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毛澤東與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

論文關鍵詞： 范文瀾　毛澤東　《中國通史簡編》
　　論文摘要： 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不僅飽含他本人的心血，在史學思想和編纂體系上，還與毛澤東的支持和關注密不可分，這使得這部通史具有時代特色和中國氣派。
　　
　　與以前的經(jīng)學史研究旨趣相比，范文瀾到延安后學術研究重心發(fā)生了根本性轉變，由“為學術而學術”的經(jīng)學式研究轉向為現(xiàn)實斗爭服務。他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之中。有人說：“范文瀾所著《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是繼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fā)展史上的豐碑，開啟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系統(tǒng)地研究和敘述中國歷史的新時期。”［1］（P169）還有人贊譽說：“曾被學術界譽為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編寫的中國歷史，在當代中國史學界的學術界產(chǎn)生過很大影響。 ”［２］（《中國通史簡編·前言》）而他之所以在該領域起到奠基作用，除本人的學術修養(yǎng)外，與毛澤東的支持和關注也密不可分。
　　
　　一、毛澤東是范老編纂《中國通史簡編》的啟蒙者
　　
　　有人說：“40年代初，中華民族的抗日戰(zhàn)爭正處在關鍵時刻，中國人民迫切需要從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文明中獲得充分的民族自信。編著全新的中國通史成為時代的需要。”［３］范老正是于此時到達延安。1940年1月，范老來到延安，主持中央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工作，與毛澤東相見并親切交談，開始了他們長達30 年“學術知音”的友誼。
　　范老的《中國通史簡編》是當時黨的理論宣傳的產(chǎn)物。此時，“黨中央正準備在全黨整風，肅清‘左’傾教條主義的思想影響。毛澤東一再號召全黨，注意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2］（《中國通史簡編·前言》），而范老長時期研究歷史，就成為編纂中國通史的最佳人選。有人說：“毛澤東希望他組織研究室人員編寫一部供干部學習用的通俗中國歷史讀本，字數(shù)要求在15萬左右。范文瀾回去后即作了布置，這就是《中國通史簡編》的編纂起因。”［４］具體寫法采用毛澤東“夾敘夾議”，編纂過程也充分尊重作者意見，而指導思想則是毛澤東的觀點。有人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是范文瀾到達延安之后順利地、迅速地撰成《中國通史簡編》的理論背景。”［５］還有人說：“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理論，是他撰寫《中國通史簡編》的指導思想，成為分析歷史問題的銳利武器，使諸多問題得到順利解決。”［６］總之，無論寫作方式還是指導思想，《中國通史簡編》都受到毛澤東的影響。
　　范老對毛澤東交待的任務也極為重視，并盡全力去做。自1940年8月，范老夜以繼日地寫作，至1941年5月《中國通史簡編》（上冊）公開出版。毛澤東高興地說：“延安物質條件很艱苦，圖書資料也缺乏，完成通史編寫很值得慶賀。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chǎn)黨人對自己國家?guī)浊�年的歷史，不僅有了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tǒng)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于自己國家?guī)浊�年的歷史有了發(fā)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６］“他的《中國通史簡編》資料多，內容豐富，讓人愿意看下去。”1941年底，范老又完成中冊（至鴉片戰(zhàn)爭以前），并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
　　自1952年，范老開始修訂《中國通史簡編》，一、二、三卷分別于1953、1957和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范老對《中國通史簡編》修訂的指導思想也明顯受到毛澤東的影響。正如有人說：“范文瀾把毛澤東這一思想，看作是對待中國古代文化遺產(chǎn)所采取的根本態(tài)度，成為他研究歷史的根本指導思想，并運用這一思想對《中國通史簡編》進行修訂。”［６］范老自己也說：“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chǎn)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里指出：‘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ǎn)。’”［７］（《中國通史簡編修訂版·緒言》）因此，范老遵照毛澤東對歷史文化遺產(chǎn)批判、繼承的態(tài)度，將延安版中國通史進行改編。正如有人說：“范文瀾的史學思想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歷史唯物論，……他的唯物史學義例，從根本上說，總是‘跑不出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始終未能掙脫毛澤東、斯大林的教諭。何以他對唯物史學的補充、修正和引伸，也得到毛澤東思想為保護傘。”［8］（P446-450）
