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傷害案件中附帶民事原告人訴訟請求權若干問題探析

　　論文關鍵詞：故意傷害　案件 民事訴訟 請求權
　　論文摘要：故意傷害案件在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占有較大比例，故意傷害案件的被害人如何通過附帶民事訴訟來實現自身的訴訟權益，被害人的訴訟請求范圍、實現權利的途徑，被告人賠償的方式等問題在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同的認識，本文就以上問題做了以下論述和分析。筆者在本文的論述的故意傷害案件中附帶民事賠償權利人請求權是實體法上的權利。其法律特征是1、訴訟主體特定性。2、訴訟請求范圍受限性。3、行使請求權時間的寬泛性。筆者建議在立法上應明確為被害人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期限是刑事案件立案以后，最遲應在一審庭審前提起，以防止其權利行使過于隨意。在適用法律的方面筆者認為有以下特點：1、適用民事法律的有限性。2、證明標準的雙重性，認為故意傷害案件的被告人無罪不能等同于被告人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在審判實踐中尚未統一的問題上著重論述了對在逃的被告人是否可以缺席判決的問題。和受雇人被人傷害的訴訟請求權的選擇問題。筆者認為對在逃的被告人不能缺席判決。理由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不能等同于單一的民事訴訟，影響著刑事案件的審理期限，若進行公告送達導致提起公訴的被告人羈押期限過長，為最大可能保護受害人訴訟權益，建議在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救濟，一是鼓勵在案的被告人進行全額賠償，將附帶民事賠償情況作為量刑情節。二是允許在逃的嫌疑人歸案后自愿賠償。在受雇人被人傷害的訴訟請求權的選擇問題。不主張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將雇主與被告人作為共同被告進行審理，并對不真正連帶責任做了粗淺的探討。
　　《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故意傷害案件在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占有較大比例，故意傷害案件的被害人如何通過附帶民事訴訟來實現自身的訴訟權利，被害人的訴訟請求范圍、實現權利的途徑，被告人賠償的方式等問題在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同的認識，本文就以上問題做一粗淺的探討。
　　一、被害人訴訟請求權的法律特征。
　　佟柔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民法學.民法通則》一書中，闡述請求權的概念時指出:“在法學上最初請求權與訴權不分”[1]。史尚寬先生認為，請求權與訴權不同，訴權為保護請求權，請求權雖常與訴權相隨，然訴權為公權，促成國家司法權之啟動，而請求權則為私權也。[2]在審判實踐中，對于故意傷害案件的被害人提起的訴訟請求是按照訴權還是按照訴訟請求權對待，也存在著模糊認識，筆者認為，故意傷害案件的被害人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請求的內容是人身損害賠償之債的給付之訴，即侵權損害賠償之債。那么，訴權就是訴訟法上的權利，在性質上屬于公權，權利人行使權利時指向法院，而請求權則為實體法上的權利，權利人行使權利時指向被告人或致害人。[3]因此筆者在本文的論述的請求權即是故意傷害案件中附帶民事賠償權利人的實體法上的權利。
　�。ㄒ唬�、訴訟主體特定性。附帶民事賠償權利人是指基于被告人或其他致害人的損害事實，有權請求損害賠償的受害人。按照被告人或其他致害人的損害結果的形態區分，分為死亡結果和身體、健康受侵害（重傷和輕傷）的結果。賠償權利人包括直接受害人和間接受害人，需具備以下條件:（1）具有民事訴訟權利能力;（2）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損失;(3)有權請求賠償，即對于犯罪造成的損害具有實體權利.除直接受害人作為原告主體外，還應包括被撫養人和近親屬。[4]被撫養人是指廣義上的被撫養人，以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和喪失勞動能力又沒有其他生活來源的人為限。近親屬的范圍應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之五的規定：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5]。
　　（二）、訴訟請求范圍受限性。受害人遭受人身損害，因醫療支出的各項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包括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住院伙食補助費、必要的營養費，賠償義務人應當予以賠償。受害人因傷致殘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支出的必要費用以及因喪失勞動能力導致的收入損失，包括殘疾賠償金，殘疾輔助器具費，被撫養人生活費，以及因康復護理、繼續治療實際發生的必要的康復費、護理費、后續治療費，賠償義務人也應當予以賠償。受害人死亡的，賠償義務人除應當根據搶救治療情況賠償上述的相關費用外，還應當賠償喪葬費、被撫養人的生活費、死亡補償費以及受害人親屬辦理喪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誤工損失等其他合理費用。但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附帶民事賠償范圍只包括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遭受的物質損失，并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的規定，排除了故意傷害案件被害人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法律救濟途徑，故其訴訟請求范圍不同于一般的一般的人身損害賠償的侵權糾紛，其范圍受到限制。
