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儒家思想何以“活躍”起來了？

人教版新教材必修三《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專題中《明清之際活躍的儒家思想》一課，是高中生學習古代儒家思想的最后一課時。《課程標準》說，“每個專題都從特定的地域或類型出發，反映一個歷史時期的思想文化狀況，每個專題的學習都可以看到思想文化現象的來龍去脈和基本特征”，因此，本專題最后一課的教學要對儒家思想發展軌跡做出系統的總結，才能給儒家思想史的教學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也才能讓學生對儒家思想有一個整體的認知。然而，《課程標準》也在強調明清之際思想家的主張，以致授課過程中，教師基本以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張為核心，這種分散的處理方式容易忽視對儒家思想活躍局面的總體理解，而忽略“活躍”二字，不但這一課所具有的專題地位會產生認識的偏差，或則不能準確認識到明清之際儒學發展的“去脈”以及后世社會思想的“來龍”。
一、根源：儒家思想活躍局面的基因
儒學經歷春秋戰國的形成、漢代的正統、宋明的復興，是一個逐步變異的發展過程。這種變異也是適應社會變化的需要，社會演變過程中不自覺地改造了儒學。歷史進入明末清初階段，社會變化的幅度加快，造成了思想界的波動。這種社會變化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與君主專制制度的強化。
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新興階層提出了新的社會要求。明朝中后期，一些商業城鎮興起，代表了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資本主義萌芽就是在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現的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這種新生產方式背后的市民工商階層也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壯大。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后，新興市民工商階層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們要求打破專制的束縛，打破重農抑商的傳統理念，以獲得充分的發展空間。他們主張的代言人便是思想界的代表，因此，才有民末清初思想界的新變化，它要體現出新興工商業層級的要求。
君主專制的強化激化了社會矛盾，引發人們對這種體制的反思與評判。“皇權的高度強化已經使皇帝本身發生了異化，缺乏制約的皇帝一旦把個人感情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則會造成無法協調的政治沖突，舊有的體制對此不能化解。”[1](p.141)社會發展過程的問題與沖突，專制體制已經無法化解，只能通過強化壓制去處理。所以，會有明朝的錦衣衛制度和清朝的“密折奏事”制度。君主專制通過強化的方式保證其應有的地位，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這種制度已經處于衰敗狀態。它暴露出來的政治的黑暗與不公，勢必引起世人的不滿。社會的急劇變革一方面造成了社會固有道德觀、價值觀的瀕臨崩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大批社會的先知先覺者，他們融人社會變革的浪潮，緊緊把握時代脈搏，對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進行重新估價和評判。他們在對傳統舊價值觀進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的同時，積極倡導一種新的思想，新的價值觀，試圖為社會提供一種新的價值導向，引導社會走出理學的氛圍，走出中世紀的門檻�！盵2]
不過，明末清初，社會表現出來的新變化是令人欣喜的，它開始照射出了近代的曙光，是社會轉型的體征。思想界出現了與理學體系不同的新動向與新主張，順應了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二、本相：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核心
明清之際的儒家代表人物有李贄（1527—1602）、黃宗羲（1610—1695）、顧炎武（1613—1682）和王夫之（1619—1692）。四位歷史人物的思想主張已經顯示出明清社會階段的特定內容，尤其是后三者，堪稱“有思想、有創見、有鮮明個性、有深厚學養的思想家。”[1](p.252)
李贄是明朝中后期思想界的“異端”，他的不滿情緒的真實表達，是給明后期的沉悶社會一支興奮劑。明朝社會依然以程朱理學為官方理論，而陸王心學只是在民間社會傳播。李贄深受王陽明心學的影響，突顯出自己的個性。他首先還原孔子與儒家經典的真實面目。在他眼里，孔子僅僅是位有影響力的“賢者”，不是什么“神圣”，沒有必要以昨日孔子所說的是非作為判斷今天社會是非的標準�！胺蚴欠侵疇幰�，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天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雖使孔夫子復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3]儒家經典，在李贄看來，不過是學者們給予的過分的“贊美之語”，并不是“萬世之至論”。[4]（p.327）他不滿一些理學家對儒家學說的過分渲染，因為當理學成為至高的追求境界后，便失去了其真實的面目，而變得虛無與偽善�！按嫣炖�，滅人欲”，成為一些道學家的口頭蟬，社會效果僅僅是束縛了人們的思想與行為。