趨勢。80年代早期，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低于10%（比如1979 年為5.1%），90年代后期則基本上穩定在20%左右（比如2000 年為22.9%）。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出口變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程度。證明了出口增長對我國經濟的重要性［13］。2001年以來，許多學者認為，出口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貢獻在1/3左右。 六、對引起爭論的一些問題的看法
雖然對外開放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對于1978年以來的對外開放，學術界及輿論在勞動密集出口是不是值得，市場換技術沒有換來，跨國公司并購影響產業安全，銀行吸收國外戰略投資者有股份被賤賣，外匯升值使得我們外匯儲備和投資的債權和股權貶值等等方面，也有這樣和那樣的責難。那么，怎樣理性、平心靜氣和歷史及客觀地看待這樣一些問題，并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是未來我們更好地進行對外開放的前提。
首先，我們應當全面地看待對外開放，將它帶來巨大的利益和其伴隨的有關問題相比較，要肯定其成就遠遠大于發生的問題。在過去對外開放的30年中，我們沒有選擇拉美曾經以借債為主投資企業的模式，主要采取了吸收外資進入的中國的辦法，使外商進入中國辦企業，投資的風險由其承擔，市場由其開拓，我們在市場開拓、技術研發等方面付出的成本較小，而且發展經濟的風險也較小。前面已述，我們通過外資的進入，引進、學習、吸收、消化和創新了我們的管理方式和企業體制，使我們國有工商企業、銀行和民營企業等等，在管理和企業治理結構方面的現代化方面有了顯著的進展。也使我們各個產業方面，包括行政管理、生活消費等方面的技術，與改革開放前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使我們在許多科學技術領域中的水平往前追趕了20—40年，有些科學技術，我們已經站在世界的前沿。我們將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從20世紀70年代不到5%的貢獻率，提升到了2008年的40%以上。從未來看，正是有過去30年對外開放中我們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正是我們引進、學習、吸收、消化和再創新，奠定了我們下一步建立創新型國家的條件，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將我國從制造業大國建設成為有競爭能力的技術強國。而對外開放，根據我國自身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經濟分工和協作，出口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獲得比較利益，占我國經濟增長的1/3。可以說，對外開放，改變了中國，中國是對外開放戰略的最直接的受益者。
其次，應當歷史地看待對外開放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問題。其一，需要指出的是，對外開放是一個學習和積累經驗的過程。我們從清朝實行閉關鎖國國策后，洋人用炮艦打開了我們的國門，中國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和與前蘇聯關系的破裂，到1978年之前，我們在經濟、科技、文化等交流上又幾乎重新關起了國門。怎樣引進外資，怎樣引進技術，怎樣學習國外先進的科學知識，怎樣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并且為我所有和所用，從清朝起，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們并沒有成熟的經驗，與中國的國情相比，也無相同的經驗照搬，是一個全新的需要探索和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出一點問題是不可能的。其二，對外開放初期，我們的經濟實力、技術實力和外交實力較弱，與外商，特別是一些跨國公司談判，讓其成本較低和毫無保留地轉讓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一般來說可能性較小。并不是我們用市場一點技術也沒有換來，只不過市場換技術，在不同的領域，換取的程度不同而已。如彩電（從顯像管到液晶顯示）、冰箱、空調、洗衣機等技術，就是從讓市場中完全換來的。從開放的后期來看，越來越多的外商，特別是跨國公司，將越來越多的技術轉讓給中國企業，其研發總部遷往了中國，或者將其研發的一部分設立在中國。當然，由于科學技術進步需要大量的投入，要有知識產權的保護，知識產權轉讓，特別是一些關鍵的技術，一是要擁有方同意，二是需要一定的成本，三是入股也要分紅。這是財產權利制度和市場經濟使然。
再次，應當客觀地看待對外開放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問題，特別是要正視我們對外開放的國情。對大量的勞動密集產品換取少量的技術密集產品，引起了一些學者，包括輿論的憂慮，甚至反對。但是，中國的國情是，從統計上看，有3億多從事農業的勞動力，而耕地只有18億畝，每個勞動力不到6畝；并且第一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高達40%，而第一產業創造的增加值則為10%左右，試想40%的勞動力，54%的農業人口，由于農業稅取消后，10%的農業增加值幾乎都留給了農村和農業，即使這樣，如果僅分配10%的增加值，其收入只能為城市人口的1/3。一個出路，就是要將大量的剩余農業勞動力從農業領域轉移到非農業領域。而這樣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所創造的產品，國內需求是消化不了的，需要國際市場加以消化。而國際市場對勞動力成本較為便宜的中國產品的需求，使剩余的勞動力有工作機會，使剩余的勞動力資源不閑置，使其因文化知識水平所限不能創造高端產品，但是能在技術規范和管理下，創造體力和技能性的產品，這是中國這樣國情下比較優勢的發揮，是剩余勞動力的一個利用出路。而將大量的數以億計的勞動力棄之不用，而要全部追求高知識和高技術勞動力創造高端和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以此來進行國際貿易，實施這種戰略是不現實的。而在對外開放中，我們確實出現了一些引進設備中吃回扣，引進了一些質次價高、技術水平低的設備，以引進設備為由出國考察，對外部信息掌握不及時不準確，光引進設備而沒有引進技術，出讓國有資產時價格過低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不能歸因于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上。其發生的原因，與我們過去的傳統的國有企業體制有關，與我們過去僅僅為政治，而不注意收集經濟信息的外交工作觀念和方式有關，與我們對外經濟交往中國家公職人員經濟犯罪的監管和打擊不力有關，與我們財政體制對公務人員和國家事業人員出國這樣的公務行為和開支管理不力有關。我們需要的是改革和完善體制，強化法律和司法體系，加強管理和監督，自覺堵塞對外開放中的各種漏洞，而不是責難對外開放這一重大戰略。
