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合理選擇》

[關鍵詞]民主;黨內民主;現代化

　　[摘 要]民主作為現代化的一種內在特質，隨著現代化的全球性展開，表現為一種世界性的潮流。但不同民族國家實現民主的道路、民主實現的具體樣式，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模板，必然是各有自己的特殊性。鑒于中國的特殊國情和歷史，中國現代化所處的特殊階段，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不能離開也不能繞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黨內民主推進社會民主，應看做是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合理選擇。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民主化是與現代化過程直接關聯并作為其內在特質的一種現象，正因為如此，隨著現代化的全球性展開，民主化也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潮流。但正如現代化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統一的道路一樣，不同民族國家實現民主化的具體道路，民主實現的具體形式，政治民主的具體樣式，又必然與各個民族國家的傳統文化、實際國情相聯系并受之規定，不能不帶有各個民族自己的特點。這兩個方面完全是一種辯證的關系，任何只看到或只承認一個方面而否認另一個方面的觀點，理論上都是錯誤的，都會影響到發展道路和發展目標的選擇，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嚴重的危害。

　　一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的兩大創造性發現，而世界歷史理論則是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方法，分析資本運動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而形成的結果。世界歷史理論為我們研究現代化的全球性擴展過程、研究現代性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辯證的復雜關系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分析框架，也是一個更有利于切入現代性問題的“中層理論”。我們過去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由于對世界歷史理論的重要地位缺乏應有的重視，直接訴諸于唯物史觀所揭示的“一般歷史規律”來理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它們之間現實而具體的復雜關系就難以形成合理的符合實際的認識，或者說認識只停留在抽象的層面而難以上升到“具體概念”的程度。理論認識上的失誤必然導致實踐中的迷誤和政策選擇上的搖擺不定，對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具體到民主問題上，由于我們未能站在世界歷史發展的高度理解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過于強調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區別和對立，而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二者都屬于現代文明而與封建****主義之間的根本對立，在這個戰略大三角關系中，不是理性地科學地看待資本主義民主的歷史進步性，借鑒其中的合理因素以防止和克服封建****主義的弊端，而是自覺不自覺地沿襲了中國(封建主義)傳統的思路來理解社會主義并反對西方國家實行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對“資本主義復辟”危險性的擔心遠遠超過對封建****主義“復辟”的擔心，在與資本主義“對著干”的過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與封建****主義結成了同盟。受此影響，也就無法自覺地告別人治社會而轉向民主法治社會，直到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們才真正認識到封建****主義的極大危害性，才開始逐步走上了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道路。

　　現在我們許多人都說民主化是世界性潮流，是世界大勢，這自然是不錯的，可為什么能成為世界性潮流、世界大勢，并不是僅憑著經驗就能夠說明的。從世界歷史理論的角度看，民主化是現代化的內在特質，沒有民主化就不可能有現代化，沒有民主化的所謂現代化只能是一種“偽現代化”。這是因為，現代化既不是如清末洋務派人士所簡單理解的“船堅炮利”，也不是后來不少人理解的以“富國強兵”為指向的“四個現代化”，而是一種整體性的社會轉型，一種從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從以等級制為基礎的臣民社會向以民主法制為基礎的現代公民社會、從狹隘的地域性民族歷史時代向以普遍交往為基礎的世界歷史時代的轉型。現代化在經濟層面依賴的是大工業和自由競爭的市場交換機制，二者結合并相互促進，使得生產社會化即形成了全面的分工和合作體系，全面的需要體系和生產能力;在社會層面，則需要人口的自由遷徙和適度集中，城市化過程構成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由于各種產品、各種資源都成了商品，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換來獲得，使得人們都成了“市民”，市民社會逐漸發育了起來。走出原來“熟人社會”而進人生人社會的相對獨立的個人，面對著陰晴無定的市場風云，面對著同樣是相對獨立的其他個人的競爭，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但后果必須自負，等等。在這種新的條件下，人們的觀念、處理人們之間關系的方式、解決人們之間利益沖突的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撇開情感道德因素而對各種實際利益的精確算計和公開主張，經過平等協商確立的契約、為保護契約****利而對法制的公正性和權威性的要求，從納稅人的角度對公共管理機構地位和功能的契約式理解，基于對公民權利的維護而對國家權力不合理使用的排拒，如此等等，這一切都構成了民主觀念的最深刻最普遍的基礎。如果說，工業化、城市化、世俗化構成了現代化的經濟的社會的觀念的基礎，那么理性化、民主化、法制化則是現代性政治的基本特征或內在特質。盡管可以說在前現代時期人類也有過關于民主的可貴嘗試，如古希臘的城邦民主，但那僅僅是人類歷史上的“靈光乍現”，既不具有“自發擴展”的基因，也根本無法普遍推廣，所以很快就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民主本質上是現代文明的產物，是建立在現代大工業和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市民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由于普遍交往使人們擺脫了人與人的依賴關系而進入人對物的依賴基礎上的獨立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這種國家被“祛魅”后的時代重新確立公共權力合法性的一種社會機制。

