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演變與重構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和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不前，中日之間經濟差距日益縮小，東亞經濟格局出現了此強彼弱的重大變化。面對東亞經濟格局的這種巨變，創造“東亞奇跡”的原來模式已經失去了發展張力。對東亞國家來說，只有構建新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才能適應全球經濟的發展，才能創造出東亞經濟發展的新空間。

　　
　　一、由“雁行模式”到“雙頭列車”模式
　　
　　本文所指的東亞地區主要包括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在傳統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中，以日本為龍頭，其自身在向高級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將國內許多劣勢的產業以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的形式傳遞到低層次的國家和地區中去，其聯動模式為：日本一四小龍－東盟。我們把由日本經濟的發展帶動繼起的四小龍以及東盟經濟的連鎖發展形態，比做大雁隊伍的飛行狀態，稱之為雁行模式。在雁行模式中，日本被看作是雁首，四小龍是雁翼，東盟是雁尾，日本經濟的好壞決定了雁翼與雁尾的發展。20世紀70—80年代是日本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這一模式的引導下，東亞國家和地區（主要是四小龍和四小虎）大量吸收日本的資金和技術，接受日本的產業轉移，充分發揮了后發優勢，利用相對自由貿易的國際環境，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迅速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即所謂的“東亞奇跡”。這也是雁行模式曾備受推崇的原因。然而日本卻不負責任地任由日元大幅度貶值，使東亞經濟更為動蕩，導致了東亞各國對日本的不信任感，被認為是不負責任的國家。這些都從事實上表明了日本雁首效應的下降，雁行模式的核心與基礎發生了嚴重動搖。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逐漸融入到國際分工體系中去，被納入雁陣中來，與東盟一些國家同處于雁尾。由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日益成為亞太乃至世界商品與資本的聚集地，1995年兩岸三地（大陸、香港、臺灣）對外貿易額達8560億美元，大大超過日本對外貿易總額，“中國因素”在推動東亞區域內貿易擴展中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于是，中國不再處于雁尾，而逐漸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又一大“引擎”。鑒于此，國內一著名學者認為：中國成為推動東亞經濟發展的另一個火車頭，今后東亞經濟將不僅有日本在前面拉，還有中國在后面推，并得出今后東亞經濟的發展模式“雙頭列車”比“雁行模式”更適合的結論。“雙頭列車”這一提法被大多數人所認可。
　　
　　可以判斷，中日經濟實力和對亞洲影響力的接近以及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差距的縮小，必將改變目前東亞的經濟格局，對亞洲、對世界經濟與政治產生重大影響。面對東亞格局的這種巨變，東亞經濟的發展模式也將發生深刻的變革。本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了要重新構建東亞經濟的未來發展機制或模式的。
　　
　　二、中國在東亞經濟中的新角色
　　
　　（一）中國能否成為21世紀東亞經濟的領頭者
　　
　　中國具有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經濟增長率持續居世界前列，不僅在投資安全方面有保證，而且在中國穩定的經濟增長中也能獲得可靠的收益。中國人世已進入第四個年頭，國內市場（包括資本市場）會進一步開放，對外商投資提供了更為方便的條件。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也為外商投資提供了一個更加廣闊的空間。“9·11”事件以后，投資者更加關注投資的安全性，中國顯然在這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國際資本可能會因此而加快向中國流動。截至2004年8月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94025個，合同外資金額10369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450億美元。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有400多家在中國設立了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初，流入東亞（不包括日本）的直接投資有20%被中國吸收，東盟則吸收了50%。今天，這個數字倒轉了：中國拿走了50%，東盟只有20%。中國現在已連續多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凈資本流入國，2002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數額首次超過美國。反觀日本，由于國內市場的狹小和封閉，2002至2003財政年度，外國對日本投資只有18億美元，外國在日本直接投資累計額僅為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1.2%，而在美國和歐洲，這一比重接近30%。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日本排名第131位。
