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危險狀態下公民生命權的保護——“超級瑪麗”案的啟示

　　論文關鍵詞：生命權  憲法地位  危險狀態  公權力  警察權
　 　論文摘要：生命權在憲法基本權利中處于獨立的首要位置，生命權優先于其他權利。在生命權與公權力的關系上，公權力為保護公民生命權而設置。具體警察權的 行使應該以生命權優先的理念為依歸。
　　2006年3月1日下午，“超級瑪麗”組合成員羅驚、韓萱的朋友劉然與兩人聯系未有回音。晚上十一點多 鐘，劉到兩人的租住房外打電話仍未能聯系上，懷疑煤氣中毒，于3月2日凌晨報警。北京市朝陽公安分局潘家園派出所民警趕到后，劉提議破門施救，未被允許。 到上午九點多鐘，由房東用手中的鑰匙把門打開后，羅驚和韓萱已昏迷不醒，遂將二人救離現場。IO月l5日，羅驚死亡，韓萱一直神志不清。4月11日，“超 級瑪麗”家人向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朝陽公安分局行政不作為。2006年l2月26日，朝陽區人民法院開庭宣判：告公安局“行政不作為”的理由不成立，駁回 “超級瑪麗”家人的訴訟請求。韓羅兩家當庭提出上訴。2007年11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重審。
　　雖然該 案已過去幾年，但“超級瑪麗”案留給人們的思考并沒有結束。如何認識生命權在憲法中的地位，如何處理危險狀態下生命權與公權力的關系，如何規制警察權的合 理行使等，都是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一、生命權的憲法地位
　　(一)生命權是獨立的憲法權利
　　首先，生命權是否為一 項憲法權利，學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認識。我國《民法通則》第98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從而在法律上確認了生命權為一項民事權利。但這里的生命健康權與憲法上的生命權不 同，前者是私法意義上的權利，體現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和人身關系；而后者是從公法角度的規定，體現國家與公民之間的憲法關系，強調國家對生命權的保護義 務。目前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在憲法中規定了生命權。截至2005年2月底，在184個國家的現行憲法(含不成典憲法)中，共有153個國家的憲法以各種方 式規定了生命權，占83％。世界有關人權的法律文件也都把生命權寫入并給與高度的重視。因此，筆者認為，生命權具有雙重屬性，它既是一項民事權利，又是一 項憲法權利，但最主要的是憲法性質的權利。
　　其次，生命權有無獨立的價值，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生命權是人格權或廣義人格權的 組成部分，有　者指出：“廣義的人格權則同時還包括構成人格本質的個人的生命、身體、精神以及與個人的生活相關聯的利益等其他內容。”這是把生命權納入廣 義人格權的范圍里，其蘊意在于生命權沒有獨立的價值。筆者認為，生命權與人格權有很大區別，人格權強調的是精神、名譽或非物質上的利益，而生命權更強調的 是人的生命的物質存在利益，兩者不能混同。
　　第二種觀點是將生命權納人生存權的范圍，即生存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勞動權、休息權和獲得生 活救濟的權利等。”也有學者認為，“生命權是生存權的主要內容，有時二者在意義上相同或相近”。對此，筆者認為，生命權是人得以生存的前提，是公民享有生 命以及對不法侵害的自衛權和請求保護權，而生存權是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滿足的權利，二者顯然不能等同，沒有人的生命談不上生存權。生存權更強調的是在現有的 生命存在狀態下，生命的質量達到最低的限度，主要是一種社會權。同時，生命權是個體的權利，而生存權更強調集體權利。
　　現實中存在這樣的情 況，比如自殺、自然災害、礦難事故等，公民的生命處于危險狀態， 這時的生命與財產、自由等沒有直接的關系，但生命卻處于延續還是喪失的兩難境地。搶救生命本身就意味著公民獲得了享有財產、自由權利的前提，也彰顯國家對 公民生命的尊重。實際上我們在處理自殺、自然災害等給公民生命造成威脅的情況下，也是不惜一切代價來救助的。因此，生命權無疑是一種具有獨立價值的憲法權 利。
　　(二)生命權處于憲法基本權利的首要地位
　　第一，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人的生命的存在及其人體中存在維持其生存和發展的物 質活動能力，決定了人類社會的物質財富的豐富程度，從而達至人類生存完善的境界。人的生命的生產和再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第一個物質前提，然后才有 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沒有了人的生命，社會的任何活動都是不存在的。因此，從人類追尋的發展目標看，“人的生命是一切人類社會價值的出發點和最終歸 屬。”沒有人的生命就喪失了創造社會財富的可能，沒有生命不會有社會關系或使一定的社會關系歸于消滅。