　　如果說大工業被證明是人類解決物品匱乏的最有力手段，市場經濟是形成個人的普遍交往和主體獨立性的基本條件，那么民主法制則是解決和舒緩這個時代各種復雜矛盾的合理而有效的途徑，是最有利于使人們過“有尊嚴的生活”的一種保障。正因為如此，民主成為最具有吸引力和“自發性擴展”能力的一種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東西，無論那些尚處于落后、****國家的統治集團如何禁絕和批判這些民主觀念，即使廣大民眾從未接觸過這些觀念，一旦經知識分子們的介紹宣傳闡發，就總是能從內心里親和并擁護這些東西。中國共產黨當年在反對統治的斗爭中，高舉民主的旗幟，從而獲得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擁護，就是典型的例證。在當今交往普遍化、資訊全球化的時代，情況就更是如此。

二

　　“民主是個好東西”，這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的觀念，一種在世界范圍內流行的普遍觀念。然而，這種觀念也最容易成為一種抽象的和理想化的東西，尤其在那些尚未實現現代化、生活中缺乏民主并壓制民主而人們正在努力為實現民主而斗爭的民族國家，就更是這樣。在這些地方和國家，在當今的資訊條件下，由于來自發達國家的各種關于民主生活的信息影像資料，既傳播、擴散著民主的理念，也往往調高了人們對于民主的期望值，很容易把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弊端都歸結為沒有民主的結果，同時又由于沒有民主生活的實踐經驗而對民主問題的復雜性包括一些弊端就缺乏切身的感受，似乎一實行民主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如果我們從世界歷史的視野去看，就會發現，到目前為止，民主制度發展得比較穩健、社會問題解決得比較好的主要還是那些發達國家，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原來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后來獲得獨立的國家中，不少按照宗主國的西方民主模式構建了自己的政治體系，如印度和一些拉美國家，但經濟建設成功的并不多，而階級矛盾、族群矛盾、官員****等問題也長期未得到較好解決，“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社會動蕩、沖突不斷，基本的社會秩序都難以形成。許多人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民主“移植”過程中“水土不服”的問題，用我們的話說是“不能照抄照搬”。諸如此類的說法似乎不錯，但基本都停留在經驗解釋的層面，如果我們深入地分析，就會發現這些說法并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黑格爾曾講過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不是錢幣”，不是拿到就能隨意使用的“東西”，即不是一種有形體的感性的因而能夠占有或擁有的“物件”。當我們說“民主是一個好東西”的時候，我們是否意識到這正是把它當做是一個“東西”，一個能夠隨便“移植”的植物般的“東西”，一個能夠“照抄照搬”的工程設計之類的“東西”?不去反思這個前提是否能夠成立，只在“移植”的過程、在“抄”“搬”的過程中去尋找失敗的教訓，顯然就是本末倒置。至于那些從根本上就不認同民主是個“好東西”，甚至連民主的實質是什么都沒弄清楚就要堅決“拒斥”、“說不”、“絕不搞”這一套的人，如果不是立場有問題，只是表達某種激憤情緒，那他們的觀念更是等而下之，不值得與之進行理性的討論。