　　
　　如今，隨著日本經濟的衰落、制造業大批遷移到中國，中國正在迅速成長為東亞的經濟巨人，中國在東亞乃至亞洲經濟發展中有著越來越強的影響力。中國的崛起，意味著日本主導東亞經濟發展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亞洲的日本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由此可見，中國已具備了充當未來東亞經濟領頭者的條件。
　　
　　（二）中國在投資等諸多方面對東亞經濟的拉動作用日益突出
　　
　　首先，在投資方面。由于對中國經濟前景看好，近幾年來，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的投資有增無減。據日本企業家講，現在要新建一個具有規模的企業，只有到中國。近幾年，日本產業加速了向中國轉移的步伐。日本制造業向中國轉移始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主要的形式是以對日本的來料加工為主的“返銷型”；20世紀90年代，變為在中國市場的“內銷型”；而目前的趨勢是生產據點的轉移，涉及到電子零部件、模具、鑄件和軟件等。
　　
　　韓國是我國第四大外資來源。2002年我國共批準韓國對華投資4 008項，協議金額53億美元，實際使用27億美元，分別同比增長37.8%、51.5%和26.4%，比1992年分別增加了5.2倍、11.7倍和21.9倍。
　　
　　新加坡當前實施全球化戰略的重點是把中國納入其經濟腹地，目前，新加坡脫離東盟的速度在加快，而把中國的市場作為其最大目標。新加坡是目前中國排名第五的外來投資者，是東盟來華投資最多的國家，至2003年底累計來華投資項目11 871個，協議外資金額436億美元，實際投資235億美元，分別占東盟對外投資的54%、67%和73%。隨著新加坡新戰略的實施，新加坡今后在中國的投資將會有大幅度上升。
　　
　　其次，在對外貿易方面。2004年中國成為第三大對外貿易國，由于中國進口的規模不斷增長，對東亞各國的拉動非常明顯。東亞全體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從1985年的5%，增加至1994年的9%。現在已達到兩位數以上。在東亞中，特別是“四小龍”對中國的出口依存度迅速提高，從1985年的7%，提高到1994年的14%，現在接近20%。日本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美國第一，歐盟第二），2002年和2003年日本對中國的貿易順差分別為50.3億、美元147.3億美元，這由此激活了許多日本企業，給日本增加了不少的就業機會，失業率從2003年的5.5%下降到2004年5%以內。中國經濟的增長已經成為日本經濟復蘇的發動機。2003年以來，日本經濟出現了強勁的復蘇，2004年第一季度日本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4%，創13年來日本季度經濟增長率的最好記錄。根據經濟學原理，拉動經濟增長有3個動力：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今天拉動日本經濟的動力不是消費，而是對外出口，特別是來自中國的“特需”拉動了日本的鋼鐵、造船、石化、半導體等行業的景氣。
　　
　　東盟已經成為繼美國、歐盟、日本之后中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2004年10月底，中國與東盟的貿易歷史性地突破了800億美元，達846億美元，而同期中國從東盟的進口達到510.4億美元，對東盟的出口僅有335.7億美元，中方逆差高達174.7億美元。中國對東盟貿易逆差的迅速增長表明，中國正在成為東盟產品的主要吸納者，擴大對中國的出口已經成為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動力。據科技部人士預計：未來“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使雙邊貿易額達到1.23萬億美元，“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將成為人口近20億、國民生產總值達2萬多億美元的自由貿易區。
　　
　　第三，在加強區域內經濟聯系方面。過去雁行模式的特征是以加工貿易作為出口產品的主要生產方式，出口的主要市場是歐美市場。這一特征也決定了東亞地區之間缺乏橫向的聯系，彼此之間沒有很深的經濟依賴關系。這就是為什么東亞地區在最近20多年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活躍的地區，但是經濟組織的建立和經濟區域化、一體化的建設非常慢，落后于北美的深刻原因。然而中國的崛起正在深刻改變著這種傳統的發展模式。對東亞地區來講，這是－個非常深刻的歷史變化。最近幾年，歐美經濟不景氣并沒有影響到東亞經濟的增長，原因就在于中國的需求大大拉動了東亞各國的出口復蘇，原來東亞區域內以歐美市場為出口導向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現在中國市場正在取代歐美市場，成為東亞各國和地區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中國的產業結構具有鮮明的多層次性，使得中國可以在多個層次上參與東亞地區的國際分工。既可以吸納從日本、四小龍轉移出來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并與它們合作開發高新技術產業，又可以向東盟各國輸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檔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必將推動整個東亞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進一步增強該地區的經濟聯系。
　　