隨著明朝中后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與發展，人們的思想與行為不愿意被僵硬地制約，這是一種潛在的社會要求。李贄呼之而出，“吃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論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5]人性的正當私欲，應當受到足夠的重視。李贄反對用所謂的“道義”和“倫理”來制約人們的個性思想，提倡尊重個性，滿足個人的發展。李贄的思想是心學體系的一種“變異”，他將陽明心學中的積極一面吸收，并進一步闡述。王陽明向心中求天理的“理想”，變成了李贄肯定“我心”與“自我”的實在。這是心學發展的內在趨向，順應了社會的發展需要。他“反對等級限定、要求平等和發展個性的思想具有強烈的批判特征，這是當時社會急劇變化的現實的反映，具有進步意義�！盵4](p.327)綜合上述，李贄反對封建禮教，批判封建社會傳統觀念，挑戰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預示著社會思想界的變化。盡管這是一種個性突出的個人行為，也盡管這種變化，是在儒學內部發生，屬于儒學內部爭論，不影響儒學的總體地位，但這樣的思想變化本身，確實就是一種思想生動活潑的表現形式。

總結上述，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核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恢復孔子及儒家學說的本來面目。這種意識使得宋明理學從至高圣神的地位下降到“常態”，才會使人們從理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才會有個性自由，才會有對正當私欲的尊重。第二，反對君主專制制度。這種意識使得宋明理學失去維系的對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君主專制的精神支柱就是官方的程朱理學，既然君主專制體制本身不合理，那么程朱理學就不需要也不能夠繼續維系它的存在了。第三，提出做學術的根本途徑。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學術研究即“經世致用”的學術意識，解決了儒學的探究方向問題。儒學不再為君主專制服務，就為解決社會實際的亟待解決的問題服務，而這些問題又是關乎國家、關乎民主的問題，所以這與傳統知識分子“治國平天下”理念并沒有背離。第四，提供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宋明理學認識世界莫過于客觀的“天理”與主觀的“人心”，而唯物辯證的思維方法解決了理學思想束縛而造成的思維缺失。人們的思維一旦打開，理學的思想束縛不攻自破。
三、變異：儒家思想活躍局面的真相
為什么說明清之際的儒家思想是一種活躍的思想局面？解答這一問題，需要聯系儒學的發展歷程，透過儒學的歷史發展進程，可以發現活躍局面的本真。
儒學發展到宋明時期，主要分為兩個流派：即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派沒有實質的區別，僅是追求“天理”的途徑不同，程朱理學強調向外“格物”，陸王心學強調向內“反省”。程朱理學的主要命題大體上是天理的三個特征：“天理”是世界的本原；“天理”是封建道德原則以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天理”是人性的至善境界。眾人要做的就是追求“天理”，即“格物致知”。可見，世人如何認識世界、做什么樣的人以及如何做，都由程朱理學給予規范好了。陸王心學主要是在“如何做”方面與程朱理學產生了爭論。除去一些細微的差異，總體上看，宋明理學統治下的思想是怎樣一種局面，這是問題的焦點。
理學的產生是對儒家學說的又一改進，推動了儒學重新復興，成為社會的正統思想。理學體系是一個完備的思想體系，把社會的萬象都包羅進去了，而且更加有思辨性，使得儒學本身完美轉型，說服力更加透徹，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滿足了統治階層的需要。朱熹希望“人們不僅在思想上具備封建道德的基本要求，還要在生活實踐中時時處處行使合乎道德規范，摒棄一切不合節度的過分的要求和欲念。”[8](p.346)朱熹的本意是要求人們摒棄自身的私欲、邪念，真正的、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墒牵�后世一些理學家過分強調“滅人欲”，人欲不再有“正當”與“邪念”之別，所以到了明朝時期出現了所謂的“道學家”，自稱任何私欲都不能用，可實際上卻做不到。理學的弊端逐漸強化，成為束縛人們思想的“樣板”。王陽明心學思想的形成也多少涉及這一問題。“明中期以來，封建士大夫不滿于朱學的思想禁錮和學術上的呆滯局面，加上明中期以后封建社會的衰落和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個體意識開始抬頭，王守仁的思想也正好適應了這樣的形勢�！盵8](p.397)陸王心學本身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消極性。王陽明叫人向內心求天理，對于個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起到了推動作用�！爸祆浒选�天理’放在人心之外，這樣有利于使封建主義原則凝固化與圣神化，讓人們向頂禮膜拜；而王守仁則把‘天下’放在人心之內，宣稱良知即是天理，這樣就限制了封建主義原則的凝固化與圣神化，而‘天理’一旦與變動的、圣愚皆有的‘心’（意識）相同，這實際上也就埋下了否定‘天理’的契機。”[8](p.397)因此，王學在明朝中后期廣泛傳播，動搖仍然處于官方正統地位的程朱理學，“促進了學術思想上某種相對自由的氣氛”。[8](p.399)但是，王陽明“心學”本身帶有強烈的“禪宗悟道”之意，也是能夠讓知識分子們“禪”于心中的良知，而無法自知。