　　民主，就其一般本質而言，是一種與“君主”****相對立的現代性文明的價值觀念，一種與自由、平等、****內在聯系又相互支持、相互為用的現代精神氣質，一種基于這種價值觀念和精神氣質的社會治理方式，一種與市場經濟相適應、以市民社會為基礎、以現代法治為支撐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和政治運行機制。我們可以按照領域將民主分為經濟民主、社會民主、政治民主，或是分為民主制度、民主作風、民主習慣等等，但這些都應看做是民主在不同領域不同方面的表現，或者說是民主的不同表現形式，是受著民主的本質規定的制約并表現民主的一般本質的。如果脫離開這種本質的制約而把某種形式如民主作風當做是某種獨立的東西，就會得出一些荒謬的結論，比如說唐太宗能夠與大臣們討論一些問題，能夠納諫所以比較“民主”，比如說封建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國家，對地主階級實行“民主”，這實際上都是把本屬于現代性的觀念當做是超時代的東西到處亂套，是頭腦糊涂的表現，也是“誣古”欺今的表現。

　　孫中山根據他所接受的美國人的思想，曾把民主表達為“民有”、“民治”、“民享”，他所要建立的國家是“民主”“共和”的國家，即“民國”，用當今用得最多也最為普遍的表達，是“主權在民”，“人民當家作主”，這些都表現了“民主”與“君主”的對立，是從國家所屬性質的角度立論的，是從反對“****”的合法性而著眼的，也符合民主運動興起和發展的歷史情況。在“君主”統治的時代，無論這個“君”是有道明君還是無道昏君，無論他是實際上“做主”還是大權旁落，也無論是一個人實行決策的所謂“寡頭****”，還是一群人共同執政的所謂“貴族****”，就整個國家制度的性質來說都是****制度，而其合法性的根據就是“家天下”或“君權神授”的理念。在這種理念和制度下，所有的官吏無非是皇帝或國王的“家臣”，老百姓則是皇家的奴仆，為皇家服役或納稅是老百姓的“本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當資產階級率領第三等級進行革命的時候，這場革命之所以稱之為“民主革命”，就在于它從根本上顛覆了“家天下”或“君權神授”的理念，代之而起的是“天賦****”，“(政治)權力人(民)授”，平等和自由都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誰也不能剝奪的基本權利，國家是人們之間訂立契約的結果，國家官吏靠納稅人的稅款來生活，自然也就是“公仆”，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法國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采取的形式盡管不同，革命后建立的政權形式或政體形式也有所區別，但它們的基本理念卻是一致的。這些觀念并非某個或某些思想家的天才發明，而是社會經濟運動的產物，其最深刻的現實基礎就是大工業和市場經濟成為社會主導性的生產方式，在市場經濟中成長和壯大起來的資產階級再也不愿忍受封建國家的橫征暴斂和貴族僧侶們寄生蟲式的揮霍無度，他們要把國家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把自己的思想賦予“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而“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而言，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余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系，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系的壓力下還不能夠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也就是說，自由、平等、****及其相互聯系的民主思想觀念，一開始并不是欺騙，而是作為革命的旗幟或宣言，作為“社會全體群眾”的觀念至少是他們都認同的觀念而存在發揮作用的。在民主革命勝利、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之后，一方面，這些觀念被寫進了憲法，實現了“人的政治解放”，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其他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產生了沖突，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它又從這些觀念和立場倒退，盡可能只保持其形式的意義，而在內容上進行閹割使其殘缺不全，比如以資產、性別、種族等條件作為人們擁有選舉權的一種限制。只是經過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的各種斗爭，包括“依法”維權的各種抗議、游行、罷工等，才迫使國家取消了這些直接性的限制，實現了一人一票的普選制。普選制的實現是工人階級斗爭的一個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但同時也必須看到，無論是西方國家議會選舉還是總統選舉中，也仍然設計了一些機制，以保障整個國家能夠控制在有產者代表的手中。“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把自由、平等、****、民主這些歷史上首先由資產階級提出的觀念說成是“資產階級的”觀念，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它們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同樣為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所認同，并作為向資產階級斗爭爭取自己的合法權利的重要武器。但是，把普選制當做是“真正民主”的標準也是不對的，是一種從形式上看問題的觀點，盡管說這種形式畢竟是一種歷史的重大進步。至于說到“三權分立”，那更是作為“政體”方面，屬于權力制衡的現代具體形式，并非天然就具有“資產階級的性質”，或者說它本身并不具有階級屬性，這正如市場經濟并不專屬于資本主義一樣。