　　正是贏得毛澤東的支持和保護，《中國通史簡編》的修訂才有了其他史家沒有的機遇。在“文革”期間，范老被誣陷為保皇黨，列入被打倒范圍。而此時，他得到毛澤東保護。1966年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大聲地說：“范文瀾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以此公開方式對范老進行保護。此后，范老再也沒有受到?jīng)_擊和批斗。而毛澤東也非常關心《中國通史簡編》的修訂工作。1968年7月20日，毛澤東還派其女李訥對范老說：“我爸爸叫我來，說中國需要一部通史。通史不僅是古代的近代的，還要包括現(xiàn)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觀點，重寫一部中國通史。”曹靖華回憶毛澤東要范老寫《中國通史簡編》時說：“你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不管別人看法如何，你盡管按照自己的看法寫下去。”
　　可見，范老的《中國通史簡編》，無論延安版的撰寫，還是建國后的修訂，都與毛澤東密切相關。可以說，毛澤東是范老《中國通史簡編》編纂的啟蒙人和支持者。
　　二、毛澤東是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編纂的支持者
　　
　　范老作為知名的經(jīng)學史專家已是學界共識。1941年夏天，范老以《中國經(jīng)學史演變》為題，在中央黨校給學員講課。毛澤東也去聽講，并連續(xù)聽了兩次，第三次因病未到。9月5日，在看到范老中國經(jīng)學簡史講演提綱之后，范老便寫信說：“提綱讀了，十分高興，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因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jīng)學，這是第一次。……第三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不知對康、梁、章、胡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吳虞、葉德輝等人否？越是對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學術界發(fā)生影響。”而毛澤東要求對近人批判研究，是范老治中國近代史的直接原因，如有人說：“范文瀾根據(jù)毛澤東所說，將提綱整理出來，連續(xù)發(fā)表在延安的《中國文化》雜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國近代史》一書。”［４］
當然，范老將研究重心轉向中國近代史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在整風運動前所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毛澤東說：“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tài)。應先做經(jīng)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9］（P802）據(jù)此，1943年黨中央組織人力，分別編寫了四部著作。根據(jù)分工，范老調整了《中國通史簡編》編纂計劃，全力準備近百年政治史的寫作。原計劃以五四運動為界，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寫到義和團運動，因抗戰(zhàn)勝利他自延安轉移而終止了工作，已完成的這一部分書稿，題為《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1946年由新華書店出版。可見，面世的《中國近代史》只是政治史原計劃的四分之一。與此前《中國通史簡編》相比，寫作目的與體例都存在明顯的差別。
　　建國后，一方面，范老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進一步落實毛澤東分工合作理念，積極組織各方面的專家，編撰《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范老用10年時間，先后出版《太平天國》、《鴉片戰(zhàn)爭》、《辛亥革命》、《捻軍》、《戊戌變法》、《洋務運動》等10種60冊，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另一方面，他提出的“厚今薄古”得到毛澤東的大力支持。1958年，范老的《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公開發(fā)表。在這篇文章里，范老認為：“厚今薄古與厚古薄今是史學界存在著兩條路線的表現(xiàn)，這里面也必然存在著興無滅資和興資滅無兩條路線的斗爭。不是無滅資，就是資滅無。”［10］（P219）這一提法得到毛澤東的贊賞，毛澤東在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表揚。在會上毛澤東幾次激動地站起來說：“今天我很高興，范文瀾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觀點，他的文章我看了，寫得很好。”正如有人說：“毛澤東在如此重要的中共代表會議上對范文瀾的文章大加贊賞，這無疑是對范文瀾歷史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對他的鼓舞與鞭策。”［４］另外，范老還撰寫了《辛亥革命：三條路線斗爭的結果》、《偉大的五四運動》、《金田起義一百周年》、《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和《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等，無一不是在為編纂中國近代史做準備。
　　總之，無論是《中國通史簡編》還是《中國近代史》，其編纂都既飽含范老本人的心血，又與毛澤東的提倡和關注密不可分，并且從史學思想和編纂體例都受到毛澤東的影響。這也使得范老的中國通史具有了時代特色和中國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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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局.范文瀾集［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