　　第四，在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方面。根據俱樂部理論，作為大國即核心國愿意并能夠承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也就是甘愿為其他“搭便車”的成員提供優惠（包括開放國內市場）、補償等，以便采取集體行動。事實上，東盟最初對于簽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態度并不積極，但中國提出了首先開放東盟的主要出口產品－熱帶農產品市場方案，雙方因此迅速達成協議。2001年11月朱镕基在第五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上，建議中國與東盟國家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僅一年，即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就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大有一步棋動滿盤活的味道，并迅速產生了多米諾骨牌的效應。東亞其他經濟大國和強國，如日本、韓國，也馬上開始尋求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日本于2003年l0月與東盟簽署了《東盟與日本全面經濟伙伴關系框架協議》，韓國于2005年4月與東盟就自由貿易區框架協定達成原則協議，為以后與東盟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奠定了基礎。
三、構建東亞經濟發展的“新雙頭列車”模式
　　
　　日本經濟的長期衰退和狹小的國內市場，這只昔日的“領頭雁”對東亞經濟已失去了牽引能力。再加上日本嚴重缺乏亞洲認同感，日美聯盟的存在使日本不會真正“返亞”，鑒于此，日本是不配領導亞洲的。但這并不是說，在未來東亞經濟的發展中日本無足輕重。今后日本在對外直接投資、技術轉移以及政府開發援助等方面是東亞經濟強有力的推動者，特別在東亞經濟一體化方面更需要中日兩國的密切合作。由此，筆者認為：未來東亞的經濟發展需要中國在前面拉，更需要日本在后面推。這種模式和傳統“雙頭列車”模式相比，中日在東亞經濟中作用的角色發生了換位，故稱為“新雙頭列車”模式。
　　
　　（一）日本在對外直接投資等方面對東亞經濟形成強有力推動
　　
　　首先，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日本90年代痛失產業結構調整的大好時機，這次無論如何也要趕上世界范圍內產業結構調整的末班車。為了與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相吻合，日本加大了產業結構向服務化和信息化調整的力度。為給產業結構升級留出足夠的空間，日本必然會利用資本輸出，加快制造業的海外轉移力度。日本是世界上制造業最發達的國家，但是它的制造成本在不斷地提高，所以它的制造業要不斷向海外轉移，而海外最好的轉移市場、生產基地就是東亞各國。近幾年，日本對東盟國家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開始向深度和廣度擴張，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移，從垂直投資性向水平與垂直并存的復合型投資轉化。這有利于東盟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
其次，在技術轉移方面。日本經濟盡管出現全面衰退，但其制造業技術仍是世界一流的。除了家電，日本的汽車、機床、工業機器人、半導體裝置、液晶顯示器等的銷量迄今仍在世界市場上穩居第一。日本過去通過對引進技術的改造創新，形成了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成為技術出口大國。日本’的技術輸出主要對象是亞洲國家，約占其全部技術輸出的50%以上。日本目前正在研制第三代煉鐵技術、研制快速重返大氣層航天器等，其科研開發經費增長創歷史新高。近年來，日本全國每年的科研經費總額基本上保持在15—16萬億日元之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以上，這一比例大大高于美國、德國、英國等其他發達國家，為世界之最。 2001年日本技術出口為1.2萬多億日元，比上一年增加20%。2004年日本400多家大企業的科研經費投人達8萬多億日元，比上一年度增長5.9%，這是8年來日本大企業科研經費的增幅首次超過5%。增加科研投入使日本企業具備了較強的自主研究開發能力和新產品生產能力，從而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日本知名經濟評論家谷川慶太郎，在日本《呼聲》發表題為《中國的未來取決于日本》的文章，作者做出此診斷的理由有二：其一，中國產業不少高質量的產品，高度依賴日本企業提供；其二，日本擁有優秀技術實力和為確保技術優勢而對研究開發的巨大投資。日本經濟學家新堀聰曾指出，只要以日本為首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開發和經營管理方法的傳授可以順利進行，東亞地區的高速增長也就可以持續下去。
　　
　　再次，在政府開發援助方面。1989年日本成為世界政府開發援助（ODA）第一大國，東盟是日本ODA的重點地區，比例占日本ODA總量的60%以上，其中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是ODA的主要受援國。由于中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近幾年日本減少了對華政府開發援助。日本政府承諾在政府開發援助中優先考慮東盟各國，尤其重視對東盟的技術發展援助。在1997年金融危機以前，日本對東盟國家的技術援助項目往往集中在初級產業部門和基礎設施部門，這些項目對增加受援國制成品的生產能力和提高其生產技術水平并沒有起直接的作用。例如對泰國而言，日本是泰國的首位援助大國，90年代前半期，泰國接受的ODA約有六成以上來自日本。但由于技術援助領域的限制，泰國對日貿易逆差并未因ODA而大大減輕。1997年以來在東盟經濟有所恢復的基礎上，日本為重塑其領頭者的地位，力圖通過擴大經濟技術合作、提高技術援助項目的層次，使東盟從垂直經濟合作向水平經濟合作方向轉化，以便在新的國際分工之中獲得更大利益。

（二）中日兩國應密切合作，共同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