　　民主的本質與民主的具體形式之間是有差別的，不能簡單地混同，把某一種形式當做是民主本身，同樣的，民主的實現道路也并非只有一條。由于各個國家的歷史傳統和具體國情不同，其實現民主的道路、途徑，其形成的民主的具體樣式，也都會有所不同，是多種多樣的，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由于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先行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亦即所謂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通過不斷試錯的實踐探索出了經濟管理、社會治理、政治運行的一整套經驗，對于后發達國家來說，確實具有某種榜樣的作用，欲使國家現代化而又不去學習借鑒這些現代經驗，或是只學些皮毛以敷衍民眾，固然難以取得應有的效果，但如果不顧自己的傳統和國情，也未分清西方經驗中一般性普遍性的與特殊性個別性的實質內容和具體形式，將其囫圇吞棗地“移植”或“嵌入”到自己國家，幾乎沒有不失敗的。殷鑒不遠，教訓多多，后來者不可不對之進行深刻的反思，慎重地予以對待。

　　三

　　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后，被迫改變“閉關鎖國”政策，與西方各國進行交往，從而被強行“拖進”現代化的進程。一百多年來，屢遭變故，命運多蹇，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終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無主權內無民主、既一盤散沙又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為進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穩定的條件。但由于當時惡劣的國際環境，也由于如上所述的認識上的失誤，加之領導人因勝利而滋生的驕傲和急躁情緒，我們過早地結束了新民主主義階段，建立了排斥市場、消滅商品、違反生產社會化規律的計劃經濟體制，民主法制建設方面不唯乏善可陳，不重視民主法制建設，相反對之采取的是一種虛無主義加實用主義態度。一些領導人，嫌法制太麻煩，束縛手腳，主張靠開會、靠會議文件甚至靠領導人的講話來治理國家，人治的傾向越來越嚴重，直到出現了“大躍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才醒悟過來，改弦更張，走上了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法治國家的道路。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歷史上第一次解決了物品匱乏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帶動了整個社會面貌的根本性改變，廣泛的社會交往，利益分化導致了明顯的社會分層，各種主體的利益沖突增加，公民意識的普遍覺醒，法治觀念的逐漸增強，人們對基于社會公正、民主權利、自由平等的“有尊嚴的生活”的呼聲越來越高，人民大眾對民主法治的要求與因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而未能予以有效改進的社會管理模式、管理機制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政府的公信力和法制的尊嚴在急劇流失，日益增多的“群體性事件”和一些惡性事件就是最明顯的證明。這些確實都屬于鄧小平所講的“發展起來后的問題”，或發展中的問題，也屬于“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但如若不能通過積極穩妥地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找到一種妥善解決這些矛盾的合理方式，而是猶豫拖延，任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斷激化，就可能會危及社會穩定甚至釀成社會動亂的局面，使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成為泡影。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者、組織者、推動者，也是中國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最大政治力量。在當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民主化建設、維護社會穩定，等等，都不能繞開和離開中國共產黨，這不是一種理論推演的結論，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作為一個地理廣袤和由56個民族構成、具有13億人口的大國，又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很不平衡的國家，維護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民族的團結，歷來都是最大的政治問題，也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基本前提，是中華民族發展的核心利益，而若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穩定就難以維持，就很可能出現封疆大吏各自為政、糾葛不斷、沖突頻生甚至導致分裂的危險。自從秦始皇創設郡縣制以來，盡管朝代更替，但“百代都行秦政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展國家，在進行殘酷的國際競爭過程中，面對那些跨國公司的“大鱷”，只有依靠國家力量，才能有效地進行社會動員，集中有限的資源，形成一定的“拳頭”和保護性措施，從而避免被各個擊破的命運。這是從消極的方面說。從積極的方面說，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正處于起飛階段，正在改變既有的國際力量格局，各種國際勢力處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制造摩擦，挑起爭端，對中國實施圍堵，國內的各種矛盾錯綜糾結，到處都存在著顧此失彼的兩難困境，如何消解、舒緩這些矛盾，化解這些爭端，突破這些圍堵，保持這種現代化的積極勢頭，使之能夠平穩持續地進行，至關重要。而沒有一種高于相互沖突的各種社會力量之上、能夠居中調停并起平衡作用的權威，是無法達成這個目標的。在當今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央政府，能夠充任這種權威，而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力量能夠代替這種地位。所以，那種以各種理由要求削弱、消解乃至取消共產黨領導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利于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發展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的。

