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現代設計思想與國情

自從約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重新定義了現代設計后，加之二十世紀初新藝術運動對于這片土地進行的耕耘，這些最終促成了德國包豪斯這顆現代設計萌芽的產生。
 
 現代設計給了人們新的思考方式，幫助人們建立著一種新趨勢下的生活方式。
 
 但是當現代設計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之后好像總是有些“跑味兒”，到底我們需要一種什么樣的設計？更具體來說現代設計如何為現代中國人服務？生活層面上設計如何改善我們的生活？或者回歸到一個最原本的問題被設計服務的“人們”是誰？論文網 www.lwkoo.cn 畢業論文
 
 無論是約翰·拉斯金、威廉·莫里斯還是包豪斯，在他們設計思想的背后多多少少有一些社會主義色彩。
 
 魏瑪的包豪斯是在社會主義的政府背景下誕生的，可以說是社會主義風潮帶動了包豪斯乃至現代設計思想的形成。
 
 因此帶有一些理想主義成分的社會倫理關系是設計概念得以成型的一個前提，但是畢竟工業設計品是一種與經濟發展關系最為密切的產品，因此這種思想概念越純粹在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產業內部就越發的不適應。
 
 從而使現代設計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調，從“為人民服務”轉向了“為消費者服務”。
 
 可能兩者乍看上去沒什么不一樣，但是在于“人民”和“消費者”當中存在著重要的區別尺度-消費能力。如果拉斯金或者莫里斯看到今天人們的所作所為恐怕又要掀起一場新的運動吧？
 
 “消費能力”是一條殘酷的區別標準，只有為消費和負擔的起的人群思考和服務。首先便將設計師的思維局限在了“物”上，其次又把問題的判別標準定義為“購買行為”。這對于現代設計的影響和局限都是直接而“惡性”的。

“物”的局限 & “經濟權重”

 思維局限在“物”上，就剝離了一部分設計師應有的感知能力和人文情懷。在理想主義和重視社會倫理關系為基礎滋養設計思想的年代人們對于設計的定位在于改善大眾的生活；如今關于重視受眾，體貼用戶的論調不絕于耳，但是真正人們研究的反而是些“形而下”的方面-“交互方式”，“設計方法”，“形態趨勢”。更多的注重在可用性層面，識別層面，所說的整合把控也局限于“物”自身。不僅讓人感慨，先哲們對于設計師社會責任協調社會風氣的考慮逝之遠矣。
 
 諸如此類，甚至在人們看到宣傳“joy design”的時候經常會發出驚異-“原來設計還可以是快樂的啊？”設計不讓人人快樂，就像相聲不好笑的現狀一樣殘酷，從業者們應當為之警醒，如果說相聲的問題在于媒體權重，那么設計的問題很大一部分便來自“經濟權重”。

 經濟的發展原理其實很簡單，依靠于拉動人們的消費發展，新產品層出不窮，為了讓新產品能夠作為消費的目標對象，媒體加緊宣傳，制造商多快好省，市場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設計師也被要求出場來為新產品們喬裝打扮。我很欣賞王朔在于千歲寒中的論斷-“時尚就是變著法兒搜兜”，高度概括直指本源，不僅“時尚”如此，整個消費市場目的所在也如是。因此在各方面強烈積極要求下，設計被直接組織到了整體經濟體系當中，主要工作：促進消費，粉飾太平。
 
 口中說著“以人為本”，“human-centered design”，可連設計師自己的工作都很不像“人”，以人為本從何談起？同時，商業利益卻幾乎成為唯一的設計衡量標準這不應該是現代設計思想發展的全貌。“以人為本”，“human-centered design”這些全是對的，追求商業利益同樣無可厚非，問題在于我們作為一名后進的“設計師”是否能像百年前的的先人一樣，有那么一點兒的社會責任思考？

社會責任思考的回歸

“資本”，“根本”？
 “以人為本”，漢語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內涵，就像易中天先生評點三國中說劉備的“以人為本”是“以人為資本”，而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在于“以人為根本”。追溯到拉斯金和莫里斯的時代，當時工業革命的發展讓工業品大行其道，很多原本社會中間層面甚至下層公民都有機會想享受民主權利一樣享受那些之前不可及的“社會產品”，通過改良工業品的設計思想，將他定位到一種促進社會倫理關系理想化的位置，用新的產品塑造新的社會生活方式，從而解決社會矛盾可以理解成為一個對于那個年代設計的既定的流程。同樣他的作用深遠，直至戰前，具有工業條件的國家公民幾乎都受益于斯。回溯那個年代我們真正的看到了“以人民為根本”的設計思想。因此如果我們將設計師社會責任的思考定義在“以人為根本”，而不是基于商業利益考慮的看做“資本”，也就將社會責任明確為建立一種理想的社會倫理關系，那么這種社會理想倫理關系應當怎么樣被塑造，以誰作為基礎呢？

以誰為本？
 不禁要問我們應當以什么“人”為本的問題。向來為了社會的和諧穩定，一方面人們想到的是要平均社會資源，社會財富但是往往這類“過激”行為很難被內斂的中國社會所良性消化，歷史上一次次“變法”的難產，“變動”的動蕩數不勝數。

 相比之下一種“兼愛”，“博愛”的大同思想應當是更為適用的妙方良藥，在他“兼愛，博愛”的背后我們總是能夠欣慰的看到他們自身對于弱勢群體的傾斜，關注。如墨家的助弱御強，再如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思考一樣，都是從社會弱勢的問題著手解決從而詮釋和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倫理關系。
 
 作為一名設計師，我們的政治素養不比先哲，但是構建一種和諧的社會倫理關系仍是共同的目標。政治家用得是政策，而我們用得是產品。通過產品促進社會和諧的案例屢見不鮮，從當年的新藝術運動到著名的甲殼蟲汽車，但是近幾年我們卻很難找到具有代表性的社會責任為基礎的設計。關注與中國社會的少之更少，我們更多的是聚焦在“物”而研究“事理”，而非注重于“社會”而研究“道理”。因此一種傾斜于社會弱勢群體的關于“社會”的“道理”的思考事在必行，他將為著眼于產品“物”自身，孜孜不倦的設計師門開拓出一片更廣闊的天地，乃至提煉出自身的思想根源。
對于我國弱勢群體的思考
正確對待中西方差異工程師論文發表 
 由于我國國情和西方現狀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雖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被各輛推土機合力削減著，但是所說的“大同”的那一天恐怕還是得從現有的差異性做起。
 
 不僅中國和國際，簡單的說東方和西方的差異千年來一直存在著，而且這些推土機也在千年就開動了。可現狀仍舊有著明顯的差別。
 
 不要說生活行為使用方式，單單從人種上研究人機工程學便可發現東西方人種在尺度上甚至都是存在著巨大差別的。性格上更為明顯，西方人外向，東方人內斂，西方禮節握手，東方傳統是拱手抱拳，一個外向一個內向用力；西方人用刀叉，東方用筷子，一個外向一個內向。這些每天最基礎的日常“下意識”行為尚且如此，社會行為的差異更是毋庸置疑。
 
 因此西方的標準不能照搬于我國，政治思想如此，人文思想如此，現代設計思想也是如此。
 
 我們應當尋找我國社會的代表性特征，而不是被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