　　
　　中日是近鄰，經濟聯系緊密，兩國的GDP總量占了東亞的80%以上。很顯然，東亞經濟一體化應以中日為核心，正如歐盟以德法為核心那樣。日本是東亞最大的投資國，中國是東亞最大的市場。雙方如果不進行真誠的合作，東亞資源就不能實現有效配置，市場就不能合理劃分，更不用說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了。去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說過：“日本在亞洲必須與中國、東盟建立合作機制，如果日本與中國在東盟問題上發生爭斗，日本將一事無成。”
　　
　　首先，中日合作不僅符合東盟國家的愿望，更符合中日兩國的根本利益。東盟國家需要日本的資本和技術，同時又需要中國的龐大市場，兩者不可或缺。同時中日合作能給本地區帶來人們渴望已久的穩定的發展環境，消除各種不確定因素，增強外地投資者對該地區的信心。中日合作更符合兩國利益。中國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國，日本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日兩國經濟發展水平有較大的差距，但互補性很強，日本有資本技術優勢，中國有市場潛力和勞動力成本的優勢，這說明中日兩國合作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從經濟實力和影響力來看，日本和中國都無法單獨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競爭。在未來經濟的競爭中，中日兩國加強合作，不僅有利于中日兩國的經濟發展和繁榮，也有利于整個東亞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其次，就新模式的有效運行來說，中日兩國應著重加強在技術和金融方面的合作。眾所周知，經濟發展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而生產力的發展則以科技進步為主要條件。至今，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比，科技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很有限，導致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不銜接。由于東盟技術發展上不能自立，因此，即使經濟增長很快，并在東盟區內形成了由制度保障的市場，但由于技術發展上不能自立，各國產業發展很難協調，資源不能優化配置，各國固有矛盾和利益差別造成的嚴重分歧使得統一的大市場很難真正實現。為此，東亞各國或地區必須建立依靠科技促進經濟發展的機制。中國目前在某些基礎科技研究領域處于世界前列，而日本正面臨著缺乏“基礎性技術”，因而將擴大對中國的依存范圍；中國正成為東亞制造業中心，對日本的制造業技術會依賴更強；東盟各國不僅需要充實“基礎性技術”部門，同時也需要日本的應用技術轉移。因此，未來東亞經濟的增長離不開中日兩國在技術研究與開發方面的通力合作。
　　
　　在金融合作方面。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使東亞國家和地區痛感缺乏地區金融合作機制所導致的抵御風險能力差所帶來的巨大損失，開始重視東亞金融合作。1998年在中國的倡議下，東盟10國和中、日、韓三國建立了金融合作機制。在可預見的東亞金融合作議題包括：創立東亞金融安全網；創立亞洲地區基金，即亞洲貨幣基金AMF；構建東亞匯率協調機制等。2004年中國與日本GDP總量超過6萬多億美元，兩國的外匯儲備超過1.5萬億美元，中日兩國在東亞地區的獨特地位決定了兩國在以后東亞金融合作中必將發揮重要作用。
　　
　　再次，建立中日兩國互信機制，全面推動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在于中日兩國的合作。但迄今為止，中日之間尚未建立起真正的信任關系。日本的種種做法，如加強日美軍事聯盟，通過《周邊事態法案》，美化侵略戰爭，日本領導人一再參拜靖國神社等，使兩國關系無法保持正常狀態，也就難以帶動東亞區域經濟的合作。因此，如何在東亞合作中培育中日之間的信任關系是至關重要的。這既需要兩國領導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加以推動，也需要兩國人民加強溝通，加深信任。
　　
　　當然中日兩國的合作不會一帆風順，但只要兩國有真誠合作、共同發展的愿望，東亞經濟一體化就一定會實現。相信在“新雙頭列車”模式的引導下，未來東亞經濟的發展一定會創造出比雁行模式更為輝煌的經濟奇跡。
四、“新雙頭列車”模式對中國經濟的意義及其挑戰
　　
　　“新雙頭列車”模式對中國來說，既有機遇，又有挑戰。一方面，我們要積極抓住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勇于擔當引領東亞經濟發展的大任；另一方面，要未雨綢繆，苦練內功，做好迎接挑戰的準備。
　　
　　（一）“新雙頭列車”模式對中國經濟的意義
　　
　　首先，有利于中國在周邊國家樹立起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長期以來，一些不負責任的大國，力圖把中國塑造成－個威脅周邊國家安全、阻礙鄰國發展的對外擴張型國家的形象。這種宣傳曾經使一些東亞國家產生某些疑慮。事實上，中國經濟的崛起并沒有對東亞地區形成威脅，反而中國吸收了大量東亞國家的出口，帶動了東亞國家的經濟增長，擴大了其就業，確實起到了火車頭的作用。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在多次危急的情況下，始終堅持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這種對國際社會高度負責的態度，受到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尊敬和贊賞。中國率先和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積極推進10+3、10+1機制的建立。這些都說明中國對東亞經濟不但不是威脅，而且是一個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穩定和促進因素。