　�。ㄈ�）、行使請求權時間的寬泛性。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害人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根據這一行使請求權時限的原則性的規定，有一種觀點認為，被害人行使訴權，既可以在偵查機關，也可以在公訴機關和審判機關提起，只要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隨時可以提起。筆者認為，上述觀點有失偏頗，在審判實踐中，司法機關應根據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應當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審判決宣告以前提起。理由是若允許被害人在一審宣判后允許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將破壞刑事訴訟的二審終審制度，即被害人若在二審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在二審已經終審，但附帶民事訴訟卻是一審，被害人與被告人又均沒有對附帶民事訴訟的上訴權，導致刑事訴訟與附帶民事訴訟的分離，失去了設立附帶民事訴訟的意義。根據現有的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若將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限制在一審宣判前，在司法實務中，也存在諸多不便，如刑事審判審限比較短，在刑事庭審結束后被害人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勢必形成二次開庭，重新給被告人答辯、舉證等期限，延長審理周期的同時對被告人的羈押期限也相應延長。故筆者建議在立法上應明確為被害人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期限是刑事案件立案以后，一審庭審前。并規定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審判機關有責任和義務告知被害人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提起的時間和方式。在司法機關完成上述告知的司法行為后，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最遲應在一審庭審前提起，以防止其權利行使過于隨意。

　　二、審理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適用法律的特點。
　　附帶民事訴訟的性質是一種民事訴訟，這種訴訟活動，必須以刑事訴訟活動的存在為前提，在適用法律上具有以下特點：
　　（一）適用民事法律的有限性。故意傷害案件被害人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在適用法律上應適用《民法通則》等民事實體法律和《民事訴訟法》等程序上的各項法律及司法解釋。但是，由于故意傷害案件的被告人的致害行為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違反了兩種法律，既觸犯了刑事法律有觸犯了民事法律，就要承擔兩種法律責任。雖然在刑事訴訟中一并解決，但兩者不能互相替代。故意傷害案件的被告人除承擔賠償損失的責任外，一般還要付出被剝奪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代價[6]。因此在適用實體法律上，所保護的僅是直接的物質損失。在適用程序法方面，因附帶民事訴訟從屬于刑事訴訟的特點，在地域管轄、級別管轄、送達、期間、審判組織等方面均要遵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例如對故意傷害案件被害人提出的訴訟主張的舉證期限，因刑事案件審限的特點及被告人被羈押的客觀實際，筆者認為，不能適用民事訴訟中所適用的舉證的相關規定。
　�。ǘ�）證明標準的雙重性。在審判實踐中，故意傷害案件大多為公訴案件，公訴機關所提交的證據大多是指控被告人故意傷害犯罪事實的證據，其證明的對象為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和罪輕罪重以及如何科以刑罰，而故意傷害案件被害人所舉證的大多是被告人侵權的人身損害行為是否成立，和物質損失是否存在及物質損失多少的證據，其證明的對象是被告人應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和確定被告人賠償范圍和數額的問題[7]。這就存在著在刑事訴訟中經控辯雙方庭審質證的證據是否可以直接作為附帶民事訴訟證據使用的問題，一種情況是經法院庭審質證認證的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附帶民事原告人就減輕了舉證責任，其訴訟權益極大可能得到保護和實現。另一種情況是若經法院庭審質證認證被告人無罪的證據，那么刑事訴訟的證據能否作為附帶民事訴訟證據使用呢？筆者認為，應具體案件具體分析，前提是故意傷害案件的被告人無罪不能等同于被告人不承擔民事責任。無罪既可能是主體上犯罪時是否達到刑事責任年齡，或者犯罪事實存疑推定無罪等情形，但是針對被告人無罪的刑事訴訟的審結，不能直接推定被告人不負有民事賠償責任，刑事訴訟審判證明標準適用的是“排除合理懷疑”，但民事訴訟審判適用的是“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或者在事實真偽難辨的情形下選擇的是哪一方的證據存在優勢，因此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經質證認證后被告人無罪，這些證據并不必然轉換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證據。應結合庭審中全部質證、認證的證據進行全面分析，并依照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進行判斷和采信。
　　三、審判實踐中尚未統一的問題