明朝末年，受到“心學”影響的知識分子迷戀于空談“心性”，追求個人的道德境界，把國家大事棄之不顧，朝政黑暗，民不聊生，“心學”研究就不能解決這些實際問題。學者王杰指出：“明中后期，隨著中國封建制度的弊端日益顯露，作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理學體系已變得不能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道德，一般士人沉湎于空談心性，不切實際，不諳時務。理學已經衰變為‘游談無根’、‘竭而無余華’的空洞說教，完全以抄襲‘宋人語錄’及‘策論’為治學圭臬，嚴重脫離社會現實，變成了空疏無用之學，人們對理學產生了深深的信仰危機。”這種局面之下，儒學的發展陷入了困境，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思考。
具體來看，明清之際思想界的活躍局面具有兩個特征：一是自身的變化。儒學發展到明清之際，認識到自身的問題，找到阻礙自身發展的因素，并且有針對性地對此提出建議，謀求改造發展，不是僅僅停留于原地不前了。它在不停地反省批判自身的弱點與錯誤，渴望自身的發展。二是創新的精神。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有一種創新的精神。這種精神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它不再是為了追求理想的空洞的“道德境界”，而是開始用新的思維、務實的治學心態、個性的精神打破外在的束縛，與社會現實聯系了起來，并拓展了學術研究的領域與范圍，無不體現出與宋明理學沉悶的氣氛所不同的生機與活力。
四、歸向：儒家思想活躍局面的評判
明清之際出現的活躍的思想局面，僅僅是在明末清初這一歷史階段，時間并不長久。到清乾隆后，出現了所謂的“考據學”，思想界回歸到漢代“古文經學”的治學路徑上�！扒�嘉考據學”的形成，又使得思想界出現的活躍局面變成消沉，喪失了社會轉型的思想趨向，沒有能夠繼續朝向近代社會轉型的方向和要求前進，也就沒有出現近代西方社會出現“啟蒙運動”那樣的可喜局面。學術界對這種現象深感惋惜，“明清之際這種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隨著清王朝一系列高壓政策的實施，正常的社會發展速度受到外部阻力而迅速中斷，思想文化界遭受了致命的打擊，學風迅速轉向，而轉入了遠離政治的考據一途�！盵2]明清之際活躍的思想局面，是特定歷史社會階段的思想特征。透過這種思想特征，我們可以給予恰當的評價：第一、這種活躍的思想局面的出現，是儒學本身進一步發展的表現，具有歷史的進步性。儒家思想本身有著自我更新的品質，這也是儒家思想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它自身能夠隨著社會需要而不斷發展，盡管會呈現起伏的狀況，但總的趨勢是向前進的。第二、這種活躍的思想局面的出現，推動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商業城鎮，市民階層不斷壯大，這對于社會生活、文學藝術產生了積極影響，明清小說的繁榮就是一種生動的體現。第三、這種活躍的思想局面的出現，推動了西方科技在中國的傳播以及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即所謂的“西學東漸”。有學者已經指出：自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前期，大批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在進行宗教活動的同時，也把西方的科學，如天文、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等介紹到了中國，從而開始了自唐、元以來第三次大規模的西學東漸的過程以及中西文化的溝通與交流。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在繼承徐光啟、李之藻自然科學觀的基礎上，積極吸收西方自然科學成果，對“西學”采取了歡迎的態度。黃宗羲在經世實學思潮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對西方自然科學成果給予了極大關注，并積極投身到這一科學活動的推廣和傳播中，撰著了大量自然科學著作，如《授時歷故》、《大統歷推法》《開方命算》、《測圖要義》等。[2]在當時的條件下，西學的傳播雖然沒有對中國文化產生的重大影響，但是對于思想局面的換新有積極作用�！拔鲗W東漸”也是活躍思想局面的一種體現。第四、明清之際的思想活躍局面為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以及晚清民國的思想解放與學術動向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晚清民國的著名學者梁啟超、章炳麟等，都受到清初思想家的影響。第五、明清之際的思想局面仍然是在儒學范疇內的局部活躍，程朱理學仍然是官方正統，它并不是完成了把儒學導向到一條美好發展道路的任務，因為這種活躍的思想局面僅僅出現在民間社會，整個社會的主體思想沒有發生質變，我們也不能夸大這種活躍局面的實際社會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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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紹侯等主編：《中國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李贄：《續焚書•答鄧石陽》），《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必修三）•教師教學用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