　　當然，承認這種權威的必要性并不等于認同這種權威的某種行使方式，也不等于就直接承認了這種權威的合法性。民主化要求的實質就在于要追溯和解決這種權威的合法性問題，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建立保護公民權利并形成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機制的問題。在許多人看來，民主就是選舉，只要實行了普選制，這個問題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這顯然是一種理想化的也是抽象化的簡單化的觀點，是脫離復雜的社會條件的一種理論推論。民主化是一個過程，絕不可能一蹴而就。普選需要各種條件，也得付出相當的成本和代價，國家的地域和人口規模越大，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越不平衡，就越是如此。沒有市場經濟發展所達成的統一市場以及各個地區間的密切聯系和“有機團結”，沒有市民社會相當程度的發育所形成的“社會自治”能力的提高和公共生活各種習慣的養成，沒有經濟生活與政治運作的適度疏離所帶來的政治權威對經濟社會生活作用的弱化，以及作用方式的極大轉變，換句話說，當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著政治權威和政治穩定的時候，就進行激進的政治體制改革，貿然實行全民普選，勢必造成整個經濟社會的很大混亂，打斷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甚至造成嚴重的國家分裂的危機。一些后發展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很早就實行了全民普選，但各種社會矛盾依然十分尖銳，族群沖突不斷，官員****嚴重，政府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也沒有什么提高;蘇聯、捷克、南斯拉夫等國家轉軌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動亂、民族分離甚至國家解體，也與其推行激進的政治體制改革有關。這個慘痛的教訓我們必須吸取。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必須積極推進，因為各種社會矛盾、政治矛盾越是壓制就越不利于合理解決，害怕政治體制改革的風險而有意拖延只能造成更大的麻煩、更大的風險，但激進的改革方案也絕不可取。我們認為，以黨內民主推進社會民主，就可以作為一種適合當代中國國情的合理的選擇方案。中國共產黨擁有8 000多萬黨員，且多是各個方面的精英人士，其中知識分子又占了很大比例，都有較強的民主意識及較好的組織紀律訓練。隨著黨和國家領導干部任期制和退休制度的實施，退下來的許多領導干部都還有相當精力和能力，在各個層級黨內生活中都形成一種制約現任領導權力的力量。同時，長期處于和平建設年代、各級干部的年輕化知識化，這些都使得對黨在戰爭年代形成的那種集中領導的傳統逐漸淡化，也難以形成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政治權威人物，民主協商將成為主導的方面。黨內高層對于首先在黨內形成民主制度民主機制，以提高執政能力、合理進行權力制衡以及權力的順利移交，進而以黨內民主推進社會民主基本已形成共識，并被寫進了黨的文件。總體上看，加強黨內民主建設，通過制度化安排加強各級黨代會的作用，完善黨內權力制衡和民主決策的機制，加強黨內監督和社會輿論監督，切實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形成濃厚的民主生活氛圍，同時利用廣大黨員對于社會各個方面各個層次的影響，及其維護公民權益捍衛法制尊嚴的帶頭作用，進而積極推進社會民主制度建設。這樣，就能夠既為民主化培養了骨干力量，也保持了整個民主化進程的有序性和可控性，既在相當程度上保障了黨的領導的權威性，又為進人民主的更高階段打下了堅實基礎。

　　總之，以黨內民主推進社會民主，是目前能夠獲得最大共識且上下都能接受，也最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一種路徑選擇，是處理改革、發展、穩定辯證關系，保持現代化進程良好勢頭的比較合理的方案，是代價較小而收益較大的一種漸進性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式。我們必須順應民主化的世界潮流，順應人民群眾對于建立民主法治國家的普遍要求，從黨內民主人手來推進社會民主，改善形象，給人希望，凝聚黨心，凝聚人心。中國共產黨有8 000多萬黨員，這是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先鋒隊，也是實現現代化建立民主法治國家的骨干力量，切實保障每個黨員的民主權利，發揮其推進社會民主的模范帶頭作用，目標堅定，群策群力，我們就一定能夠像在經濟建設中創造了30年持續高速發展的世界性奇跡那樣，在民主法治建設方面再創輝煌，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