最后，應當從市場經濟原則、經濟規律、經濟變動客觀趨勢等角度看待我們對外開放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市場經濟是講經濟人行為準則，講產權，講博弈、講競爭力，講信息的掌握程度，在博弈、競爭中進行合作。比如，中國貿易的對外依存度太高問題，它是國民收入國家分配比率高，而居民分配比率低，因而國內消費相對不足，而國家和企業分配多，投資企業生產出來的物品，如果在國內消費不了，就必須出口來平衡，因此，國內對外貿易依存度高，是國內國家、企業、居民分配結構和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調的結果；而并不是對外開放造成了中國國民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結果。再如，中國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外匯儲備貶值損失的問題，也被議論。由于同樣效用產品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價格不一，隨著后發展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參與國際分工與協作，后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逐步地要升值，這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東亞一些后發展中國家相對美元，普遍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升值了100%—200%。從中國的出口看，人民幣相對于美元便宜，對我們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有利。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勞動力價格上漲，同樣效用的產品要在世界上趨于價格平衡，從長期看，這些都要強勁地推動人民幣相對美元和其他發達國家貨幣升值，人民幣的匯率走勢不可能逆這種趨勢而動。
還比如，如何看待關于銀行股被賤賣的議論。中國的各國有商業銀行，在20世紀中期時，資本充足率很低，呆壞賬率很高，由于大量的債權是國有企業的貸款，而國有企業整體效率較差，因此，金融體系的風險極大。中國的貨幣發行在國家的手中，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采取了各種措施，補充了銀行體系的資本金，剝離了大量的不良資產，并且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和上市，包括國外的戰略投資者，又補充了有關商業銀行的資本，改善了其資本結構。實際上，銀行股改，需要資本多元化，而國內當時私營資本的規模還較小，并且意識形態方面對私人資本過多地參與銀行有顧慮，采取了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做法，從目前看，我們不能否認，中國銀行體系中風險得到降低和控制，與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改善資本結構，引進先進的銀行管理有著密切的關系。
國有企業資產在購買中被流失，中國企業的品牌被國外跨國公司兼并，中國的稀缺的土地和礦產等資源被低價進入產品后出口，并且將污染和排放留在了中國，也是對外開放被責難較多的話題。國外企業家到中國做生意，一定是本著經濟人的原則行事，一定會討價還價，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們需要從自己的處境和條件看，也要建設和強化討價還價的體制、信息、方式和能力。也許有的國有企業的資產放在中國傳統的管理模式下，資產會真正被消失，而外商購買后，我們還能獲得稅收、就業等利益。至于民族品牌，需要中國的企業自己珍惜。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強調科學發展，一些地區在對外招商和引進外資方面，嚴格了起來，土地不再被低價出售，硬要山青水秀也不要污染的GDP，已經成為許多地方官員的發展理念，污染較嚴重的企業不再被輕易引進，一些早期招商的外資，包括內資企業，其結構也在調整，其污染排放被控制和要求治理，雖然程度不同，珠江、長江、太湖、黃河的水質，這幾年都有所改善，并且還在采取措施，將進一步改善。
總之，通過對外開放，我們這樣一個民族，學習了國外領先的科學知識，引進、吸收、消化和創新了國外的技術，并且更可貴的是，我們學會了如何與國外在經濟方面打交道；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在30年的開放過程中，引進了我們最為稀缺的資金，并將自己的剩余勞動力這樣的劣勢通過加工出口貿易，轉變成了比較優勢，強有力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盡管在對外開放的歷程中，我們遇到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遭受過這樣或那樣的挫折，但是，我們打開國門，對外開放，海納百川，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向是正確的，我們在對外開放中獲得的利益，遠遠大于閉關鎖國而經濟發展遲緩造成的損失。退回去，閉關鎖國，是沒有出路的，也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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