這有利于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在周邊國家形成共識，從而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其次，有利于中國以東亞為依托，實現中國的全球戰略。現在世界上有兩個自由貿易區，一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一是以德法發達國家為主導的歐元區。正是當年歐共體的建立，西歐才聯合起來，拆除貿易壁壘，增強了經濟實力，才有今天能夠與美國相抗衡的局面。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充分利用好經濟全球化，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借助外部力量發展壯大自己，是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必然選擇。面對全球化與區域化的世界大潮，中國必須加強地緣經濟，依托東亞，不斷發展和壯大自己的實力，這一方面有利于中國與周邊國家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牽制美國對東亞的霸權主義擴張，并以此為依托，才能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中維護我國的國際利益，從而實現中國的全球戰略。
　　
　　（二）“新雙頭列車”模式對中國經濟的挑戰
　　
　　歷史經驗證明，世界經濟中心的形成是以技術進步為動力的，其經濟表現是經濟效益的不斷提高。西歐是如此，北美也不例外。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還主要是依靠投資和勞力的增加的外延式的增長，而不是依靠勞動生產率提高和技術進步的內涵式的增長。美國、德國、法國和印度等國的GDP中用于投資的占10%—20%，中國為40%以上；上述國家每增加l億元的GDP需要投資1—2億元，我國最近3年約為5億元。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指出，主要依靠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量的增加而沒有生產率增長的經濟增長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前蘇聯曾雄心勃勃地趕超西方發達國家，企圖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但由于其經濟增長幾乎只靠增加投入，結果發展失去了后勁。由此可見，中國經濟能否長期持續增長以及以什么方式增長是未來東亞經濟發展新模式對我國經濟提出的最為嚴峻的挑戰。面對挑戰，我們要再造三大優勢，確保中國未來在東亞經濟中的領頭者地位。
　　
　　首先，再造制度優勢。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因素不只是勞動力、資本、技術，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就是制度。我國目前還是一個市場經濟很不成熟的國家，因此進行制度創新將對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尤其要加速我國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完善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建立有效的市場秩序，爭取早日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歐美常以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為由，動不動以揮舞特保大棒相威脅，來限制我國產品的出口。非市場經濟地位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攔路虎。雖然作為一個整體我國尚處于“人世”過渡期，整個國家沒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但是，并不意味著在個案審查、行業調查中，我國企業不能證明自己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例如，在歐盟打火機反傾銷案中，我國申請市場經濟地位的5家企業均獲成功。企業和行業聯盟的積極應對，不僅有利于企業乃至整個行業獲得市場經濟地位，更有利于支持整個國家加速爭取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進程。
　　
　　其次，再造科技優勢。受2005年1月紡織品貿易取消配額限制的刺激，我國紡織品出口出現“井噴”現象。在美歐揮舞特保大棒之際，我們被迫大幅度提高了74種紡織品的出口關稅稅率。這再次證明我國勞動密集型行業靠數量擴張、靠價格取勝將是死路一條，唯有提高技術含量，提高附加價值方能生存。目前：我國的紡織、服裝、食品、家用電器、自行車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在國內處于比較劣勢的地位；而廣大的東南亞發展中國家、拉美、非洲甚至東歐部分國家卻具有相對優勢，是最佳的海外投資區域。根據日本學者小島清邊際產業擴張論，我們應加大這些產業的海外轉移力度，為國內高級產業的發展騰出足夠的空間，促進生產要素向這類產業轉移，以培育和扶持新興產業的成長。
　　
　　再次，再造市場優勢。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巨大的市場規模和不斷增長的市場潛力是中國拉動東亞經濟增長的最大優勢。但是，由于國際資本流向的改變，傳統的市場優勢已缺乏吸引力，為此，我國必須重構市場戰略，再造市場優勢。我們應根據人世的承諾，進一步擴大市場開放，包括金融業、保險業在內的服務業的逐步開放，消除市場壁壘，放寬外資企業的市場準入，減少投資和貿易限制，加速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