　　（一）、對在逃的被告人是否可以缺席判決的問題。在審理故意傷害案件時，會經常遇到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有一人或數人在逃的情況，不但影響著刑事訴訟案件的事實認定，同時也影響著故意傷害案件被害人訴訟權益如何實現的問題。在審判實踐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對沒有歸案的致害人是否可以缺席判決。第一種觀點認為可以缺席判決，理由是，只要故意傷害案件的被害人提起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人民法院就應按照原告人訴什么審理什么的原則，依照民事訴訟的有關法律規定對在逃的嫌疑人列為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進行審理，在送達方式上可以進行公告送達，并且此種審判方法不違反法律規定還有利于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第二種觀點認為對在逃的被告人不能缺席判決。理由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不能等同于單一的民事訴訟，影響著刑事案件的審理期限，若進行公告送達導致提起公訴的被告人羈押期限過長，對被告人明顯不公平。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并認為，若依照第一種觀點可對在逃的嫌疑人缺席判決會帶來以下問題，一是除導致刑事訴訟審理期限過長，延長被告人羈押的情形外，還存在著在逃的嫌疑人是否構成犯罪和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問題，不能保障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質量。二是若允許此類案件的缺席判決，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如存在原告人申請財產保全和先于執行等請求，會因在逃的嫌疑人不能及時提出抗辯，可能導致執行回轉或國家賠償的發生。三是若附帶民事訴訟進入二審程序，一審判決尚未發生法律效力，若對在逃的附帶民事被告人再進行一次公告送達，顯然對羈押的被告人不公平。那么如何最大可能的保護故意傷害案件的被害人的訴訟權益呢？筆者建議對被害人的訴訟權益的保護可通過以下三種方式予以解決。一是鼓勵在案的被告人進行全額賠償，將附帶民事賠償情況作為量刑情節。附帶民事賠償與量刑問題不能截然分開，并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綜合予以考慮[8]。使被害人的物質損失能在歸案的被告人的訴訟中盡最大可能的實現。二是允許在逃的嫌疑人歸案后自愿賠償。若將附帶民事賠償與量刑的關系予以考量，那么在逃的嫌疑人歸案后可能因以前在案的被告人的全額賠償而失去主動賠償表明其認罪和悔罪態度的機會，也會相應失去從輕處罰的酌定情節。雖然這種做法可能會使被害人得到重復賠償，但這種做法既是緩解了刑事附帶民事判決執行難的問題，也有利于刑事被害人受到的人身損害較一般民事人身損害后果嚴重，在物質上予以補償，彌補精神損害不能得到救濟的現狀，更有利于被犯罪行為侵害的社會關系得到修復。并且被告人的主動賠償也應視為其對民事權利的自行處分。當然，對于情節嚴重，主觀惡意深，社會影響極壞的案件要避免出現“花錢買刑”的負面效果，應從嚴掌握。三是對故意傷害案件中的對在逃的致害人的訴訟時效予以從寬掌握，在被害人將在逃的被告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后引起的訴訟時效的中斷，司法工作人員有義務進行全面的釋明，對在逃的致害人多年以后歸案的，被害人的物質損失沒有得到全額賠償的，對賠償義務人的訴訟時效的抗辯不宜作為審理的內容。

　　（二）、受雇人被人傷害的訴訟請求權的選擇問題
　　受雇人在從事職務行為中被人傷害，其請求權是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向刑事被告人主張還是向雇主主張賠償責任,或者在附帶民事訴訟中是否可以將雇主作為共同被告進行審理，筆者認為，故意傷害案件的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對雇主請求權與對被告人的請求權是分別獨立的，如果賠償權利人對雇主、致害人同時主張權利，雇主與致害人之間承擔的應是不真正連帶責任�！蹲罡呷嗣穹ㄔ喝松頁p害賠償解釋》第十一條已明確規定了“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遇受人身損害，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傭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員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雇主承擔賠償責任。雇主承擔賠償責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钡�故意傷害案件中被告人對被害人是直接侵權，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適用過錯責任原則，而雇主對受雇人是承擔轉承責任（替代責任）適用嚴格責任。因此二者法律事實不同，一個基于直接人身損害，一個基于雇傭關系存在，法律關系亦不相同。受害人求償之訴具有選擇權。因為雇主責任和被告人侵權行為在性質上不同，權利人可以分別請求，但是否可以共同請求雇主與致害人作為共同被告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承擔賠償責任呢？筆者認為在現有法律對不真正連帶責任沒有做出明確規定的情形下，不宜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作為同一案件審理。不真正連帶責任是指數個債務人基于不同發生原因而對于同一債權人有同一給付標的數個債務，因一個債務人的履行而使全體債務歸于消滅。雇主與故意傷害案件被告人基于不同原因對受害人形成債的關系，雇主與罪犯所形成之債而且偶然形成，給付內容相同，二者債務的清償不分比例，雇主與被告人均有全部清償義務，一旦一個債務人清償了全部債務，債權人再無權向其他債務人清償，按照史尚寬的觀點：“就是同一責任人之履行則全體責任消滅�！币虼嗽诠室鈧�害案件中刑事被告人是債務的終局責任人，《解釋》規定了雇主的代為追償權。因終局責任人與代為追償權利人在賠償方面沒有先后順序（若有先后順序則為補充責任），因此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判決的確定責任難以表述，造成執行困難。不宜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一并審理。