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的法律地位

　　論文關鍵詞：股東派生訴訟  公司  法律地位
　　論文摘要：股東派生訴訟，是中小股東對抗侵犯公司合法權益的一項救濟措施。我國《公司法》于2005年修訂時也引進了該項制度。但是，綜觀法條，卻發現法律對該項制度規定得過于原則和粗化，其中對于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應當處于什么法律地位的問題也沒有明確，這導致了審判機關在實務中無法可依。本文試圖從構建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的法律地位需考慮的幾個參數對該問題進行分析來認定其法律地位。
　　一、提出問題的背景——相關法律規范的缺乏。導致實務部門缺乏理論指導
　　股東派生訴訟(ShareholdersDerivativeSuit)，是當公司利益受到他人，尤其是受到控股股東、董事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等的侵害，而公司怠于追究侵害人責任，符合法定條件的股東以自己的名義為公司利益對侵害人提起訴訟，追究侵害人法律責任的訴訟制度。1843年，這項制度年起源于英國，最初是為了制約公司的大股東利用資本多數原則侵犯中小股東利益而給予弱勢方的一項法律救濟措施，以達到保護中小股東權利的目的。逾百年的歷史實踐證明：該制度在公司治理歷史中功能日顯，生命強大，為實現其最初創立的目的立下了汗馬功勞。我國于2005年修改《公司法》時引入了該制度，體現在《公司法》第150條、152條。這反映了立法者的良苦用心：試圖引進世界先進的制度來改變過去公司大股東一股獨大，侵害中小股東權益的局面。但是仔細閱讀法條，卻發現法條的規定過于原則和抽象，只規定了提起股東派生訴訟的原告資格，被告的范圍，卻未有相關的訴訟法規定相配套。這就促使我們去思考：這項制度如何運用到實踐中去?公司作為權利受侵害的一方，其在股東派生訴訟中處于什么法律地位?訴訟的結果由誰來承擔?我國現行《公司法》對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的法律地位語焉不詳，理論的缺位給相關部門處理這類案件時帶來了許多難題。我國的審判案例中有的把公司定位為第三人，有的定位為被告，因此，有必要明確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的法律地位。本文試圖從構建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的法律地位需考慮的幾個參數對該問題進行分析。
　　二、構建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的法律地位需考慮的參數
　　1．參數一：國外對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地位的法律規定
　　股東派生訴訟是運用衡平方法矯正公司核心制度安排不合目的性的產物，那么，股東派生訴訟制度較為發達的美國和日本如何處理公司在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呢?在美國，公司在代表訴訟中居于雙重地位。由于公司拒絕以自己的名義作為原告就其所遭受的不正當行為提起訴訟，它是作為名義上的被告(anominalpartydefendant)而參加代表訴訟的；但同時，該公司又是代表訴訟中的真正原告therealpartypIail1在田。因為如果原告勝訴，直接受益的將是公司而非原告股東。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技術性處理，目的是使判決的效力擴及公司。美國聯邦民訴規則第19條是關于“為了作出公正裁判而合并的必要當事人合并”的規定。該條第1款規定“在如下情況下，可以作為訴訟當事人合并：(1)在他缺席的情況下，現有當事人就得不到完全的救濟；(2)該人提出與訴訟標的有關利益的主張，并且如果缺少他，對訴訟的解決就會出現如下情況；實際上會削弱或妨害他保護其利益的能力……。如果他沒有被合并，法院應命令該人被追加為當事人。該人應作為原告合并，但如拒絕作為原告，可以將他作為被告予以追加……”從上述條文我們可以得知，法院追加公司為當事人，顯然是出于對公司利益的保護。而之所以將公司列為名義上的被告參加訴訟，是因為公司拒絕作原告的緣故。從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發現美國民事訴訟的靈活性。
　　對公司參訴后的地位，依日本民事訴訟法的一般原理，受告知人有三類，即訴訟當事人、輔助參加人，第三者。不管公司作為哪一種參加人，都居于訟爭的原告一端。
　　日本《商法典》規定，公司可以參加訴訟，但在當地延遲訴訟或法院負擔顯著增大時，則不在此限。從該款內容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層涵義：一是公司在股東代表訴訟中可居于訴訟參加人的地位；二是公司可以參加訴訟也可以不參加訴訟。三是如果公司參訴可能使得訴訟拖延或法院負擔顯著增加時，可不許其參加訴訟。日本《商法典》第268條之三第四款規定，如果原被告合謀詐害公司且已形成確定判決時，公司可以申請再審。換言之，公司即使未參加訴訟，對終審判決也有再審申請權。
　　通過以上對美國和日本的股東代表訴訟中公司的訴訟地位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兩國都允許公司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參加訴訟。不同的是，美國是強制的當事人合并，由法院追列公司為當事人，而日本則不是強制的，公司可以不參加訴訟。第二，在美國，由于公司拒絕做原告，因而在訴訟中將其列為名義被告，而日本則將參加訴訟的公司列入原告一端。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對公司的訴訟權利都有一定的限制。