　　第二，從憲法價值的層面看，憲法是一 個國家的根本法，是人權的保障書，憲法的最高價值就是充分保障人權。在人權譜系中，生命是人權的基礎，人權的其它內容都源自人生命的存在，因此，為了追求 人類的最高價值，必須將生命權置于憲法基本權利體系的首要位置。

　　第三，從生命權與其它憲法權利的關系上。生命權優先于其它政治自由、經濟、社會、文化等權利。“人身自由權是為了生命的自由自在，確 保生命的物理空間；平等權是為了生命的尊嚴；財產權是為了生命的物質保障；受教育權是為了提升生命的價值；言論自由權是為了精神生命的成長；監督 權是為了防止生命權和相關權利受到公權力的損害，等等。”如學者指出，“生命是自然人享有一切權利的前提，自然人的任何其他權利均須附有生命權這一‘法定 條件’，即便以主體所擁有的一切權利或利益也無法換回生命，侵害生命權會導致主體權利能力的喪失，自然人一切權利隨之消滅，其損害無法準確計量，生命權優 先于其他權利在邏輯上不證自明。”因此，可以說生命的存在預設了其他基本權利的最終意義。
　　總之，從人類社會的發展，憲法的價值追求，以及生 命權與其他憲法權利的關系等角度可以看出，生命權在憲法中必然處于極其重要的地位，為各憲法基本權利之首。
　　(三)危險狀態下生命權與其他權 利的沖突
　　所謂危險狀態主要指公民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生命處于將要消失的緊急被動狀態，包括自然災害、地震、意外事故等危急情況。在這種情 況下生命權與其它權利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本案中主要的沖突在于“超級瑪麗”住在一個出租的樓房里，存在生命權與財產權、隱私權、住宅權的緊張關系，就 與這三種權利的沖突來講，由于存在著首要的生命利益，應遵循生命權優先的原則。
　　西方法諺道，“私宅就是一個城堡，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 進”。以私人住宅為標志的合法私有財產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它與生命權、自由權一起被并稱為公民的三大基本權利。因此，警察不能貿然進入公民的住宅，這是 值得肯定的。但在權衡住宅權與生命權的關系上，不能以犧牲生命來維護所謂名存實亡的住宅權和隱私權，也不能以財產權對抗生命權，“對生命而言，財產只是在 服從生命、為生命所利用時才有價值；對財產而言，生命永遠是無價的。生命高于財產，不僅因為生命只有一次，而是因為生命是財產最終的和唯一的目的。”因 此，當公民的生命處于危險狀態的情況下，應選擇生命權優先于其他權利的理性思維。
　　二、危險狀態下的生命權與公權力
　　在一般情況 下，生命權表現一種排他性，即只要他人不去實施侵害行為，公民的生命權就可以自動實現，或者在能夠自力救濟的情況下，生命權也會得以保障。但在危險狀態 下，自立救濟已無法保護生命權，公民就有權利請求公權力的介人。
　　(一)生命權與公權力的關系
　　1、從生命權的性質來看。“生命 權是指自然人的生命不被他人非法剝奪，國家有保障其生命及其安全不被侵犯、剝奪的義務。”它既是一項積極權利也是一項消極權利。消極權利與積極權利是人們 將自由分為“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引人人權法和憲法學領域后所作的分類。消極權利是指要求國家相應的不作為的權利，它禁止政府的干預，其特點是保護自 由。作為消極權利，具有防止國家權力侵害的性質，這也是早期生命權人憲的原因。
　而積極權利則是指要求國家權力相應作為的權利，它要求國家和社會承擔保護的義務。如果消極權利是公民躲避政府的堡壘，那么積極權利就是要求政府為公民提 供服務。作為一項憲法權利的生命權，一方面要求國家消極尊重而不侵犯，比如，公民自主求醫醫治病患、自力排除威脅生命的侵害行為等。另一方面，還要求國家 的積極保護。比如，在地震、洪水或突發事件等，就要求政府給予積極的救助。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也曾特別聲明，生命權不應被理解為僅僅針對國家的一種消極權 利，它更要求采取積極措施來確保其實現。
　　2、從國家與公民的關系來講，作為憲法首要權利的生命權，理應得到國家的尊重并給予絕對的保護。憲 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基石，公權力或行政機關是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實現的主體，當出現危及公民生命的危險時，公權力或行政機關實施救助是履行保護公民生命 義務的具體表現。因此，公民享有憲法生命權，意味著國家必須履行憲法義務，否則，公民的生命權就無法得以實現。
　　我國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 保障人權”，國家有義務通過公權力的行使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一般情況下，公民以自力救助就可以實現生命權，但當公民已失去自力救助能力的時候，就可以求 助公力，而公權力具有不惜任何代價給予救助的義務。況且，公權力也有能力利用一切必要手段來保護公民的生命權不受到損害。有關國際文件已指出，所有的國家 機關都應當積極地保護生命。ll而警察負有救助生命的具體義務，違背救助義務可產生國家賠償責任。