　　2．參數二：我國法學界對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法律地位的研究觀點
　　公司在派生訴訟中應當處于什么法律地位，這是一個理論難題。我國法學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參酌英美公司的立法例，處于方便性和技術性的考慮，將公司列為名義上的被告。
　　第二種觀點認為，應由法院或原告將訴訟告知公司，如果公司參加訴訟，則與原告股東作為共同原告。但對公司的訴訟權利加以一定的限制，使其不能為不利于原告股東的某些訴訟請求等，類似于日本民事訴訟中的“輔助參加人”的地位。
　　第三種觀點認為，公司在派生訴訟中既非原告，亦非被告，而是一種處于獨立地位的訴訟參加人，它基于法律的規定而參加派生訴訟。但它又與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不同，它只是負有必須參加派生訴訟的義務的一方，不享有積極地站在某一方以對抗、幫助另一方的權利，即處于中立的地位。只有這樣，法院有利于公司的判決才能對公司作用。
　　第四種觀點認為，可以借鑒日本的作法，即公司并不當然地成為股東派生訴訟的當事人；但為防止原告股東訴訟行為不當，法律應為公司提供直接參加訴訟的途徑；若公司參加訴訟，應作為共同訴訟的原告，或至少是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還有研究認為，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應當是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理由是，將公司作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參加訴訟，既符合訴訟理論，又與我國現行訴訟制度相協調。首先，所謂無獨立請求權，是指對當事人爭議的訴訟標的沒有獨立的請求權，但案件的處理結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在派生訴訟中，原告股東起訴后，公司即不得就同一訴因提起訴訟，但訴訟結果與其無疑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其次，從訴訟構造上看，在我國訴訟制度中，與股東派生訴訟制度最接近的是債權人行使代位權而提起的訴訟。根據司法解釋，在行使代位權的訴訟中，債務人的地位是第三人。此處被代位人應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3．參數三：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所起的法律作用
　　從根本上講，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能起到的作用，就是決定其法律地位的關鍵因素。因此，需要考察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的作用。
　　根據股東派生訴訟制度的法理，股東派生訴訟是由原告股東發起的，人民法院在受理該等案件時，公司作為有利害關系的一方，其得以享有原告股東勝訴帶來的利益，應當參與到訴訟中。與此相對應，人民法院有法律上的告知義務。那么，是由人民法院通知公司，由公司決定是否參加訴訟?還是強制公司必須參與訴訟呢?鑒于我國《公司法》中對這個問題沒有規定，筆者認為，應當由人民法院強制公司必須參加訴訟，即參加訴訟是公司的法定義務。理由是，若參加訴訟不是公司的法定義務，那么公司的實際控制人、侵權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就有可能操縱公司的董事會，作出拒絕參與訴訟的決議。那么股東派生訴訟就會演變成原告股東與被告侵權人的大戰，而真正的權利受侵害方卻置身事外，但訴訟的最終結果卻要由置身事外的公司來承擔，這顯然不符合訴訟的基本原理。
　　作為被法院強制參與訴訟的當事人，公司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呢?首先，公司不是發起股東派生訴訟的一方，正是由于公司拒絕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才會引發股東派生訴訟，也就是說，在股東提起派生訴訟時，公司處于被告的控制之下，公司與原告股東是對立的。股東提起派生訴訟，其最直接的目的是恢復公司的利益，公司的利益在本質上與股東利益是一致的，但是鑒于公司不愿意自行起訴，就不符合訴訟關系中的原告作為訴訟活動發起者的要求，因此，將公司定為為原告有違訴訟關系的基本理念。
　　其次，公司也不是案件的被告。如果將公司列為被告，根據訴訟法原理，原告與被告處于對立面，原被告之間具有直接的法律關系，但在股東派生訴訟中，原告股東與公司間并不存在實體利益沖突，原告股東不可能對公司提出訴訟請求；并在在原告股東勝訴的情況下，還要判決實質上的被告同樣對作為被告的公司為給付，令人難以理解和接受。另外，股東派生訴訟提起的條件之一就是公司怠于行使訴權，如將公司列為被告，就意味這怠于行使權利也會成為被告，這在理論上難以自圓其說。