　　(二)公權力如何保護生命權
　 　公權力機關在履行保護公民生命義務時，應樹立正確的理念，靈活理解法律文 本的內涵，以保護公民生命為第一要務。

　　首先，要樹立生命權優先的理念。行政機關是執法機關，也是對生命實施救助的主要公權力主體。 在執法中要樹立“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而這樣的理念，對于執法人員從更高的層次上理解行政機關的救助義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看到，在現實生活中，個別執 法人員之所以漠視生命，就是因為沒有生命權優先的理性思維。
　　其次，正確理解法律規范。固守法律規范的文本當然重要，但不能機械地照搬法律條 文。行政機關在執法的過程中如需要解釋法律，應當作出合乎保護義務的解釋，以積極作為的形式保護處于危險狀態下的公民生命。
　　第三，將尊重和 保護人的生命作為執法之前提。從現實層面看，只要出現了公民生命遭受損害的危險，公權力或行政機關就應無條件介入，以履行保護公民生命的職責。
　 　三、“超級瑪麗”案中警察權行使的思考
　　在“超級瑪麗”案中，警察遇到了諸多矛盾和問題，現就本案中涉及到的幾個主要問題提出一些理性思 考。
　　第一，從規范的角度分析。《警察法》規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侵犯或者處于其他危難情形，應當立即救助”，這就給警 察規定了在公民的生命處于危難情形下應如何作為的義務，那就是“應當立即救助”。公安部《110接處警工作規則》也體現了同樣的精神，“對危及公共安全、 人身或者財產安全迫切需要處置的緊急報警、求助和對正在發生的民警嚴重違法違紀行為的投訴，處警民警接到110報警服務臺處警指令后，應當迅速前往現場開 展處置工作。”而本案中警察卻尋找各種理由拖延時間，在等待了8個多小時以后被動地迎來了慘劇的發生。
　　第二，警方遇到的關鍵問題是價值判斷 和事實判斷的協調。對一般案件來講，只有經過事實判斷才能進行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只有查清事實真相才能決定是否進行處置。在危險狀態下是不是也要遵循這一 原則是值得探討的。這里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危險存在的標準，二是如何處理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的關系。對此，警方似乎存在重大誤區。
　　按照法 院的判決，民警通過詢問劉然(并作了詢問筆錄)和現場查看所掌握的情況，未得出存在危險的可能性，“警方強行破門屬非常規措施，應當是在有明顯跡象顯示情 況緊急或危險存在時所采取的特殊措施。”顯然，法院是將“有明顯跡象”作為危險存在的標準(當然，法律尚未詳細規定緊急或危險的標準)。這是值得商榷的， 對于生命的救助，不能待有明顯跡象顯示情況緊急或危險時才實施。生命只有一次，當用各種方法去證明所謂“有明顯跡象顯示情況緊急或危險存在”時，生命早已 不復存在了。本案中劉然雖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危險事實的存在，但警方也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沒有危險存在。因此，在危險誰都不能證其有也不能證其無的情況 下，只要有危險存在的可能就應實施救助。
　　在如何處理價值判斷與事實認定的關系問題上，應本著價值判斷高于事實判斷的思維，當出現有危險的可 能時就應進行事實推定。通過現場勘查和詢問劉然已經有證據表明存在危險的可能性，此時就應該推定危險事實的存在，從而積極地實施救助。可是，警察還要進一 步查清事實，然后才實施救助，顯然警察是存在過失的。
　　第三，從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角度。追求程序的合理和正義必須是在保障實體正義的情況 下才是值得肯定的。本案中，警察過分地強調程序，把寶貴的時間都用在了毫無意義的調查上，糾纏于受害人與報警人關系的真實性上。事實上，在調查中已有證據 表明劉然和受害人有密切的關系，仍然武斷拒絕了劉然等人提出的破門救人的請求，告訴劉然要等天亮上班后再想辦法聯系房東。由此看來，警察是把程序放在了第 一位，但毫無紕漏的程序對公民生命權的保護卻無任何意義
　　第四，從生命權優先的角度。雖然沒有明顯的危險，但通過各方面證據證明，至少是存在 危險的可能性。為了保護生命，警察應排除任何妨礙實施救助的因素。本案中，警察遇到了房東的財產權、鄰居的休息權以及受害人的住宅權和隱私權的沖突。一般 情況下，這些權利都應給以適當的保護，但當生命權與這些權利發生沖突的時候，由于生命權的優先性，其他權利就應降到次要地位(當然受益人也要給與必要的事 后補償)，但警察并沒有本著生命權優先的理念去行為。
　　總之，生命權在憲法中處于首要的地位，當公民的生命處于危險狀態下國家有義務實施救 助。“超級瑪麗”案給我們的啟示是：警察在實施救助的過程中，要合理地處理程序和實體的關系，以公民的生命權優先的理念積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救助處于 危難中的公民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