　　三、結論：公司定位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綜合考察以上參數，可以得知公司只能是訴訟中的第三人。那么，公司究竟是擔任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還是擔任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適當昵?我國商事訴訟準用的是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因此，考慮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的法律地位，應在民事訴訟法的現有框架中保持一致，而不應試圖突破現有框架，另行創立一種訴訟制度。我國學者主張的將公司定義為訴訟參加人，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突破了我國現有民事訴訟法的框架體系，需要另行建立一種訴訟制度，這在目前的法律體制內有一定難度。筆者認為，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應當是擔任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比較適當。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的當事人，是指以自己的名義，就特定的民事爭議要求人民法院行使民事裁判權的人以及相對人。要求法院行使民事裁判權的人就是提起訴訟的人即原告。其被訴的相對人即被告。從廣義上講，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雖未引起本訴的發生，但因為向本訴原告和被告提出了獨立的訴訟請求，因此也是當事人。一般認為，我國民事訴訟理論中通常提到的當事人有三個特征：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訴訟、與案件有利害關系、受人民法院裁判約束。以上述三個特征衡量，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也應歸屬到我國民事訴訟法當事人的范圍中。
　　將公司定位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是因為，原告股東向法院提起股東派生訴訟，其訴求體現為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對公司的侵害，賠償損失。根據股東派生訴訟制度原理，若原告股東勝訴，被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其他人的賠償金應支付給公司：原告股東有權從公司獲得訴訟費用、損失的賠償。若原告股東敗訴，須自行承擔由此給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他人造成的損失。即原告股東享有程序意義上的訴權，公司享有實際意義上的訴權。勝訴結果歸于公司，敗訴股東承擔訴訟費用。
　　筆者認為，該原理有不合理之處，股東是公司的所有權人，被告的侵犯公司合法權益的行為歸根結底的會侵犯到股東的利益。所以，原告股東提起的訴訟請求可以剖析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原告股東代位公司對被告提起的訴訟請求，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對公司的侵害，并對給公司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另一方面的訴求體現為原告股東對被告提起的訴訟請求，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對原告股東支付的訴訟費、律師費、交通費、誤工費和通訊費等。因此，可以考慮實體意義的訴權和程序意義的訴權由原告股東統一行使，公司作為有直接利害關系的訴訟第三人參加訴訟，公司的獨立請求權是由原告股東代位行使，若對判決結果不滿意可以重新起訴，以此來保障股東和公司及被告訴權的充分行使。
　　在我國的審判實務中，對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的法律地位的處理，不乏成功的案例。如《股東無錫市南長區房地產經營公司等訴恒通公司利用控股優勢地位以低值高估的房產向公司抵債屬關聯交易要求確認其侵權并賠償公司損失案》嗣，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在當時公司法未做規定的前提下受理本起股東派生訴訟案，并本著公平、誠實信用原則作出了公正的判決。由于無相關法律依據，法院在審理本案時，將侵權人恒通公司作為直接被告，而將新江南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更值得關注的是，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在無直接法律規定的情況下，避開了股東派生訴訟的任何法言法語的使用，依據法院先行調查查明的事實，認定被告恒通公司以房產作價抵債的行為屬控股公司對被控股公司實施控制的行為，損害了被控股公司的利益，屬無效行為。與當事人間的過錯及侵權行為人的地位是相適應的，也與我國司法實踐相一致，因為新江南公司也是權利被侵害的主體。這樣處理，既解決了訴訟主體問題，又維護了少數股東及公司的合法權益。
　　考察國內外對公司在股東派生訴訟中的法律地位的學術觀點和實踐，結合我國審判的實踐，筆者認為，將公司定位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是比較適合中國現行的民事訴訟的理論和實踐，不致與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程序產生不和諧，應該更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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